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防控疫情中一些与外籍人士有关的事件引发社会关注：上海一位有疫情严重国家旅居史的“洋女婿”入境后不愿意被隔离，当地居委会非但不强制其执行，反而帮其做工作开绿灯，还将此事作为“正面事例”宣传；在一个集中隔离点，一些外籍人士频繁索要咖啡、果酱、西餐巾等不必要物资，导致工作人员频繁穿脱防护服，疲于奔命。这些事刺痛社会敏感的神经，引发又一轮对外籍人士享受“超国民待遇”的强烈反感。
胡锡进：我给上海居委会“优待”英国女婿的故事打零分
上海一名英国女婿拒绝集中隔离，最终由居委会想出“两全其美”的办法，使他“如愿以偿”，最终得以居家隔离。这个故事被当地媒体做正面报道后引起强烈反响。
老胡想问的是，如果一名普通中国人拒绝集中隔离，可以这样变通吗？如果可以，就应广而告之，只要有独立住房，就可以不去集中隔离点在家隔离，此法适用于中外所有人士。
如果这种变通不可以，那么对不起，那名英国女婿就不该有此特殊待遇，他就应该无条件配合，前往集中隔离点住14天。如果他不配合，应由公安机关强制其配合，哪用得着居委会负责人帮他想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
外防输入，必须一视同仁。希望各地基层政府和居委会的骨头都硬一些，别一见到黄头发蓝眼睛的老外就打怵，坏了防控的质量，也伤了中国老百姓的心。
怕老外是中国不少人的心理，给他们“超国民待遇”就是这种心理潜移默化的外在表现。由于很多老外在中国人生地不熟，属于客人，周围的人对他们在生活层面多照顾一些，老胡并不反对。但这种照顾不能与制度相冲突。
上海三泉路517弄居委会的这个例子，大家在防控规定上对那名英国女婿做了让步，这是对原则不应有的变通。在基层，由于情况很复杂，很难保证这种悄悄的变通绝对不会发生。然而令老胡诧异的是，当地一家媒体居然把这当成积极的例子加以报道宣扬，这就太不像话了。这算什么价值观？让老胡怎么说他们呢?
如果那个居委会和相关报道者就觉得这样对待洋女婿好，为此骄傲，罢，由他们去。但问题是现在抗疫当前，一视同仁是必须绝对遵守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够堵住可能的漏洞，确保对入境者隔离14天的质量。
上海居委会对那个洋女婿变通居家隔离，再进行如此宣扬，是会产生误导的。作为高度关心外防输入的一个媒体人，老胡坚决给这个故事打零分。
疫情面前没有国界，必须让“超国民待遇”走开！
当下是抗击新冠肺炎、严防疫情输入的关键时期，在隔离政策方面为外籍人士“开后门”，不但妨害社会公平，更侵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利益。这些事件引发了网民的愤怒情绪，值得我们警惕。
其实，即使没有疫情的因素，“超国民待遇”现象的存在也早已不合时宜了。我们要看到，这一提法最早来自经济领域，很大程度上是“外强中弱”历史格局的产物。除了列强入侵的历史记忆，在改革开放早期，中国经济十分弱小，为了发展经济、招商引资，外资进入中国可享受税收等优惠政策，那时就产生了“超国民待遇”的说法和争议。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强大和法制不断完善，建设一个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成为现实要求。随着2008年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的出台，外资享受“超国民待遇”的政策被逐渐扭转，时至今天已成为一段历史。今天的外资外企，基本是作为中国市场主体的平等一员参与市场竞争。
我们还要看到，今天的中国社会与改革开放之初在对外交流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今天的中国人，每年有1亿多人次走出国门游走于地球村，许多人具有全球化的广阔视野，内心更为自信自尊，面对外籍人士已能自如地平等交往。而外籍人士来华则从早期少数素质较高人群为主，转向大量素质参差不齐的人群，与中国普通百姓生活的碰撞也更为普遍和多元，其所影响的社会利益、所激起的社会反响也日益复杂。在这样的格局变化之下，外籍人士享受“超国民待遇”在中国社会已显得格格不入，令人难以接受。近来一系列社会热点事件，包括外国人居留条例，以及疫情防控中“内外有别”的做法，之所以招致大量批评之声，原因正在于此。
可以说，在中国社会取消外籍人士的“超国民待遇”已是普遍要求、大势所趋，逆这一社会潮流而动必然导致不良影响，作为制定、执行政策的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不可不察。其实，这也是国际通行做法，同时也符合外籍人士的长远利益：与特殊待遇相比，一个平等的法治环境和社会文化更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更能让包括外籍人士在内的全体公众受益。
病毒面前没有国界，世界各国在防控疫情方面正在走向步调一致，尤其是防止输入、隔离病毒方面，中国的一些做法被广泛借鉴，这不是什么“抄作业”，而是尊重科学的举措。对新冠病毒的科学研究还在路上，我们目前只有严防死守，对所有人员必须一视同仁。只要入境，都必须进行集中隔离，不能有“特殊待遇”。我们呼吁，各地不要再搞什么特殊情况和超国民待遇了！防控政策不能有漏洞，否则前期成果很容易付之东流。所谓的“超国民待遇”，应该像病毒一样被拒之门外，就让它在中国社会消失吧！
（素材来源/胡锡进微博、半月谈 编辑/张艳娟 江北新区融媒体中心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