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肆虐有多可怕？
转自九道堰传媒 赵新军
“这病如一阵风，向各处人家稠密的方面卷去，每一家有小孩子的，都不免有一个患者，各处都可看到一些人，用红纸遮盖着头部，各处看到肿胀发紫的脸儿，各处看到小小的棺木。百善堂的小棺木，到后来被这个区域贫人领用完了。直到善堂棺木领完后，天花还不曾停止流行，街头成天有人用小篮儿或破席，包裹了小小的尸身向市外送去。每天早上，公厕所或那种较空阔地方，或人家铺柜门前，总可以发现那种死去不久、全身发胀崩裂、失去了原来人形、不知什么人弃下的小小尸海。”
这是现代作家沈从文先生中篇小说《泥涂》里描写的一场民国年间流行性瘟疫天花的场景。在古代，这样的场景几乎隔三差五地发生，而有“太行山下小江南”之赞誉的“富庶之乡”焦作也概莫能外，其触目惊心之状较《泥涂》场景更甚。
近日，拜读焦作师专覃怀文化研究所牛永利老师《覃怀中的田野》几篇关于瘟疫的文章，对600年来河南省怀庆府（今河南焦作、济源等）地区瘟疫肆虐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有史以来，怀川地区瘟疫连绵发生，特别是明清以降，怀庆府疫病更是经年不绝。然而，对于这段历史，府县志书记载略少，即使有载，也是粗略简要，寥寥数字，人们很难从中体会得到其危害程度。牛永利老师致力于文物的田野调查，通过寻访多处墓碑，向人们勾勒出那段苦难岁月里可怕凄惨的景象。
明万历年大瘟疫
明朝万历十六年（1588年），怀庆府发生特大灾荒。春天，府境因旱饥馑，粮食发生严重短缺，人们挖野菜、剥树皮、啃树根。当树皮、树根吃干啃净后，人们再也找不到吃的，开始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的惨状。有的人走着走着，就栽倒到路边，再也起不来，街上路边尸体摞着尸体。许多人受不了饥饿，便寻找干净的人的尸体吃，父亲吃儿子的肉，儿子吃父亲的肉，更是习以为常。到了夏天，因尸体暴晒与人吃人发生而爆发了特大瘟疫，怀庆府所辖六县无一避免。在修武，全家死绝的家庭比比皆是；在温县、在孟县、在济源、在武陟，“死者枕籍”、“尸骸遍野”之态让人触目惊心。
原文：通衢施药——明嘉靖万历年间怀庆府的瘟疫
明崇祯年大瘟疫
明朝崇祯年间，怀庆府相继发生数起瘟疫，其原因与境象多与万历十六年相同。崇祯七年（1634年），济源“大疫”。十三年（1640年），府境发生严重旱灾，粮食无法播种，颗粒无收，饥馑再起，以致粮价飞涨，每斗小米卖到二千余钱。河内、济源、温县、孟县、修武、武陟六县到处乱尸横野，人与人相互而食成普遍之态。当时，明朝发生李自成等人举行的农民起义，朝廷军事吃紧，督抚依旧急催粮饷。为此，修武县令范士伟上书痛陈县境疫情道：“宁邑之空，以民多死逃之，故而死逃之，故有三，饥饿者固死，相残相贼又死，疫气染缠者又死矣。”
原文：大荒大疫——明崇祯年间怀庆府的瘟疫
清道光年大瘟疫
清道光年间，怀庆府多次发生瘟疫，由于各县县志没有相关记载，因此瘟疫情景只在民间碑刻中才能找到。道光元年（1821年）七月，各县疫病流行时患者症状表现在“上吐下泻，四肢冰冷……急者当刻殒命……箔卷席裹，不计其数”。传播方式之快，死亡人数之多，至今令人胆寒。道光十五年（1835年），怀庆府河内县（今沁阳、博爱、温县部分等）、济源县又发瘟疾。此次瘟疫主要在人与人间传播，一旦与患者接触，极难活命。济源处士王环碧的父亲患了疫病，王环碧全家内心惶恐不安，心急如焚，自己亲自在父亲床上侍候，不敢懈怠。没多久，王环碧也染上疫疾，与父亲相继病故。
原文：以迓神庥——清道光年间怀庆府瘟疫的应对
清光绪年大瘟疫
