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当业普遍认为，自南北朝起源后，历经唐、宋、元各朝，直至明朝以前，典当业发展一直是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竞争就像一个“过滤器”，它可以将无效率或低效率的制度过滤掉，使高效率的制度产生出来，存续下去。市场竞争推动制度优胜劣汰的过程，就是减小不确定性和风险，将交易成本最小化的过程，因此也是经济绩效提高的过程。
明清及其之前900多年典当业发展的历程，本质上就是一个低效率的制度不断被高效率的制度替代的过程。典当业内部的同质竞争，推动典当边际效率不断提高和典当业走向兴盛。
尽管清朝前期由于政府力玷介入的垄断竞争导致典当业效率下降，但总体而言，市场竞争的力最还是促进了典当制度的改进和完善，使典当制度的效率和典当业的绩效逐步提升。清末典当业的衰落，是与外部异质金融业竞争的结果，导致典当业被效率更高的信贷金融业所替代。
虽然典当业衰落了，但市场竞争推动了整个借贷金融效率的提高。这也正是市场竞争推动制度优胜劣汰的表现。
一．明朝之前的典当行业
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寺院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笃信佛教的统治者经常将土地、财物赏赐给寺院，许多贵族和信众也常常将财物捐赠给寺院，寺院因此积累了大械财产。
为了践行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教义，寺院经常向贫困百姓施舍和暫借一定钱财，而百姓出于对佛祖的崇敬，往往将自己值钱的财物送到寺院抵押，以示到期偿还借款的诚信，中国典当兴从此诞生。
直到元朝，佛教始终是社会的重要意识形态，受到上自统治者下自普通百姓的推崇，寺院始终处于较高社会地位，以慈善为名的寺院典当也一直是典当业的主要形式。虽然唐朝时典当业走出了寺院，有了少址官僚典当，但所占市场份额极小。
宋朝在不同时期官府也曾间或开设过典当，目的主要也是为了救助贫苦百姓。宋朝一些商人也开始开设典当业，但在重农抑商环境的抑制下，大多规模很小。蒙古人统治的元朝对佛教更为崇信，
从南北朝起源到元朝的900多年中，由于寺院典当的慈善性、官府典当的公益性、民间典当受到政策抑制，典当业的市场竞争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虽然可能在个别时期和个别地区也曾出现过竞争比较激烈的情况，但总体上并未形成持续有效竞争的局面。
因此，在这900多年中，典当制度变迁缓慢。虽然典当的基本流程逐渐形成，但具体经营管理制度规范还相当不完善，致使典当制度的效率始终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交易成本也居高不下，典当业一直处于比较低的发展水平。
二．为什么明朝典当行业发展兴盛
1.典当竞争条件改善
明朝，不仅朝廷运用国家权力间接消除了干扰扭曲典当业市场竞争的因素，而且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扩大了资金市场需求，使资金成为更为稀缺的资源。
明朝统治中国的276年，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大一统时期，社会基本保持稳定，商品经济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被学界称为我国资本主义经济最早萌发的时期。
明朝统治者思想由重农抑商到认识到商业的重要性，进而产生了农商皆重的思想，使商业发展环境变得相对宽松，工矿业、手工业、商业、茶马贸易等稳步发展，尤其是明朝中期经过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经济社会改革，一些积弊得到较好解决，经济稳定发展。
经济发展使市场对资金的需求日益扩大，为典当业发展提供了较大空间。不仅如此，明朝白银作为主要货币广泛流通，币值稳定，使从事典当业的风险和成本显著降低。
2.商业繁荣资金稀缺扩大了典当业竞争市场
明朝是我国古代继唐宋以后又一个经济发展高峰，农业、手工业日趋繁荣，国内外贸易发展到一个新水平，城市商业繁荣发展，出现了专业的市镇，西北和东北地区茶马市逐渐演变为自由贸易市场，贡舶逐渐衰落，商舶贸易快速发展。
到万历时期，北京和南京已发展成为突破省级范围的全国最大的城市，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南京，从原来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发展为全国经济中心，明初人口已达55万人左右。
