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祖禹，字景范，号宛溪，生于明崇祯四年（1631），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享年六十二岁，江苏无锡人，明末清初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他十四岁时遭遇“甲申之变”，随父隐居，抗节首阳。此后无意仕进，潜心著述，孜孜于《读史方舆纪要》一书。“凡吾所以为此书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而以惘然无所适从者，任天下之事，举宗庙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畀之他人，此先君子所为愤痛呼号，扼腕以至于死也。予小子既已奉遗命，采旧闻，旁搜记载，规之正史，稍成一家之言，合为一十八部，分为百三十卷，藏之家塾，以俟来者。”[1]抱亡国之痛，秉厥考遗言，承家学余绪[2]，并为其著述之由。顾氏“创是书也，年二十九。……游历所至，惟有借书，随即钞纂，睹记所及，更获新胜，即改窜增益之，虽十易草所不惮。经二十年，始成是书”[3]。这说明，他四十九岁时，《纪要》初稿已定。五十岁时，顾氏始馆崑山徐乾学家，既得传是楼藏书之便，又结识胡渭、黄仪、阎若璩等，参相穷讨，遂对《纪要》复加修订，直至去世。
关于《读史方舆纪要》的主要版本，我们结合学界目前的研究成果以及新见武汉大学图书馆藏通志堂《读史方舆纪要》（仅刻陕西一省），梳理其源流关系如下：
其中，武大图书馆所藏通志堂《读史方舆纪要》，著录仅见《宜稼堂书目》、《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此本自清初以降，学界罕有知者，直至近几十年来，才逐渐引起学者们关注。具体来说，顾廷龙《〈读史方舆纪要稿本〉序》，提及“近年我因参加编纂全国古籍善本书目，获知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有通志堂刻本《读史方舆纪要·陕西省》一书”[4]，由于各种原因，顾先生未得亲见此本。廖源兰《通志堂小考》“据顾祖禹和徐乾学的交往以及《方舆》成书情况”，推论此本“可能刊于康熙十九年至二十六年之间”[5]。我们曾有幸参与此书整理出版，撰《读史方舆纪要·陕西纪要十四卷》一文，概述了此书基本特征，并定为“清康熙间通志堂刻本”[6]。在本文撰写过程中，我们又见石祥《清初书籍刻印的实态细节——清通志堂刻试印本〈读史方舆纪要〉读后》，石文同意笔者意见，并认为“此本系冠以纳兰氏通志堂名义，实际由徐乾学从顾祖禹处获得稿本，利用《通志堂经解》刻工班底，约在康熙十九年至二十四年顾氏在昆山坐馆期间刊刻”[7]。但是，上述诸文对此书版本特征皆未详论，且各有疏误。因此，我们拟从避讳、刻工、批校、修版及文献记载等几个方面对其版本详加讨论，试图辨明其刻版时代及版本地位。
一、版式特征
通志堂《读史方舆纪要》，十四卷（卷端附《陕西纪要书后》及《陕西目次》）。每卷一册，共两函十四册。半页九行十九字，小字双行同。左右双边，粗黑口，单黑鱼尾。版心左上著该板所刻字数，中部依次著书名、卷次、页数，右下著“通志堂”三字，左下记刻工姓名。版刻字体为硬体字，圆润舒朗，典雅庄重。印刷纸张兼有皮纸、竹纸两种。《书后》钤“春怡堂郁氏藏书印”朱文长方印，“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朱文方印；《陕西一》钤“礼培私印”白文方印，“埽尘斋积书记”朱文方印。
每卷卷端题名“读史方舆纪要卷”，而未刻该卷于一百三十卷所占卷次。但是，卷端右侧，即版框右部均有批校者以苏州码子题其卷数[8]，均与该卷于全书所占卷次相合。如上图《陕西一》，于全书中为卷五十二，苏州码子作“卷〥二”，即“卷五二”。承上题名之后，抬行另起“补注”二字。今考“补注”二字，稿本有之，如稿本卷五十四卷端题名“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四 补注”，嘉庆以后刊本均无，由此看来，“补注”应是直接导源于稿本。
