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中國剩女”丟人丟到國外了

先說明,這裡的丟人的,是“剩女”這個詞這個現象,而不是這個語境中的她們本人。

隨著經濟發展,幾乎所有的社會,都會出現結婚率下降,離婚率升高。

很簡單,因為女性參與到社會分工中去了,有了養活自己的能力與機會。

她們對婚姻的需求,不再是為了討一口鍋吃飯,而是出於對親密關係的高質量的追求。

前面一個理由失效了,那就沒有人再急吼吼地,抓破頭完成這個“任務”了。

人們放慢了腳步,擇偶期自然變長,也有的人乾脆把這件事,直接從人生清單中去掉了。

看看日本的單身率有多高,有社會學家預計,到2035年,日本將有一半的人口是單身者。

北歐幾個國家,現在非婚生子女的比例已經達到一半,這是我國人口專家梁建章的新書《人口創新力》裡面提到的。

就是一個客觀事實,一個發展規律,不是隻有我們一家。

然鵝,只有勤勞勇敢的我國人民,發明了“剩女”做個詞。

把結婚率下降,視為一種事故的責任(而非發展的必然結果),一股腦兒推到女性身上。

把獨立、自由、強大的女性,只要是沒結婚的,統統用這個詞汙名化。

這個說法,這個現象,可是隻有我們一家。

現在老外也知道這個詞兒了,翻譯成“leftover women”。

第一聽到這個詞,是我在美國遊學,跟當地同學晚宴的時候。

有對中國文化感興趣的外國朋友問起這個詞,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就覺得很難堪。

我不覺得自己丟人,而是我們發明了這個詞彙丟人。

反而對方很大方地講,“如果說漂亮,成熟,自信,有想法的女孩是剩菜的話,那我願意翻遍冰箱把她們找出來。”

最近,有兩位以色列女導演拍攝的紀錄片《中國剩女》上線,聚焦三位典型的leftover women,經過四年的籌備與拍攝完成。

丟人丟到國外了吧。

我看到兩分鐘,就感覺生理性不適了。

她們不是宋茜那樣的,她們就是生活中的你我她。

第一位被跟拍的女律師華梅,是全片著墨最多的一位,因為她太“典型”了。

她決定去某相親網站找顧問,結果全程被DISS:你不算漂亮,年級很大了,你年級還不大嗎?你還要求那麼高……

而她只提出了,“受過良好教育”、“尊重女性”這麼兩個要求。

兩人小心翼翼,又劍拔弩張地辯論了一番,最後她哭喪著臉出了門。

跟平時在客戶面前的她,判若兩人。

後面各種熟悉的衝擊波,持續不斷襲來。

華梅回到農村老家,毫無疑問地,進入被全家逼婚模式。

“不結婚就是不正常,只有不正常的人才不結婚。”

“再幸福,那都不叫幸福,沒結婚就不叫幸福。”

“我們家誰都結得了婚,就你不行。”

“我們家每個人都好,就是你不好,只有你叫爸媽操心。”
“你再不結婚,我都不敢出門,鄰居問起來,不知道該怎麼說。”

不管你在CBD的時候,是Judy,Jennifer還是Amenda,回到農村老家,你都是二丫,小嫚和招娣。

諷刺的是,在這個農村家庭的五個孩子中,華梅顯然是最有希望的那個。

她考上了北京的大學,成為了律師,留在大城市生活,交了一大批朋友。

然而擇偶依然是件難事。

殘酷一點講,她的氣質外形性格,都離傳統審美中“女性化”的模式相去甚遠,不符合國內大部分男生的口味。

她顯然不是大眾爆款,也不知道自己的小眾市場,應該定位在哪裡。

一度她也搞不清楚,是不是需要親密關係,為什麼需要,為什麼不需要。

她以一種絕望的情緒,跟全家人講,我就打算單身了,我不覺得找對象有什麼好。

可是回到城市,她依然去了相親角,去了廣場上的單身聯誼活動,去了付費相親網站。

就像她在朋友的聚餐中,不允許別人對她家人有一句否定,而她自己心裡,其實明明知道家人觀念不對,一樣的矛盾。

說明她依然存有對親密關係的渴望。

只是華梅的身上,集中了當代國產優秀女性擇偶的所有難題。

她抓住時代機遇,靠自己奮鬥出來,離開了原生環境,有了中產職業。

那麼原生環境的擇偶市場,她是不可能回去了,否則本末倒置。

新的環境,北京的中產階級市場,又必然一眼看穿她的農村背景,挑剔她的外在條件。

一個是本人的向外發展意識,一個是外界的擠出效應,註定她在北京的擇偶之路,只會越來越逼仄。

而這條路的逼仄化,遲早全方位地影響她的工作生活狀態。

環境對她的挑剔和否定太大了。

連她去公園相親角,報出律師這個職業,都會有老太太說,“不敢找這麼個媳婦,懂法律的,我們弄不過。”