清光绪三年（1877年）、五年（1879年）、十二年（1886年），怀庆府各县相继发生瘟疫，每次疫情都来势凶猛，愁惨万状，死人无数，历次疫情皆由饥荒年景引起。光绪三年，连续十几月滴雨未落，山西、河南、陕西等地赤地千里、旱魃为虐，以致连年连季绝收。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人们身体虚弱，抵御病毒的能力极差。于是，疫病传来，饥病相互交织，家家死尸满屋，处处饿殍成群，村多成墟，户多成空，死亡人数超过半烽，有的村达百分之七十。据现存焦作的一通《铁泪碑碑记》上载，光绪四年春天，由于没有吃的，坐在家中等死，出外寻生饿死，逃荒者死，害病的更得死。家中的死人尸体堆满无人安葬，村中的死人尸体横遍更少人埋。有个村子百十余户家，大灾过后仅一、二人，“种种残苦，何可胜也”！
原文：大荒大疫——清光绪年间怀庆府的旱灾与瘟疫
民国八年大瘟疫
民国八年（1919年）秋，沁阳县发生瘟疫。秋天，今博爱县金城乡（时属沁阳县）东、西良仕村等始发瘟疫，仅仅数天时间，疫病流传至全境，气势之凶猛，较历年瘟疫过往而不及。当时，疫疾症状十分奇怪，起初手足麻木，接着上吐下泻、神经紊乱，多喊鬼魂附体，早则片刻，晚则一天即可致人性命。有的早上发病，晚上死亡；有的晚上发病，早上死亡，全家绝户死亡的不计其数，人人惊恐，日日埋人，预防无方，医治无效。自疫情发生一个多月，全县死亡人数多达8781人，称之为一场浩劫丝毫不为过。
原文：以迓神庥——民国八年沁阳县瘟疫的应对
古代瘟疫救治
遍数民国以前历次瘟疫，官方表现的是无为而治、无力救助，无计可施，百姓只能求神拜佛、祈求天地，最终结果基本上是自生自灭。每当大疫降临，病魔缠身，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向孙（思邈）真人求助，进药王庙施法祷告。
据《彩绘孙真人殿碑记》载：清道光十六年（1836），乡民田孝才、常启元身患疫疾，于是在孙真老爷驾前祈赐灵丹，吃后不久痊愈，于是二人各捐钱拾千文缴于殿中用以绘画殿宇，以报神功。
据柏香镇《进香序事录》中载：民国八年瘟疫发生后，人们向乡间俗医咨询病因，医生不得而知。于是向东圪瘩坡遥拜，祈求得到孙真爷庇佑。接着，选派21名乡民，购买白羊到坡前求药。“药”求得后，急急返回乡里，让众人服用，都说药效灵验，感动全村。因此，经集体商议，筹拨五亩梨园地，起孙真爷庙会，逢会供奉。而在今温县武德镇《重修祖师庙记》碑上也载道：“民国八年，疫病流行，帝以灵性黙佑一时，求之者莫不显然而应，故捐金聚资积数百余串。”
如今散落在各地的药王庙、孙真庙、二仙奶奶庙遗址、遗迹，多为明清复建与重建。
古今中外，瘟疫及传染病一直是一个令人类困扰的话题，人们常常谈瘟色变，谈疫心恐。古时，医疗卫生条件极差，一旦爆发了瘟疫，必然造成很多人的死亡，十室九空是常有的事。而当政府反应过来处理的时候，往往疫情高峰期过去，只能实施后期清理措施。
自今年初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出现后，尽管每天确诊病例在不断上升，可人们在略有紧张之余，大多都能够坦然面对，表现得从容淡定。究其原因，一方面得益于现代医疗技术与手段的进步，另一方面则完全得益于现如今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得益于党和人民政府强大的防疫防控组织动员能力。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毛泽东《送瘟神》）。在疫情面前，只要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不夸大，不害怕，配合地方政府注意做好防护，就一定能够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网名丹水湾，河南沁阳人，九道堰传媒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