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27 我叫牛建国,曾在哈佛读书,为了建设母校,我放弃国外工作机会

牛建国/口述

青少年时期

我1974年出生于宁夏的一个农村家庭,父母务农,家里一共有4个兄弟姐妹。我和两个弟弟的名字都是建字辈,爷爷给我取名叫建国,他没有给我解释过缘故,不过在那个年代,叫“建国”“建军”的人特别多,我想人们都希望自家的孩子们能为建设国家多做贡献吧。

父母都只上到了小学,但他们对我们兄弟姐妹的教育都非常重视。从小学到高中,父亲每学期都会跟老师沟通两三次我的学习情况,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我们甚至有一个专门的书房学习。即使在农忙季节,父亲也会要求我们先做完作业,有时间再去帮忙割点麦挖点土豆。跟其他的农村家庭的小孩相比,我们很少干农活。

小时候除了学习,我还喜欢画画。有一件事情令我印象深刻。奶奶有一条特别好看的手绢,我照着它在一张大纸上画了松树和老鹰,画完我就放桌上了。第二天我突然发现画上多了“鹏程万里”几个字,我爸笑着跟我说是他加上的。我当时的年纪,并不能理解这几个字的寓意,就是单纯的感觉到,父亲是支持和赞赏我画画的。

我在高中二年级参加学校化学、数学竞赛,获得一等奖的奖品

受这种家庭氛围的影响,我从小学习成绩就很好。这在老家是出了名的,亲戚邻居见到我都会夸我,父母也会附和表扬我。可是对于我的未来他们并不明确,也没有什么规划。我小学到初中一直在乡下读,高中才走出去。记得高中时学校举行化学、数学等一系列竞赛,那时在校门旁有一个专门张贴光荣榜的区域,比赛后不久,学校把成绩公布在了那上面,有三项比赛我的名字都出现在了一等奖的位置。

我一路顺利地上到了高三。高三开始,学习有点不认真,成绩下滑了一些,具体的原因我已记不清了。老师跟我父亲说我一定能考上大学,只是好大学和一般大学的区别,他觉得只要考上大学都很好,所以他也没有着急过。

我的高中毕业证书

高考其实是我整个高中阶段考得最差的一次。我特别沮丧,一心想着复读。家里人劝我就算复读也不能保证明年就会考好。最后,我还是老实填了志愿。

大学时期

1992年,我在宁夏医学院(现宁夏医科大学)校门前,当年,我入读临床医学专业

我上大学是1992年,那时候环境闭塞,接收到的信息很少,也不知道以后到底想干嘛,但是有两个职业是铁了心不想做的:老师和医生。当时有一个模糊的想法是想当兵,很想去读军校,碰巧看到宁夏医科大学招生简章里有写XX部队的定向培养,于是我就填报了这所大学。我当时报的几乎全是省外的大学,只有宁夏医科大学是省内的。

结果,最后进的就是宁夏医科大学,刚开学两周,我还想着也许可以转学。过了一段时间,学习走上正轨,自己也学的不错,甚至在期中考试里还考到不错的成绩,于是干脆定下心来学医了。

我从小对于三好学生之类的荣誉很习以为常,以为到了大学大家不会再重视这个了,结果一封老师的回信改变了我的想法。在化学课上,老师讲的一个公式中的分子分母跟书本上表示方式相反,我感觉到很多同学可能都会盲目背公式,导致出错,于是给老师专门写了一封信夹在作业里,跟他说了我认为可能存在的问题。

老师给我回了一封很长的信,写了满满一页纸。信的一开始,他简单地回应了一下我提出的问题,然后写了很多鼓励我的话语,夸我严谨和上进,还说以后我一定能成为三好学生、优秀毕业生之类的话。当时刚进大学,恰恰也是这些话提醒了我在大学应该继续努力学习。

我在大学学的是临床医学,医学专业的学生都有解剖课。解剖课是我的命运转折点。解剖学教材上有大量展示人体结构的图片,记住这些图片上的结构对很多同学来说有难度,但我对图片非常敏感,而且我也时常自己画一些结构图,这些都非常有助于我学好解剖课。

解剖课上,很多同学对于那些泡在福尔马林里的器官有抵触,而我觉得那就是形态学的知识。课程里有些内容需要同学们自己动手解剖,很多同学只是看看却不愿意动手,我反而得到了很多实际操作的机会。大学期间很多次解剖课的考试我都接近满分。