一種婉拒吧。

好不容易在相親網站的幫助下,有了一位跟她來自同一個山東老家的男生可以見面。

當她問起山東的大男子主義嚴重,你對這個怎麼看。

這位體面的男生說,我如果結婚了,是要做家庭的主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後來華梅的選擇,非常明智。

她決定去法國留學,並留在國外生活。

徹底給自己換了個市場,去了一個沒有“剩女”邏輯的社會。

要按我們的標準,法國滿地都是抽菸喝酒的美麗剩女。

紀錄片裡,最後幾個關於華梅的鏡頭,她本人的狀態好了很多。

她在教室裡認真學習,她穿著衝鋒衣、騎著自行車,穿梭在風景如畫的道路上,看起來有一種順風飛翔的爽利。

再也不用穿著高跟鞋和裙子,弄某種迎合。

感覺她留在國內的時候,整個環境和她,形成了一種內卷化鬥爭。

不斷把她往下拉,否定她,異化她,一直都是逆風的。

一旦這個出國讀書生活的設定出來了,她在家立刻又變成了“座上賓”。

家裡再次認同了她的出息,給她放了鞭炮,全家送她離開。

有網友找到她最近的消息,法國讀完書,現在已經定居德國,有了自己的律師事務所,貌似還有了德國男友。

紀錄片裡的第二個女孩,出生於城市家庭。

她的困境是,男朋友是不難找,但是不管找了什麼男朋友,老媽都不同意。

父母強烈執拗於他們自己的標準,她無力反抗。

跟強硬的華梅比起來,她的壓抑並不少。

母親給她買房買車,供書教學,但就是喜歡打擊她。

她在心理醫生面前哭了,因為想起小時候因為“不聽話”,被媽媽扔在了大街上。

從此她做什麼,都必須在父母的意願之內,潛意識裡,始終害怕被拋棄。

言語中,已經為了父母,放棄了好幾個男朋友。

跟華梅出國,第三位女士結婚想比,她的故事沒有終點。

既沒有說到,有沒有解決擇偶問題,也沒有看到,她跟母親關係的緩解。

似乎是一個無解之題。

我們有孝順文化,面子文化,又是獨生子女。

不可能像外國人那樣,跟父母相處得來的,是因為愛。相處不來的,心安理得,彼此疏遠。

我們的家庭之愛,總是顯得很複雜。

付出很多,但常常傷人——因為沒有人可以對付出不求回報,哪怕是至親之間。

有時候我被逼急了會想,我不是獨生子女就好了,可以活得更肆意一點吧。

要不然,你知道他們深愛你,你也知道自己深愛父母。

但我們彼此都有侷限性,不可能成為對方完全理想化的父母和子女。

讓我有意外之喜的是,紀錄片裡的女孩,自救意識很強。

這兩位女生,都在感受到無助的時候,去找了專業的心理醫生,把想法和疑問攤開來討論。

跟大環境只會把髒水往她們身上潑相比,她們雖然經歷了動搖和懷疑,但最後都回到自己本身,開始思考自己的需要,以及實現的路徑。

她們去過相親角,用過付費網站,既認真找尋,但又沒有盯住這一個點糾結。

都持續在經營事業,把自己照顧得挺好,並還在為生活得更好而想辦法。

不用太擔心她們,她們的生活不會失控。

而各自努力的她們,遲早會匯成一股力量,讓以後的人,不用再面對“剩女”這個詞。

到那時候,人們對單身生育,對選擇獨身,有基本尊重,還能夠提供便利。

華梅有一個精彩的比喻,我覺得這種“逼婚”,就是現代的裹小腳,但是我的腳太大了,我肯定要跑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