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逍遥于天地间，帝力何有于我哉”，在上古时代人们往往有如此的理念。于是在尧舜时代，便有许由洗耳的故事。庄子对此做了形象的阐述，尧想要把天下禅让给许由，许由不仅对尧冷嘲热讽一番，还到河边去洗耳朵，认为听见这种关于政治的话简直就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因此自己逃到深山老林中隐居终老。隐士传统自始就是与政治相关联的，隐士往往也是比较排斥政治参与的。
然而韩非子却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说明，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很多看似高尚的行为不是人真的多么高尚，而不过是社会发展的形势使然。何以言之？韩非子举例说，在上古时代，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当官真正是“为人民服务”，无异于一种苦役。因此，禅让不过是想逃脱苦役，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并且，上古时代人口较少，物质资源相对充足，无需竞争。但是到了后世则不然。人口越来越多，相对物质资源越来越少，竞争则成了必然。而当权者却掌握了大量的资源，因此人们便很难再去禅让辞官。因此所谓的禅让隐居，不过是人们理性的选择罢了。当然，对于后世的人们来说，如果能真正做到轻于去就不为名利动心，那就更显得人品高尚。因此，在人们的印象中，隐士往往也是淡泊名利的高人。
譬如战国时代的鲁仲连，胸怀大志腹有良谋。在强秦围赵，赵国束手无策准备帝秦之时，鲁仲连一番慷慨陈词，使强秦为之后撤五十里从而解了秦军之围。为此，平原君赵胜欲以千金为鲁仲连寿，鲁仲连说：“所贵於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于是辞去，终身不复见。高尚的人格由此可见一斑。
再如，东汉时期的严光。在少年时代，严光和光武帝刘秀是同学。后来刘秀起兵之际，严光还曾相助。后来刘秀登基称帝，而严光却选择了归隐著述。刘秀念及少年同窗之谊，欲召严光就官，苦于严光隐姓埋名而无迹可寻。后来就派人给严光画像按图索骥，终于在富春江边看到有人反穿着羊裘垂钓，才发现此人就是严光，因而才把严光接到了洛阳。晚上，光武帝刘秀和严光又和少年之时一般同榻而眠，严光也不客气，睡觉时就把腿压在刘秀肚子上。以至于第二天，太史官上奏称有客星急犯帝星，而刘秀笑说那不过是因为我俩睡在了一起罢了。后来刘秀又想授官给严光，可是严光还是推辞不就，归隐于富春江。后来范仲淹写了《严先生祠堂记》称颂严光：“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可见，严光的高风亮节也是很受后人推崇的
在后世文学中，和隐士联系最密切的往往要数山水田园诗人，二者几乎是等同的。山水田园诗的兴起，在魏晋南北朝之际。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要而言之，第一，战乱的连绵不断以及政治的黑暗，使士人对于政治失望而远离（仕途受挫也是原因之一）。第二，“人”的发现，使人们开始追求关于政治以外的生活的意义。这其中，贯穿在里面的是深层思想的变化。在魏晋之前，儒家内圣外王的传统是主流，也是士人们毕生的追求所在。而到了魏晋之际，随着儒家的衰落，道家玄学的兴起，人们在政治之外发现了更有意思的东西，这就是生活。而山水田园则是生活的诗意所在。虽说，在此之前的隐士往往是排斥参与现实政治的，然而，士人出世入世之矛盾，和现实政治之间必然是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关系。
归隐与否，本来是人的自然选择，正常的参与政治，是无所谓可耻与否的。心存君国入世为政，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也是值得称赞的。问题在于虚伪。明明是醉心于功名，却把自己打扮成淡泊名利从而沽名钓誉，就不那么厚道了。因而隐士之可贵，正因为有真假之分。比如对于严光之归隐去就，也不是完全无懈可击的。宋人有首诗说：“一着羊裘便有心，虚名传诵到如今 。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 是真名士自风流，然而真实本色，又何其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