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自由，毋宁死”，这是诗人的言语。存在主义哲学的言语则是“无选择，等于死”。
我们的文化一定程度上鼓励服从，鼓励丧失自我，而压制精神独立，所以太多人的心处于没有重量的状态中。
在武志红的小说中他读研究生时的同学徐凯文在北京大学做过许多次危机干预，干预对象是有自杀倾向的大学生。他说，先做到一点就可以将他们从死亡边缘拉回来。
这一点，他说是“‘打死’父母，孩子就可以活了”。
他的意思是，让父母在孩子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些孩子就可以暂时取消自杀的念头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
因为，很多孩子的自杀倾向，看似是攻击指向自己，其实真相是，指向父母的愤怒被压制了。只要这愤怒能重新指向父母，对自己的攻击就会停止。
除了心理学，我们的世俗氛围、伦理学、哲学乃至政治都不会支持一个孩子对长辈表达愤怒，而只会要孩子感恩，最后孩子的愤怒很容易指向自己。
同时，与此相伴随的是，我们的文化一定程度上鼓励父母、老师与各色权威，控制孩子，剥夺孩子的选择权。
所以，这并非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这是一个社会的悲剧。
这种悲剧，我们将越来越熟悉，因为孩子自由选择的空间会越来越少。
如果事情重来，如果我们有机会，如何可以拯救一个徘徊在自杀边缘的孩子？这可分为几个步骤：
一、让他明白，抑郁很可能是对愤怒的压抑；
二、帮他发现，愤怒从何而来；
三、学习表达愤怒，若愤怒果真主要是针对父母，而父母也愿意，让父母主动向孩子认错；
四、重新认识到父母对自己的爱、自己对父母的爱。
要最终的拯救，必须达到最后一步；若只是想化解自杀的动力，让他学会表达愤怒是最为关键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