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小读唐宋词常存一疑窦,晚唐李商隐何以不作词?以他的高华才情,以他的灵心慧性,倘若赋词,必在温、韦之上。他若赋词,唐五代词的发展也许会是另外一种格局。因此李商隐之不作词实在是晚唐词坛的一大遗憾,至少我一直这样固执地认为。后来,读到缪钺先生《诗词散论·论李义山诗》谓:“
李商隐
在李商隐之前,卢纶曾有一首以“无题”为题的七律,究竟是作者有意取此题还是原题亡佚,编集者所加已无从确认。但“无题”在卢集中仅此一例,而李商隐集中标以“无题”的作品近二十首,显然是有意为之。这些作品有明显的特点,大多以爱情相思为题材,风格细美幽约,哀感顽艳,文辞精丽,声韵谐畅。李义山之赢得后世青睐的原因至少一半得归之于这些华美的“
爱情相思
无题诗中部分诗作的寄托较明显,如“重帏深下莫愁堂”、“八岁偷照镜”之类;也有一部分纯是写男女之情的,如“照梁初有情”之类。但还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则历来聚议纷纭,所谓“寄托在有无之间”的,令人难于把握。于义山诗深有研究的陈伯海先生在论及“无题”时有过一段精论,颇有助于我们对“无题”诗寄托状况的思考:在腐朽势力的重压之下,他的匡救国家的心愿,终竟只能化作一曲如梦如幻的相思。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这就必然要在他的爱情相思的绝唱里捺下深深的印记。爱情的歌唱与人生的感怀融成了一片,从相思的苦痛中曲折地透露出时代苦闷的心声……王蒙先生自八十年代后期也倾心于义山诗,且时有发人深省的论议,如:“
爱情诗意境
(《对李商隐及其诗作的一些理解》)这观点与陈伯海先生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确实,对无题诗我们无需一定坐实某诗有政治寄寓,某诗是纯写相思。我们应该明白,像李商隐这样一位具有强烈政治热情的诗人,在自己的理想抱负遭受挫折与打击后郁郁无助的心境中,即使是爱情题材的作品,也难免有与政治、人生相关的悲剧印迹。这似乎不仅适合于诠解义山“
爱情诗意境
这倒是指出了李商隐“无题”诗中所写爱情与其他诗人的判然不同之处。实际上这也真是李商隐“无题”最动人心魄的魅力所在。从爱情题材的作品看,“无题”确是攀上了一个高峰,《花间集》中偌多抒写相思的篇章实无法与“无题”同日而语。这样看来,有了“无题”,李商隐即使不作词似也无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