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疫情解除，我也不想出门。”生于1994年的广东人苏境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自己所在镇里的疫情已经达到28天零新增，人们基本都复工了，但自己一来因为失业，害怕出门碰到熟人询问工作；二来出门就忍不住要花钱，所以在没有收到面试通知前，将会一直“宅”在家中。
苏境失业近两个月了。2016年从江西一所大专的化学材料专业毕业后，他先在广州务工了两年多，渐渐萌生了考入体制的想法。2019年他回到当地一家锂电池工厂做检验员工作，每月到手的工资2500—3000多元，他决定一边工作一边备考。
2020年1月中旬，他得知自己以报名职位第2名的成绩通过了当地一家事业单位的笔试。按往年情况，2月中旬将是这家单位面试的时间，3月初差不多就可以入职。考虑再三后，他向锂电池工厂提出了辞职。“那时觉得辞职了没啥，过年期间还可以去电影院和商场打短工，挣钱更多而且也不会很累，完全没有预料到后来的变化。”他说。
这半个多月来，网贷催收的电话每天都在联系他，大多数时候是机器人，有时是真人，威胁要爆他的通讯录（即贷款公司通过联系欠贷人手机通讯录的联系人，对欠贷人进行施压催收）。刚开始时，苏境感到焦虑和害怕，到处查询还有哪些平台可以再贷款。他发现，那些以往“很容易借到钱”的网贷平台，已经出现了改变。“以前随便申请可能都是几万元的额度，但现在都被秒拒了。”
苏境口中那些“很容易借到钱”的平台，便是拉他坠入“深渊”的套路贷。在中国网贷江湖中，套路贷有“申请门槛低、放款快、额度高、套路深”四大特点，与正规网贷平台形成鲜明的对比。其中，套路贷的申请门槛高低与其套路深浅呈反比关系：门槛越低，套路越深。
“最高的那个借了1.2万元，还了6期每期500多元后，才发现还的都是利息，算下来全部还完要2万元左右，利息高得惊人。”苏境表示，加上逾期费用差不多要2.5万，类似这样的套路贷，自己现在陷入3个。
其中，某一个还是为了还之前两个套路贷才借上的。“现在我知道了，以贷还贷，就是‘死’路一条。”苏境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当自己不管怎么做，也没有足够的钱填补套路贷漏洞时，催收人把电话打给了自己的紧急联系人——妈妈。
这原本是苏境认为自己最不能面对的事情，但它发生的那一刻，他的心情反而变得平静起来。“我原以为家里人都会狠狠骂我一顿，但是并没有，他们只是担心我受骗了，我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样逃避下去了。”
在查询相关的新闻和法律资料后，苏境开始联手在同一个平台遭受暴力催收、被索要高额利息的群友一起到维权平台进行投诉，并主动联系套路贷公司客服人员，要求按正常利息（年利率24%—36%之间）缴纳还款，不然便停止还款。
“那些搞网贷催收工作的，基本上都是一群欺软怕硬的人。”苏境表示，刚开始觉得欠贷心里有愧，所以在催收人员打电话过来时，自己和家人都会接，态度比较温和，可是那些催收人员要么骂得难听，要么“得寸进尺”说利息罚款；后来自己不再接电话、表示坚决不还款后，他们的态度才变得客气一点。
他大致算了一下，要清空这3个套路贷，至少还要再付出3万多元的代价。没有任何收入的他，短期内只能让家人来承担这个代价。
疫情尚未完全离去，不仅仅是苏境，他家人的收入也受到了一定影响。目前维系家庭的收入，主要来自他妈妈的收租生意，每月收入大概1万元，但其中有2000多元用来固定还房贷。
套路贷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个人贷款的终结。除了3个套路贷外，苏境还身负借呗、微粒贷和农行信用卡等利率相对合理的贷款。“如果3月份我还找不到每月3000多元的工作，这些贷款也会出现逾期。”他表示。截至3月8日，苏境仍未收到单位的面试通知。
事情何以演变到今天这个地步，他坦承真正的根源在于自己的消费习惯。大学毕业一年左右，苏境就养成了提前消费的习惯，工资一到手，就在信用卡和网贷之间挪来挪去，“拆东墙补西墙”，还完一有额度又马上拿出消费。有时发现自己不够花时，还会挪妈妈支付宝里的钱来花，心想自己发了年终奖再还。
如今，他自己都想不清楚是怎么花去那么多钱。“消费最大头的应该是耐克和阿迪达斯的衣服，然后是几千块打赏了一位NOW平台的健身女主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