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后,文献记载中首次出现了“玻璃”一词,但似乎仍然是指天然之物,同时文献中关于琉璃的记述也在增多。
有学者将《武林旧事》中有关五色琉璃灯和大食玻璃官窑瓶的记载视为琉璃与玻璃分别用于称呼国产和进口玻璃制品的肇始,但与此同时,多数记载仍然在沿袭颜师古有关真假琉璃的讨论。
戴埴《鼠璞》认为“今用青色琉璃,皆销冶石汁,以众药灌而为之。始于元魏,月氏人商贩到京,能铸石为琉璃,采矿铸之,自此贱不复珍,非真物也。博雅以琉璃为珠,近之”。
高似孙《纬略》“所谓琉璃者,谓其如玉也。若以石铸之,曾何足珍”。
在这一片陈陈相因之中,程大昌在《演繁露》中的一段论述,可谓清夜闻钟：
汉西域传閒宾国有琥珀、流离。师古日:《魏略》云大秦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绀、红、紫十种流离,此盖自然之物,采泽光润,瑜于众玉。今俗所用,皆销治石汁,加以众药,灌而为之,虛脆不实,非真物。案流离,今书附玉旁为琉璃字。师古之记流离是矣,而亦未得其详也。
《穆天子传》曰:天子东征,有米石之山,凡好石之器于是出。天子升山取采石焉,使民铸以成器于采石山之上。注云:米石,文采之石也。则铸石为器,古有之矣。颜氏谓为自然之物,恐不详也。
东坡作《药玉盖诗》曰:铅煮白石,作玉真自欺。东坡谓“煮”即《穆传》之所谓“铸”,颜氏之谓“销冶”者也。然中国所铸,有与西域异者:铸之中国,则色甚光鲜而质则轻脆,沃以热酒,随手破裂。至其来自海舶者,制差朴钝,而色亦微暗,其可异者,虽百沸汤注之,与瓷、银无异,了不损动,是名番琉璃也。
《穆天子传》所见的最古老的记载中,强调琉璃自古皆为石铸,无自然生成者。更难能可贵的是还指出了国产与进口琉璃之间的差异,即国产者色泽光鲜但不耐寒暑,进口琉璃钝朴黯淡,但经得住骤冷骤热,这一认识不见于以往任何史料,恐怕只能来源于程氏同时代的社会经验知识。
根据安家瑶的推测,这很可能跟当时的中国工匠还不能很好地掌握退火技术有关。
不过在当时及后世的知识界中,程大昌的新见仍然只能算是异类。元代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中路嗣恭平岭南献唐代宗琉璃盘时,大段引用了程大昌《演繁露》“琉璃”条的文字,但自己又说,“余谓路嗣恭所献者,盖师古所谓大秦琉璃自然之物,否则代宗何以谓之至宝哉?程大昌考之不详耳”“。否定了程氏关于琉璃的新论,并且还不经意间给出了判断的依据,即天然所生的才是珍贵的。
晚至明代,包括颇为当时鉴赏家所重视的《格古要论》、公认为集古代工业技术之大成的《天工开物》和以考据精赅著称的《物理小识》在内的当时知识界仍然在沿袭真假琉璃说,前贤所引甚详,此不赘述。
而最终真正确切解释琉璃的本质的文字,来自清初出身博山琉璃世家孙廷铨写的《颜山杂记》中的琉璃部分。他从制法的角度,第一次简明又不失全面地给出了琉璃的定义:“琉璃者,石以为质,硝以和之,礁以锻之,铜铁丹铅以变之。非石不成,非硝不行,非铜铁丹铅则不精,三合而后生。"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或许是受玻璃制造世俗化的影响,宋之后玻璃的称呼进一步增多,例如药玉、瓘玉、罐子玉、硝子、料(器)等,这些名称多来自对当时玻璃的特性及制法的认识,而与之前的壁流离、琉璃、颇黎等并非同一系统。
元代,在专门服务于皇室的内府手工业系统中设瓘玉局,与浮梁瓷局、玉局提举司金银器盒提举司、玛瑙提举司等同属将作院诸路金玉人将总管府,很可能专门生产玻璃器。瓘玉一词到明代被罐子玉所取代。
李时珍《本草纲目》“水精,药烧成者,有气眼,谓之硝子”。“料”“料器”也出现于明代,如《徐氏笔精》“料丝灯”条:“料丝,出滇南金齿者胜,询之土人云以玛瑙紫石英诸药品捣为屑煮如粉,必市北方天花菜点之方凝即缫为丝,织如绢状上绘山水人物,诸色极晶莹可爱,以煮料为丝,故名料丝。”
后来这一表达被现代考古学借鉴,将发掘出土物中似玻璃(多数情况下无法肯定其质地)的色彩鲜艳的小件遗物称为“料器”。
唐宋时琉璃还有一个含义是用来指代琉璃釉陶器,多用“琉璃瓦”来称呼。尤其是宋代《营造法式》已经详尽记述当时烧造釉陶砖瓦的原料配方、生产工艺、产品规格和耗料标准。金元时,琉璃器物则改称为“玻璃”,大概因琉璃釉陶器发展较快,用琉璃称呼玻璃器不太合适,大约从那时开始,琉璃逐渐指琉璃瓦。元代曾设大都四窑场以“营造素白琉璃砖瓦”。及至明清,琉璃指代施釉器尤其是建筑构件的做法更为普追,但一般还是习惯跟建筑构件的名称连用。
总之,中国古代对于琉璃的理解,主要涉及三种质料,一是指自然宝石,这是其本义,二是指玻璃,三是指釉彩,凡使用釉彩的陶瓷器(包括建筑构件),都称琉璃。
汉代以来,关于“琉璃”的解释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肯定“壁流离”像玉而不是玉,为自然之物;二是与西方国家相联系。人们解释一些名词时通常是根据自己现实生活中看到的物质来比喻形容,从考古发现来看,汉代以后玻璃虽不断出土,但并不多见,而汉唐人只能使用当时的词汇解释,所以即便古人自己心里明白,今人也无法看懂。历代文献对于玻璃称谓讨论可以归纳出比较明确的线索,即多数争论都围绕着“真假琉璃”展开。
虽然中国很早就造出了有自身特色的玻璃,但外观差异很大,从未达到与外来物可比较的技术水平,所以外来玻璃并不被认为是本土自制玻璃的同类,也就保存了音译之名,而本土自制玻璃甚至没有独立的名词,这是真假琉璃之争的认识根源。
另外,受审美及使用习惯的影响,玻璃始终不曾被大规模生产与普及;而外来玻璃一直奇货可居,在很长的时间内只有统治阶层中的极少数人才有机会见到,这一方面助长了当时知识界在描述外来玻璃时的神秘化倾向,另方面又陈陈相因,不断沿袭颜师古对于琉璃的判断,杂凑古注以成己见。
传统史料所反映出的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对于琉璃是什么的抵牾,其实是从文献入手展开讨论所必然要面对的局面,因为当时人自己对于这一命题原本也是不清楚的。
当现代考古学兴起后,我们大可不必费尽心机猜测古人的话的真正含义和是否可信,早期文献上被怀疑是指玻璃的“琉璃”等名词不过几个字,而且同部书及其注疏对此的解释还时有矛盾。
既然古人也未必十分清楚,今人又何必轻信呢?与其让古文献使现代人理解时产生混乱,莫不如跳过矛盾的文献记载,采用考古学方法直接观察研究地下出土遗物。玻璃在古代中国的兴衰发展,必须主要依赖现代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