二、避讳
“民国以前，凡文字上都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避之，是之谓避讳。”[9]关于此本讳字，我们曾提出“‘胡虏夷狄’等字……有回避……避‘玄’‘胤’等字，‘丘’‘弘’‘历’等字皆不讳”[10]。石文同意此说，并认为“胤”字“避皇太子胤礽讳”[11]。我们认为，这一说法欠妥，仍需进一步讨论。
事实上，此本所讳对象，大致可分三类：帝讳、圣讳、种族讳。下面，我们拟先胪列讳例，然后分类予以阐述。
（一）帝讳
1、“玄”字避本讳，不避偏旁。例如：《陕西一·泰华》“唐宗《华岳铭》”，同卷《潼关》“会王谟等自滑台败退”，《陕西三·冢岭山》“东北流注于扈之水”，以上“玄”字皆缺末笔作“”。但是，以“玄”为偏旁的“弦”、“眩”诸字皆不讳。比如：《陕西四·汭水》“源出弦蒲薮”，《陕西五·褒斜道》“无不摇心而眩目”，《陕西十·增山城》“西出眩雷塞”等。
2、“胤”字情况颇为有趣，详见表1：
3、弘、历二字并不讳。“弘”字如：《陕西二·霸水》“弘农”，《陕西二·太极宫》“弘义宫”，《陕西三·商洛废县》“盛弘之”等。“历”字则有：《陕西二·章敬寺》“大历二年”，《陕西二·冷水》“圣历二年”，《陕西三·丹崖山》“庆历初”等。
“清之避讳，自康熙帝之汉名玄烨始，康熙以前不避也。雍乾之世，避讳至严，当时文字狱中，至以诗文笔记之对于庙讳御名，有无敬避，为顺逆凭证。”[14]由此看来，此本讳“玄”不讳“弘”“历”，则其刊刻年代应该限定于康熙、雍正两朝。
再谈“胤”字。表1显示，一方面，刻本“胤”字共出现16次，其中，不缺笔者8次，缺笔者8次，两者比例为1:1。另一方面，关于“胤”字批校共出现4次，不缺笔者2次，缺笔者2次，两者比例亦为1:1。针对这一现象，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说明。
首先，按雍正三年上谕：
朕临御以来，屡降谕旨，凡与御名声音相同字样，不必回避。近见各省地名，以音同而改易者颇多。[15]
据此，至少于雍正三年以前，臣民在实际用字过程中，与御名音同之字皆不惜回避，遑论“胤禛”二字，自当回避无疑。然则上述“胤”字原刻不缺末笔与批校出全字者，皆应发生在康熙一朝。换言之，假设此本刊于雍正年间，则举凡“胤”字皆应作“”，而绝不可能出现缺笔与不缺兼存，或者原刻“”，朱笔批校却改作“胤”这两种情况。
其次，上述数据显示，“胤”、“”二字，在写版者与批校者这两个同时且又相对独立的群体之中，庶几以相等频率出现。这一现象似乎表明，“”为俗体而非讳字。因宋太祖名匡胤，故两宋刊本“胤”字缺笔作“”。由于刻本的规范用字作用，遂使元明以降，“”字相沿成习，其性质也由讳字变为俗字。因此，便出现上述“胤”、“”并行的现象。
那么，从帝讳所反映的事实来看，我们可以推断此本应刊于康熙年间。
（二）圣讳
“丘”字不讳。《陕西二·槐里城》“后更曰废丘”，《陕西七·孙丘谷》，《陕西十·天德城》“张齐丘”。
按雍正三年上谕：
孔子道高千古，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受师资之益。而直省郡邑之名，如商丘、章丘之类，今古相沿未改，朕心深为不安。自今凡直省地名，有同圣讳者，或改读某音，或另易他字，其于当用之际，作何回避，着九卿会议具奏，钦此。
遵旨议定：至圣讳，除祭天于圜丘，丘字不用回避外，若各府州县地名，有字相同者，交内阁选择字样，进呈钦定。其山川市镇等处命名，交该地方督抚更易字样报部。其姓氏相同者，按《通考》云：“太公望之后，食采于谢邱，为得姓之始。”今拟将邱姓加阝旁。[16]
