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年在各地演講,經常聽到這一類的問題:
“如果再活一次,應該如何安排人生?”
“如果重念大學,你會選什麼系,修什麼課?”
“如果讓你再度謀職,你會改變行業嗎?”……
問題很多,涉及交友、婚姻、養育子女等各個方面。
換言之,許多人都希望能有機會,重新開始一段生活。
1 “新”生活的幾種可能
在我看來,一段“新”生活可以有四種情況:
第一,是生理上的“新”。
譬如,在運動之後洗個澡,疲倦之後睡個覺,很快就恢復了精神,可以重新投入日常工作。
第二,是心理上的“新”。
譬如人生成長跨進新的階段,由小學上中學,由中學上大學,由學校進入社會等;
我們每邁入一個新的人生階段,都會被稱作“新鮮人”。
至於改變身份與環境,如搬家、移民之類的活動,也會使人有重新開始的感覺。
第三,是志節上的“新”。
譬如國父孫中山先生原本立志習醫救人,後來決定革命救國;
又如史懷哲原本學的是神學,後來再念醫學,到非洲救人。
一旦選擇了新的志向,就會產生不凡的動力,有如青少年懷抱希望,在起跑點等待鳴槍,準備全力衝刺。
第四,是信仰上的“新”。
亦即心靈獲得光照與啟發,脫去舊的自我,真正重新做人。
一般人所接觸的,主要集中在前兩種;
第三種要靠自我實現的堅定信心;
第四種則要由機緣在主導,往往可遇而不可求。
2 我的“新”生活實驗
關於開始“新”生活,我有一段難得的經歷。
1997年,我被選派往荷蘭“國際亞洲學研究院”,擔任第一任“歐洲漢學講座教授”,並在萊頓大學教一門儒家的課。
這樣的機會實在讓人興奮,因為正好可以從以往的生活節奏中解脫出來;
並可以把自己這些年所學,在全新的環境裡,做一番實驗。
去荷蘭時,我只帶了簡單的衣物與幾本上課必備的書籍。
我希望自己眼光向著未來,讓自己像白紙一般,可以重新開始一段生活。
如何開始呢?
首先,在對自己方面,我的要求是“單純、規則、效率”。
生活中,三餐以簡單為主,與人來往也是求其低調,順其自然。
每天固定做的運動,包括晨操二十分鐘,以及上下學的三十分鐘走路;
在研究室從九點到下午五點半,專心於學術工作;
晚上則找時間寫些生活心得的小文章。
如此,持之以恆,效率自然提高。
我真正在荷蘭的時間總共只有七個多月,其間完成了孔子哲學研究的大部分,約十五萬字;
《論語》譯解完成了四分之三;有關荷蘭的生活小品也寫了一本書的分量。
就此而論,我覺得相當滿意。
3 何必吝於稱讚?
其次,在對別人方面,我的原則是“禮貌、尊重、關懷”。
我在荷蘭沒有老朋友,荷蘭當地的學者與工作夥伴,都是新結識的。
別人與我初識時,我的一言一行是他了解與判斷我的主要依據;
那麼,我期待別人對我有什麼印象呢?
譬如,我在“國際亞洲學研究院”的工作進展順利,必須歸功於該院的同仁與秘書在行政方面的配合與支持。
每當院長請我對他們提意見時,我都誠懇地表示自己的滿意。
我的意思是:當別人做得不錯時,何必吝於稱讚?
何必在稱讚之後,加一句“不過,如何如何”?
4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第三,對工作方面,我的態度是“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所謂的“懼”,不是害怕或恐懼,而是指極度謹慎,以致好像過於緊張似的。
保持戒慎之心,才能好好籌劃,以求順利完成任務。
我在研究院的工作包括三項:
教書、學術演講與籌辦小型國際會議。
教書是本行,不致有何差池;
學術演講主要靠自己準備,先寫好英文稿,臨場就不會慌亂。
籌辦會議比較麻煩,我為此學會了使用e-mail,與十幾位學者通訊頻繁,並且多次電話聯繫。
最後的結果算是中規中矩,沒有什麼意外狀況出現。
5 “新”生活實驗的結果
第四,對事件方面,我知道自己是過客而不是歸人,所以抱著“與人為善”的心態去因應。
所謂“事件”,就是幾個人因為某些事情而生出恩怨。
這在一般的社會生活中是難以避免的。
也許是熱心過度,我總覺得人生在世有緣相會,何不好好相處?
因此,看到身邊許多新朋友之間有些小誤會,就儘量為雙方說些好話,設法調節雙方的關係。
大概因為我的身份是教授,在世俗的觀點來看有些分量,因此在協調朋友間的誤會時,往往可以產生正面的效果。
這時,我就不怕麻煩,設法盡心盡力去做。
離開荷蘭之前,朋友三五成群,輪流做東為我餞行。
有一晚,大家談得盡興,我也道出了心聲:
“人生難得在異國相逢,真是何其有緣。
這一年與大家交往,受到諸多照顧,所見所聞皆為可喜之事,彼此相處也算怡然欣悅。
我們是來自世界各地的華人,能夠在此相談甚歡,宛如深具默契的老友,好像人生原本可以如此輕鬆而愜意。
那麼,誰說我們不能長期甚至一生,都成為好朋友呢?”
現在想來,這幾句話可以作為我在荷蘭這段“新”生活的實驗結果。
荷蘭一年的“新”生活,調整了我的心靈旋律;
使我對自己、對別人、對工作、對事件,都有了新的思考機制與因應程序;
也使我更接近自己所訂的生活目標——任真而從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