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五年，五十五岁的曾国藩在家书中对曾国荃回顾了他平生的五大耻辱：
一为秀才考试被考官公开批责，因为文理不通被“悬牌批责”。
二为皇帝让准备“日讲”的事情，他因“画图甚陋”遭京中同事讥笑。
三为向咸丰皇帝仅见改革，触犯京中权贵的利益，被“京师权贵唾骂”。
四为长沙初战太平军告捷，出台恐怖政策稳定社会治安，却因动了别人的奶酪，差点让闹事的兵痞杀了，怎曾国藩决定“打脱牙和血吞”。
五为江西的困顿让他与兵权失之交臂，后复出成为晚清实权者。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有起有落，人的一生有起有落是正常的。
有一个人物和曾国藩一样，人生经过三起三落，从原点回到原点，这个人就是路遥著名小说《人生》的高家林。
路遥的《人生》最让人难忘的是扉页那句脍炙人口的名句：“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
这本书最早发表在1982年第三期大型文学刊物《收获》上，后来被翻拍成电影，84影版《人生》厚重历史情景让许多年轻人效仿。
“任往相爱的人并没有再一起，反而单一喜欢人，却再一起一辈子。有人说婚姻是一场奢侈的投资，留恋这一份奢望，人人却希望去酝酿。”
高家林和巧珍、黄亚萍之间的恋歌就此展开。
高家林为了理想放弃巧珍，我们都有一个疑问，如果高加林没有被举报，他和黄亚萍能否走到最后？
01爱情中认真的人先输，爱情敌不过现实的诱惑
刘巧珍喜欢高加林很久，但因为高加林受过教育、做小学教师就没有敢高攀，一直将这份爱埋在心里。
后来加林被迫下岗，巧珍不顾爸妈的反对，不顾村里人的嘲笑，勇敢而坚决地和高加林在一起，支持高加林，安慰他受伤的心。当高加林接受了她的爱情，她对于高加林更像是仆人服从主人、母亲疼爱孩子。高加林要她刷牙，她就刷牙。
巧珍得知高加林要去县城也不加以阻挠，被抛弃之后也不吵不闹，最后甚至还求姐姐的公公高明楼帮加林谋得教师职位。
《双城记》中所写：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是谁，而是因为和你在一起的时光让我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意义。有句话说，在爱情中先主动的一方已经输了。巧珍主动追高家林，她她就已经输了，她在爱情中失去了先机。
爱情不会平等，巧珍竭力在维持她和高家林的爱情，处处迁就他，为他着想，自动降低了自己的定位，让自己在这段感情中变得低微。即使她知道自己即使可能会输，依然全心全意认真地爱高加林。
当爱情的天秤偏向一方，另一方只能无条件妥协。高家林决定放弃这段感情，巧珍在天秤的另一方只能放弃。
张克南对黄亚萍的隐忍、从不发脾气，即使被甩还是拒绝告发高加林，只想黄亚萍能够过得幸福。
尽管张克南知道二人之间的差距很大，但还是爱上了她，默默地爱着。
一个字叫傻,两个字叫痴情。痴情的一方注定伤得最深,自古痴情终成空。
巧珍和张克南的爱表现太明显，被高家林和黄亚萍捏在手里，变成了伤害他们的筹码。
巧珍对高加林的认真，输给了高加林对前程的憧憬。
张克南对黄亚萍的认真，输给了黄亚萍心中自认为她对高加林的爱。
02附件条件的爱情，筹码失效时会一败涂地
黄亚萍和高加林在高中时候是同学，两个人都读过许多书，志趣相投。但因为高加林回到农村，黄亚萍也就觉得和高加林应该不再会有任何关系了。
在高加林以新的身份再次踏上县城之路后，让黄亚萍认为高加林才是她最适合进行“灵魂交流”的伴。
黄亚萍懂得关键的时刻，握住高加林的心思需求，直击高家林无法拒绝，“能去大南京那种大城市发展的机会"。
高加林出身农村，民办教师的职位被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给取代了。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社会的变革期，在当时的社会，城乡差别待遇，城市人的傲慢，农村人的自甘命运，想要在社会中有更好的立足之地还是需要在体制内寻找机会，但是这种机会只存在于上级的命令安排中，因此一个人想要出人头地实际上是非常难的。
学习让他们不能够很好回去适应农村的生活，他们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留在城市。
高加林想要得到城市户口，就必须和黄亚萍结婚。
刘巧珍虽然能带给高家林温饱和陪伴，可是满足不了高加林的精神上需要。黄亚萍有学识和见识，穿戴和谈吐中尽显气质，这种女性美和人格的魅力，吸引了高加林。
亚萍和高加林在高中时经常在一起谈论各国文学、诗词，因着共同的爱好，他们的精神追求十分契合。高加林在县里做通讯干事后，对待工作异常努力，白天参加抗洪救险、采访，很快就成了当地有名的人。
黄亚萍在县里的广播站工作，重新燃起了对高加林的爱慕。
她爱的是有了物质基础和高大的外表形象的县城通讯员高加林，而不是农民高加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的爱是有条件的。
高加林高加林选择了妥协，选择用这段爱情来撬动理想。