赵宋以降，刻本无有讳“丘”者，然则雍正三年讳“丘”作“邱”，可作为判定刻本年代的绝对标准。此外，参考雍正以来其他刊本，“丘”亦有缺竖笔讳作“”者。今此本“丘”字不讳，则其刊刻时代在雍正三年以前，能与“帝讳”所反映之时代互证。
（三）种族讳
1、讳“虏”。凡遇“虏”处，或改作“获”，如《陕西一·大河》“获晋军以归”；或改作“卤”，《陕西六·义渠城》“卤其王”；或改作“罗”，《陕西十一·沙湃口》“平罗所”。
2、讳“夷”。凡遇“夷”处，或改作“裔”，如《陕西一》“诸裔之境”；或改作“人”，如《陕西一·洛水》“羌人”；或改作“彝”，如《陕西二·昆明池》“西南彝”，而以改作“彝”字最为常见。间有改之不尽者，如《陕西四·岐山》“有夷之行”，《陕西十二·永宁堡》“镇夷千户所”，后者为批校者所察，以朱笔改“夷”为“彝”，另以墨笔书“彝”一字，贴于“夷”字上。
3、部分“胡”讳作“狐”，如《陕西十·黑山》“杀狐山”，《陕西十三·三兜谷》“杀狐川”。但多数情况不讳，如《陕西十·丰州城》“胡寇”，《陕西十二·镇彝所》“北临胡境”。
4、部分“狄”讳作“翟”，如《陕西一·州域》“戎翟”，《陕西六·绥德州》“白翟”。多数情况不讳。如《陕西十·丰州城》“戎狄”，《陕西十一·宁夏镇》“北狄”。
5、“戎”、“犬戎”、“玁狁”皆不讳。如《陕西十·榆林镇》“西御犬戎，北虞玁狁”。
6、“蕃”不讳。如《陕西十四·吐蕃》“蕃国”，《陕西十四·碎叶城》“蕃落”。
7、“酋”不讳。《陕西十一·御史渠》“卤酋”，《陕西十三·罕东卫》“酋长”。
前文已言，顾氏撰为是书，发抒故国之思，故华夷之辨，灿然在列。而自康熙朝以来，文网趋密，凡“胡虏夷狄”诸字，朝廷虽无明谕，文人亦是改避无疑。顾氏为避祸端，也将书中“胡虏夷狄”诸字大加删改。但是，因为《方舆纪要》一书卷帙浩繁，多有改之不尽之处。我们以上所举诸例，是以稿本、通本、敷本三本对校所得。其中，凡是稿本改避之字，通本因之，如1、2、3、4数例。稿本未改者，通本亦未改，如5、6、7数例。而敷本不仅沿袭1、2、3、4所作改避，5、6、7等未及改避之字，敷本亦改之。因此，从种族讳字承接性观察，通本应直接来源于稿本；同时参考敷本，则时代越后，种族讳字越严，亦可反证通本时代甚早。与此相关，稿本叙及有明一代建置，原作“国朝”、“国初”、“昭代”，更是为清廷所忌，故多改作“明朝”、“明初”。通本因其所改，惟《陕西十一·灵州守御千户所》：“元复曰灵州，国初改为千户所。”此“国初”即“明初”，漏而未改者，十四卷中，仅此一例，亦见其时代之早。
三、刻工、批校、修版
自雕版印刷以来，版心刻录刻工姓名已成传统，不过代有兴废罢了。单就清刻本而言，版心著录刻工已不多见，那么，通本《方舆纪要》每页版心记刻工姓名，自然成为其一大版本特色。不仅如此，与刻工相关之批校、修版，亦是琳琅满目。因此，刻工、批校、修版，三位一体，共同显示出初刻试印本的版本特征。对此，我们在《提要》概括道：“版心所记刻工有陈国甫等五十余人，多与《通志堂经解》相合。间有不合格者，则于天头出以朱笔批示‘后半页不佳’……而质量太差者，则示以‘此刻手字划歪斜跼踳，应遣去’……间有误刻、漏刻之字……随即修版改刻，于其前后书页空白处印出。”[17]其后，石文以“批校”为中心，讨论了与之相关的“修版改字”，“刻板字数”以及“评价刻工技艺”三方面内容，意在说明“清初刻书工作细节”。但石文未对批校归类，且又未揭示刻工、批校、修版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其所反映的版本价值，故仍有详论之必要。下面，我们分别予以梳理。
关于刻工，石文附有《刻工表》[18]，以刻工所刻页数多少为序罗列。其误有三：
1、漏列。漏列“高宇丞”、“韩春阳”、“胜卿”三人。又刻工间有简称，此表亦漏列；
2、误分。“王顺心”、“王顺”实为一人，“王君盛”、“王盛”实为一人，石文皆误分为二；
3、误录。如“程□生”应为“程际生”，“陈志□”应为“陈志迁”。
因此，我们以音序另列表2。