城市规模在宋元基础上不断扩大，城市手工业作坊遍布街巷，城市商店林立，计有行业104种，仅糖户就有30余家，百货齐聚, 商贾争赴。
苏州成为江南商业最发达的城市，当时的商业，列市二十里，四方辐辕, 百货毕集。市列盈衢，纷华满耳气不仅大、中城市商业发达，而且一些小城镇和边区市场也逐步发展起来。明朝中叶以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水平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代。
随着商品数量的增加，商业资本也活跃起来，全国出现了更多的商人，其中多数是中小商人，也有拥资数万、数十万、数百万的大商人，不仅商业发展需要流通资金，交纳税赋也由实物改为征银。
万历四年，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将从前田赋征本色一一实物，改为“计亩征银”，除了江南供应宫廷用的漕粮外，其余地区各种赋役全部征收白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当时的流通货币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
彭信威认为，中国银货至元代 大暈流入中亚，到明朝时，银货即不足，其数量远不敷全国广泛应用。经济社会的发展，使资金成为更加稀缺资源，资金贷款市场空前扩大，寺院典当和官营典当的关停，为民间典当的发展留下了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
3.白银广泛流通提高了典当业竞争便利
虽然我国发现和使用白银有悠久的历史，但白银作为全国通用的货币广泛流通还是在明朝。彭信威认为，白银在宋代只作为一种辅助的支付工具，元代也不是普遍使用，到了明代白银成为十足的货币。尤其自十五世纪三十年代起，政府正式取消用银的禁令，大部分的支付都用银。
明英宗正统元年，正式宣布废止只准使用钱钞不许使用白银的禁令，白银开始作为货币广泛地流通起来。嘉靖以后，白银在货币系统中成了主要的支付和流通工具，各种铜钱都同白银规定比价。
明朝白银作为主要货币广泛流通一个重要支撩是白银数量大大增加，这是明朝以前其它朝代不能比拟的。
明朝白银成为主要流通货币，大大降低了典当的交易成本：一是白银价值稳定，使典当需要跨期支付的抵押借贷有了稳定的预期和稳定的支付：
三．民间典当的复兴官民典当进入合作竞争
“生息银两”制度的收撤，来自官方的资金和权力逐步退出典当市场, 典当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迎来怏速发展的契机。
“生息银两”制度的收撤，使受官菅典当压抑近百年的民间典当终于得到了发展良机。从统计数据看，从乾隆十八年以后，许多地区的当铺数假呈上升趋势，这个时期正好是“生息银两”制度开始收缩的时期，官营典当的数也开始下降，本文推断，这些增加的当铺基本都是民营典当。
“生息银两”制度的收撤，不仅使朝廷不再给地方官衙开设典当提供资金支持,而且原先在地方官府典当负责经营管理的人员都要撤回各自任职的官府和当差的衙门，使官府典当人财两缺，许多就此关闭，但也有一些已经向朝廷上交本息和利用自有资金继续开办的官府典当。
朝廷只是收撤“生息银两”制度，并没有明令禁止各级官府开设典当。这些官府典当维持继续运营的人员奇缺，即使压缩到最小规模，一些关键性岗位还是必须有一批专业性人员才可运作，比如当物的鉴定、估价等等。
因此，官府典当纷纷向民营典当聘用人员，尤其是被称为朝奉的掌柜。一大批民营典当的专业人员充实到官府典当中，一方面，支撑了官府典当在一段时期内的继续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官府典当与民营典当的业务交流，取长补短，提升效率，提高利润。
在官营典当与民营典当合作的同时，一些官僚典当也加强了与民营典当的合作。
“生息银两制度收撤后，这些官僚变得小心谨慎，通过与民营典当合作，改头换面，藏匿资产, 最为典型的是乾嘉时期的两个典型人物，一个是军机大臣、侯爵、户部尚书、乾隆晚年的柬臣福长安。
嘉庆四年（1799年）査抄福长安家产，发现其拥有“当铺三座，计房七十八间，原价本银七千两，钱十四万五千五百吊。”另一位乾隆头号宠臣、原首席大学士、伯屛和珅，在嘉庆公布的和珅二十条罪状中，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査出三河等州县和兴等当铺，现存银钱及存铺架货约计二十余万两。”
这些朝廷重臣在开设典当之初，是明日张胆地开设，亲自过问，由家人、管家或自己委派的宠信负责经营，后来转为聘请民营典当的专业人员负责经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