从个人成长的角度，高加林为了前程攀上黄亚萍，抛弃了真正爱他的巧珍，爱情成了他人生事业的垫脚石，注定他的爱情不会太长远，也不会修成正果。
建立在利益之上的爱情注定无法长久。黄亚萍在高家林有了物质基础后，才选择和他在一起，她用“前途”和“未来”为筹码，来获取高加林的青睐，她让她和高家林的爱情从“交易”开始。一旦黄亚萍的筹码分量不足，或高家林失去物质基础，她和高家林本就不平等的爱情产生裂缝，触及临界点就会崩塌。这个临界点就是高家林的农民身份。
03门不当户不对的爱情之火，注定会熄灭
高加林与黄亚萍的爱情，建立在拆散黄亚萍与其旧情人张克南的基础上，正当高加林踌躇满志，准备再上事业的新台阶时，张克南的母亲告发他走后门进城工作，使得他不得不重回那片生养他的土地。
高加林被举报走后门然后被撤职后，黄亚萍找到高加林时，高加林对着黄亚萍说到：
我们现在应该结束我们的关系，我已经不可能了，我已经又成了农民，我们无法在一块生活。
高家林被举报后主动找黄亚萍分手，他认清自己的内心，更接受了以后他要以农民的身份生活。
黄亚萍没有确定自己的生活原则，才会陷入自己抉择两难的矛盾中， 她在严峻的生活考验中无所适从。她既爱高家林又怕他当农民，她不能为了爱情嫁给一个农民，她吃不了农村的苦。
黄亚萍的父亲是县武装部长和县委常委，可谓是生在官宦之家。她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兴趣广泛。文学、音乐、绘画，国际问题都有涉猎，可谓博学多才。
黄亚萍是个具有浓厚小资情调的“现代女性”，在恋爱方式上追求现在的罗曼蒂克式：中午去水潭游泳，戴着墨镜摊在沙滩上晒太阳；傍晚到东岗消磨时间。她身穿上海出的时兴衣服，按照自己的审美观打扮高家林。
高加林明显的感觉到与黄亚萍有一种很大的隔阂，这种隔阂却不是学历和见识的隔阂，而是来源于生活中。
高家林出身农民，这是他无法改变的事实，黄亚萍从骨子里看不起农民。
高家林不过是高家村普通的高中毕业生，父母更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悬殊的家庭社会地位，不在同一水平线上，这与当时八十年代讲究门当户对的观念相悖，他们的爱情注定不被认可。
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中写道：当一个人面对一个他无法应付的问题时，出现的便是自卑情结。
高加林有才华、有理想却被人替代了工作，失去民办教师的身份。
他去了县城却被举报打回原生大队。
他向往大城市，有"联合国都想去"的理想，但他找不到理想的道路。
他本该继续努力，并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但他经历回到土地—离开土地—回到土地，在现实面前，他不知道是否有坚持下去的意义。
因为骨子里自卑，所以高加林虽然理想远大，也还是在现实中丧失了自我。他不相信，反而怀疑自我，最终最后落得悲剧收场。
阿德勒认为：一个人表现出来什么样子，就是他潜意识做出的“利己”选择。
高家林放弃巧珍，选择了黄亚萍。
黄亚萍在她的骨子里，潜意识里，都是瞧不起农民的，除了她爱上的高加林；她认为一名有文化有才能的男人取一名没文化的农村女人，是不幸的。
她是一个“重权衡”的女人，有着当时社会上的“知识分子”身上特有的那种高高在上、高人一等的臭毛病，认为与不识字的人结合是对知识分子这个身份的侮辱，是一种自我毁灭的行为，却缺乏一种换位思考、深入环境体会的思想。
黄亚萍仅以分手的方式给张克南写一封信，她只是同情和可怜张克南，在爱情上完全不顾及张克南是否会受到伤害。
托尔斯泰说："如果爱一个人，那就爱整个的他，实事求是地照他本来的面目去爱他，而不是脱离实际希望他这样那样的⋯⋯"
黄亚萍却是任性的，她大部分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自配高家林，要他服从她，遵从她的“罗曼蒂克式”浪漫恋爱方式。
就算高加林没有被举报，后来与黄亚萍成功在一起。黄亚萍也会遇到一个又一个的“高加林”，高加林也会遇到一个又一个的“黄亚萍”。
两个人性格上的差异，一个盛气凌人的任性，一个是不甘心受人摆布；，一个“凤凰男”和一个“傲娇女”，中间存在着永远无法弥合的罅隙。
高加林希望摆脱其农村，想得到刘巧珍对自己真挚和不受约束的爱；同时高加林向往着“黄亚萍式的城市生活”，可是却厌恶其黄亚萍的任性。
高加林的爱情观是“前途高于爱情”，只要符合他的志向，对他追求的生活有帮助，就可以与其一起生活。
黄亚萍的爱情观是“利己主义爱情”，她的父亲是县武装部长和县委常委，家境比刘巧珍家更加殷实。当两个利己主义的人，今后遇到更利己的爱情和生活，也一定会一拍而散。
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依旧是山，看水依旧是水。
书中所写：“生活总是这样，不能叫人处处都满意。但我们还要热情的活下去。人活一生，值得爱的东西很多，不要因为一个方面不满意，就灰心。”
农民出身的高加林不甘愿只能刨地生活，他一心想跳出农村的围城。几次想逃离农村，却最终能陪伴他的只有农村。
高加林回到原点，但又不是原来的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