我们通过与《通志堂经解》初刻本所记刻工对勘，便得出表2。其中，通本所载刻工共计55人（若除去疑似同人异名者，则共50人），与《通志堂经解》完全相同者15人，若加上疑似相合者计24人，则比例几近1/2。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首先，《方舆纪要》版心所刻“通志堂”与徐乾学辑刻《通志堂经解》之“通志堂”实为一所。
其次，“《通志堂经解》于康熙十二年开始刊刻，……至康熙十九年《经解》的主体部分刻完。但直至康熙二十四年以后，仍还有少量经解付刻并且还有较多的经解正在校勘、修版。……在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之间，《经解》全部校定完毕，并有整套的《经解》印出。”[19]而“刻工一生之工作年限，最多约在三十年左右。”[20]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将《方舆纪要》刊刻时间下限推迟至康熙六十一年，亦在康熙年间无疑。
其三，学界一般认为，《经解》之真正辑刻者为徐乾学，而“通志堂”乃纳兰成德之堂号。徐氏“因仕途等方面的原因,将所刊《通志堂经解》让名于权相纳兰明珠之子成德,于是将《经解》以‘通志堂’命名,并在书版版心下镌‘通志堂’字样,卷末刻‘后学成德校订’一行”。康熙二十四年二月，徐氏经纳兰明珠举荐入南书房，擢内阁学士，方成明珠一党骨干，同年五月，纳兰成德逝世。至康熙二十七年，明珠被罢黜[21]。这样看来，徐氏出于政治目的以“通志堂”名编，则明珠罢相之后，自然不必再以“通志堂”之名义刻书[22]。《方舆纪要》仍以“通志堂”署名，则其刊刻时间最迟不超过康熙二十七年。另一方面，结合顾祖禹康熙十九年前后始入徐乾学幕府这一事实，则其刊刻时间约在康熙十九年至康熙二十七年之间。
另外，此本天头、行间多有批校，依照批校所论之对象，大致可归为两类，一类为刻工，另一类为《方舆纪要》内容的修订[23]。下面，我们择有关刻工一类批校加以讨论。
此类批校，以朱、墨两色为之，且笔迹相同，应系同一人所为，而此人之身份，应为刻版事宜之直接责任人——监工。其中，墨笔批校内容较为单一，多记核查刻工所刻字数。刻工在每页版心左上角自记此版所刻字数，以资雇佣者拨付劳酬。但刻工为谋劳酬，多计的情况屡见不鲜，因此，监工有必要加以复核，若发现数字不符，即于左下角刻工姓名下地脚位置另记所核查字数。例如，《陕西一·书后》第一页，版心左上角记字数“三百廿九”，地脚复核字数“三百廿五”。同卷第二页版心左上角记字数“三百五十六”，地脚复核字数“三百五十”。经统计，是书此种批校共计51处，可见监工之负责。
朱笔批校内容则相对丰富，多是监督刻工刻书质量。具体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一）监工若发现某字版刻不工整、漏刻、误刻等，即以朱笔圈出，并于天头出示批语。例如，《陕西四·陇山》：“州西北六十里。”“西”字刻未工，天头批校曰：“西字修好。”《陕西二·中渭桥》“■县”，“县”上一字漏刻，作墨钉状，朱笔校出，改“■”为“鄠”，并天头书“鄠”一字。《陕西十·榆林镇》“继而延绥镇守都督佥事王桢始奏筑榆林城”，“祯”误“桢”，朱笔校出，改“桢”为“祯”。
（二）盖为保证刻书质量，一般情况下，每名刻工一次仅刻两页，依次循环而下。因此，监工首先责任到人，若发现书版有漏刻刻工姓名，随即批出。如《陕西九》17、18两页无刻工姓名，监工于18页A面天头批示：“此系何人所刻？”然后，监工再对版刻质量未善者，先加警告，以观后效。例如《陕西二》51页（刻工张公辅）版刻不佳，同页A面天头批校：“较前刻大相悬绝，速宜修改，戒之。”若刻工着实太差，则将其遣去。同卷22页（刻工郑玉德）版刻质量低，同页B面天头批校“此刻手即遣去。”这表明，通志堂挑选刻工，皆以其刻书质量高低为准，优胜者留用，低劣者淘汰，呈现出一定的灵活性与流动性。然则，上述《方舆纪要》刻工与《经解》不全相同，便不言自明了。
刻工刻书，监工刊谬，接下来自然是刻工修版了。
