吴郡的陈遗，非常孝顺。他母亲喜欢吃锅巴。陈遗在衙门做主簿的时候，常年带着一个布袋子，每次煮饭，就把锅巴存起来，回家的时候带给母亲。后来碰上孙恩打过来，太守袁山松当即下令出征，陈遗积攒好几斗的锅巴来不及送回家，就带在身上打仗去了。后来战败，军士们都溃散逃入山林，有多人饿死了，陈遗却因为那些焦饭而活下来。人们认为这是对他至孝的回报。
陈遗，实在不是什么著名人物。刘孝标注为“不详”，《孝子传》说是“吴郡人，少为郡吏。”
孙恩字灵秀，原籍琅琊，家族随东晋南迁至会稽，世奉五斗米道，东晋末年起义军首领。关于孙恩的发家史，以后应该还有机会说。根据《晋书》的记载，本则故事应该发生在晋安帝隆安五年。
袁府君即袁山松（崧?），当时为吴郡太守，负责建守沪渎垒抵御孙恩。沪渎垒在上海旧青浦镇西，宋时已塌陷入吴松江。
《孝子传》和《南史孝义传》里还提到，陈遗的母亲以为他战死，哭瞎了眼睛。等到陈遗回到家里，拜见母亲，他母亲的眼睛立刻就复明了。
我并不喜欢这样的故事。好像冥冥中注定，你做的每一件好事一定会有好报。一但并没有这样的好报，又叫人怎么面对呢？
之所以写这篇，是因为比故事本身更精彩的，是余嘉锡的笺疏：
考《世说》所载多魏、晋之事，其下逮宋朝者，不过王谧、傅亮、谢灵运数人而已，皆名士之冠绝当时者。遗南土寒人，仕才州郡，独蒙纪录，裦然为一代称首。盖因其纯孝足贯神明，不以微贱而遗之也。自中原云扰，五马南浮，虽王纲解纽，风教陵夷，而孝弟之行，独为朝野所重。自晋至梁，撰孝子传者，隋志八家，九十六卷；两唐志又益三家，十九卷。其他传记所载，犹复累牘连篇。伦常赖以维系，道德由之不亡。故虽江左偏安，五朝遞嬗，犹能支拄二百七十余年，不为胡羯所吞噬。至于京洛沦陷，北俗腥羶，而索虏鲜卑，亦复用夏变夷。终乃鸱鸮革音，归我至化，而其国亦入版图。胡汉种族不同，而孝乃为人之本。然则处晦盲否塞之秋，而欲拨乱世反之正者，其可加之意也哉！大意是：
《世说》里所写的人物，大多是魏晋之际。下至刘宋，不过几个当时数一数二的名士。像陈遗这样一介寒门，官只到郡吏，却被记录下来，是唯一的一个。这正是因为他的至孝。东晋以至南朝，华夏民族虽然偏安一隅，朝代更迭，但能不为北方少数民族所吞并，而北方虽被占领，却能教化夷狄，归为我国。都是伦常与道德的力量。越是乱世，越应该重视道德，来拨乱反正。
我们知道，任何人的任何文字、任何言论都不可能全然跳出它的时代局限性，也不该因为时代局限性而被完全否定。带入时代背景去理解，才更能体会其中真意。
在《世说新语笺疏》前言里，周祖谟写到
七七事变之后，北平沦陷，作者在南旋途中读《世说》，深有感于永嘉之事，以为后人之看待今日，正犹如今人之看待往昔。所以著此书的用意在于砥砺士节，明辨是非。于是我们就懂得余嘉锡对王祥、华歆之辈和对罗企生、陈遗一类人物的褒贬之殊异了。
因为打算写读书笔记，我买了多个版本的《世说》。发现其中一本书，把余嘉锡的上面这段话中的前半段稍译作白话文直接写出来，未说明是否引用；接着后半段又以“余嘉锡说……”开头。这种取巧的行径叫人略为不耻。
如果某则故事，的确不能体悟到新的见解；或者前人所注已经十分全面，无可增添，那就只引用好了。把综述装饰成论文，实在不是什么高明的事。
当然，这只是对作者来说节义有失；对于读者来说，只要内容好，还是有价值的。
相比之下，仅仅做生硬的翻译，甚至还错误百出，那简直就是浪费人力物力的垃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