诚如上言，监工若发现刻工某字版刻不工整、漏刻、误刻等，即以朱笔刊正。随后，当事刻工见此批语，则随即修版，并将所改刻部分于该页或前后若干页之天头、地脚及左右版框空白处印出。现举例如下：
（一）版刻不工整例：
（5·16·A）
（4·18·A） （4·18·A）
（二）漏刻例：
（1·61·B） （1·62·A） （1·62·B）
（7·1·A） （7·2·A）
（三）誤刻例：
（3·33·A） （3·34·B）
（3·8·A） （3·8·A）
这一现象显示：第一，刻工依照监工意见已经修版；第二，监工可以依其所修版再次检查是否合格，如此反复，大大提高了刻书效率与质量。第三，一般而言，刻工刻完一书，草装呈监工审核，监工依照清样校勘讹误，再返还刻工修版，此为刻本之三大连锁程序。通本《方舆纪要》将这一自然流程展示无余，使其成为初刻试印本的典型范例。
综合刻工、批校、修版三者，我们认为，通本《方舆纪要》应是康熙十九年至康熙二十七年之间的初刻试印本。
四、文献记载
在前文中，我们围绕《方舆纪要》的文本特征，考证其版本。下面，我们进一步从文献记载的视角来观察此书的版刻时代。
彭士望《耻躬堂文钞》卷八《传是楼藏书记》：
兹庚申（1680）春暮，予因顾子景范、陆子拒石乃得登昆山徐公健庵先生之传是楼，……更孜孜求高世士，特延礼顾、陆二子，供粢饩，束修羊，给笔札小史，听其自著书纂集，不烦以事。[24]
彭士望乃顾氏挚友，其说当可信。所谓“特延礼顾、陆二子”，可见顾氏于徐氏门客之地位非比寻常。又“供粢饩，束修羊，给笔札小史，听其自著书纂集，不烦以事”，则顾氏书成，徐氏出资刊刻，亦属情理之中。
魏世俨《魏敬士文集》卷一《寄顾景范先生书》：
世俨谨问景范顾先生尊体动止万福。俨十四五岁得读《方舆纪要》书，遂笃慕先生之为人。而先生姓字，则自入塾学以来，稍通人言语，侍家君子暨先仲父，则稔闻之矣。……乃今先生为家君子石交，慕之复十许年，而犹不得负笈从游。……家君子亦尝推先生当今用世第一人。……闻《纪要》书编次已成，全书剞劂告就，乞于便中惠寄一部，俾得日诵读，如受耳提面命也。[25]
魏祥、魏禧、魏礼三兄弟，世称“宁都三魏”。魏世俨者（1662-1717），魏礼次子。引文魏世俨称魏禧“先仲父”，而魏禧康熙十九年十一月卒于仪真，则此文当作于康熙十九年之后。前引彭士望《传是楼藏书记》可证，顾氏此年已馆徐乾学家，且直至去世，未曾离开[26]。又云“闻《纪要》书编次已成，全书剞劂告就”，既称“全书”，则非指康熙丙午五卷本《二十一史方舆纪要》。而顾氏本人一介处士，无力刊刻，则“全书剞劂告就”，显指徐氏助为刊行。当是时，徐氏正主持辑刻《通志堂经解》，《方舆纪要》一书，自然交付《经解》原班刻工。如此看来，此本刻工与《经解》相合，且版心著“通志堂”，自然顺理成章。因此，魏世俨所谓“剞劂”一事，所指应为通本《方舆纪要》。
必须说明，今所见《方舆纪要》仅刻陕西一省，而魏世俨却称“全书”，何以出现如此矛盾？我们认为：
其一，我们在“版式特征”一节提及此本各卷虽未刻卷次，但有批校者以苏州码子题其卷数，与该卷于“全书”所占卷次相合。因此，只有百三十卷之“全书”基本格局确定，方能归并陕西所属卷次。
其二，顾书是以明代两京十三司为纲，降及清初，全国行政区划有所变更，有鉴于此，顾氏需要在初稿基础上对此加以修改。而陕西一省，清因明制，变动最小，自然较先定稿。又从稿本来看，亦是陕西一省改动最少。那么，陕西一省可以先行付梓。
其三，康熙二十六年，徐乾学奉勅总纂《大清一统志》，特延顾氏襄助。《读史方舆纪要》修订事宜可能暂且搁置。而顾氏本人于康熙三十一年遽归道山，此时稿本尚未改毕。加之徐乾学亦于康熙三十三年仙逝，那么“全书剞劂告就”的可能性很小。
因此，必是当时顾书已有刊刻，魏氏方闻其事，不过所谓“全书”，当係魏氏臆断抑或误信传闻之语罢了。
五、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通本《方舆纪要》刊刻年代，应在康熙十九年至康熙二十七年之间（1680—1688）。
需要强调的是，既然此本由徐乾学出资刊行，其所据底本无疑来自顾氏本人，即今所见稿本。前述此本有“补注”以及“种族讳”二者，皆其证。另外，我们通过稿本、通本、敷文阁本三者对校，发现敷文阁本与稿本出入较大，通本与稿本内容却十分吻合。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此本所据底本为顾氏稿本，亦即顾书定稿后之第一刊本。而康雍乾三朝，世人皆以为“《方舆纪要》一书，世无刊本”[27]，此本一出，旧说之误，彰彰明矣。
注释
[1](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18.
[2] 顾氏以地理名家，其远祖顾野王撰《舆地志》，高祖顾大栋撰《九边图说》，曾祖顾文耀亦曾奉使九边。
[3]同1：3-4.
[4]顾廷龙.读史方舆纪要稿本序[J].编辑学刊,1993(3):67-68.
[5]廖源兰.通志堂小考[J].图书情报知识,1992(3):55-56,59.
[6]唐佳,吴芹芳.读史方舆纪要•陕西纪要十四卷.见:王新才.中国古籍珍本丛刊•武汉大学图书馆卷(第1册)[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10-12.
[7]石祥.清初书籍刻印的实态细节——清通志堂刻试印本读史方舆纪要读后[J].中国典籍与文化,2017(4):84-91.
[8] 此类批校均在书脊部位，故不易发现。我们因整理出版需要，曾将装订线拆卸，方才得知。因此，此类批校应出于刻版之时，绝非后人所为。
[9]陈垣.史讳举例[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1.
[10]同6:11.
[11]同7:86.
[12] 3为卷数，41为页数，A、B分别为页之正反面。后皆仿此。
[13] 此类批校出于监工之手，这一点在后文有详谈。
[14]同9:168.
[15]《清会典事例》[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1:1055.
[16]同15:1055.
[17]同6:11.
[18]同7:90-91.
[19]王爱亭.崑山徐氏所刻通志堂经解版本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D].山东:山东大学,2009:74.
[20]李志清.古书版本鉴定研究[M].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6:23.
[21]王逸明.新编清人年谱稿三种•崑山徐乾学年谱稿[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
[22] 《经解》自始冠名“通志堂”，因其为丛书，中途不便易名，故不在此论列。
[23] 限于篇幅，我们拟将有关内容修订的批校另撰文讨论。
[24](清)彭士望.耻躬堂文钞[M].影印本.见:《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52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144.
[25](清)魏世俨.魏敬士文集[M].影印本.见:《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428—429.
[26]夏定域.顾祖禹年谱（上）[J].文献,1989(1);顾祖禹年谱（下）[J].文献,1989(2).
[27](清)王应奎.柳南随笔[M].北京:中华书局,1983:83.
萧毅，武汉大学文学院古籍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唐佳，武汉大学文学院古籍所博士研究生。本文载见《新世纪图书馆》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