大学期间,我和同宿舍的同学一起练习写字

大学的学习中,天赋只是其中一部分。只要够认真,愿意多花时间,都能学的比较好。我的天赋很平常,靠着自律,在整个大学期间保持了数一数二的成绩。

我(左二)作为宁夏医学院书画协会副主席组织招收新会员

大学时,我还参加了学校的书画协会,后来还成为了副会长。那时许多校内的大型节目晚会幕布都是纯手绘,我经常要负责画幕布。

1995年,我和同学们参演学校举办的“黄河魂”合唱比赛,舞台后方的背景是我画的黄河壶口瀑布

曾经有个“黄河魂”合唱比赛,当时的舞台背景方案是黄河壶口瀑布,我们就用几十张大白纸拼成了十几米的一张巨大的幕布,铺满了整个舞台。我参考一张纸币上的壶口瀑布图案,在大幕布上走来走去地画,几个关系好的同学帮我打下手,画了整整三天,共同完成了我迄今为止最大的绘画作品。

1997年,大学毕业季,我(中)与同学合影作别

由于大学期间努力学习,我的综合测评成绩全年级第一名。毕业后,我顺理成章留校,成为了解剖学教研室的一员。

留校任教

从高中毕业立志坚决不当老师,再到大学毕业后留校成为老师,这个过程转折有点突然,但是也并不难。真正了解医学之后,我发现医学很有意思。而且当了老师能把自己掌握的知识表达出来、传授给学生,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荣誉和成就感。

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为同学们讲授“人体解剖学”课程。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了解剖学教研室,刚开始的时候是担任助教,跟着高年资教授听课,帮教授挂图、给学生指认标本等。

我(左一)和同学们一起观看教室内的学习园地

后来总算等到自己上课了。之前已经跟着教授给学生们上过很多课了,正式上课后我信手拈来。而且我充分发挥自己画画好的优势,讲课时边画图边讲解,效果很不错。后来在学校举办的教师授课比赛中多次获得一、二等奖。

每次给新同学上课前我会先点名,而点名之前我会把名单提前看一遍,把罕见字、多音字都查好读音。那时候我记性很好,基本上点了一遍名字就能把他们全对上号了。

我对学生要求很严格,要求学生们必须预习和复习。有一个学期我的课是在下午,中午就能看到我们班的学生在大太阳底下背书。有不少我带教过的学生后来变成了我的同事,也成为了老师。我曾经开玩笑问一个男生,当时提问让他下不来台,有没有记仇?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变成了关系很好的朋友。

在我的学习生涯中,只有一门课难倒过我,那就是英语。这是我从小花了很多时间学,却始终学的不太好的课程。当老师后,学校送我去西安外国语大学学了一个学期的英语。那里有很多外籍老师,那时候我没有结婚,一个人无忧无虑,经常在课余找他们交流,有时候会一起玩扑克玩游戏,克服了对英语的恐惧,英语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为我以后的出国打下了基础。

赴日读博

我工作后在宁夏医科大学读完了硕士研究生。2006年学校推荐几个人去日本进修一年,在学习完成后我的日本教授又帮我申请到了日本政府奖学金,随后我2007年去日本读博。我在日本呆了六七年,我先过去,后来妻子也带着孩子去日本读博士。我2001年结婚,我的妻子也是一名研究员。从结婚以来,对于我外出求学这件事她一直都是全力以赴地支持。

在日本的生活非常简单。每天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后,我俩就去各自的实验室做实验,晚上孩子放学后,我俩一个人在家陪孩子,另一个人就继续去学校做实验。送孩子、做实验、接孩子、做实验,在日本的那几年除了偶尔参加留学生组织的见学旅行,大部分时间我们一家人的生活都是这么度过的。

我和妻子、孩子一家在日本的公园合影

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对我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本老师对待科学研究严谨的态度、规范的操作流程以及精湛的技术都给我很大的启发。我本身是做事很精细的人,之前在国内的时候,有朋友开玩笑说我做实验简直严格到变态。这种“变态”到了日本后,刚好符合日本老师的要求。不仅是做实验、包括画图,教授都肯定了我。

我(前排左一)与日本岛根大学的老师们一起组织学术活动并合影留念

日本实验里的老师们都很敬业,每个人几乎晚上都主动加班,最早的也是晚上8点才走,还有的给孩子做完饭后又回学校继续做实验。这种氛围激励了我努力工作。我住得离实验室很近,通常都是晚上11点才离开实验室。

我参加在日本山梨大学召开的学术会议并通过墙报展示自己的研究结果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实验需要给大鼠的嘴唇打针,之前这种操作都是需要两个人配合的,别人帮了我一两次以后,我就自己想了个办法。找了一个网眼很小的网兜,每次打针时借助网兜抓稳大鼠,既方便打针,又可防止大鼠咬伤自己,很容易完成操作。其他的同事们看到后异常惊讶,讨论说我发明了一个“奇妙”的办法。

我(右)作为博士研究生代表,接受由岛根大学校长授予的博士学位证

在日本留学的六七年里,我跟大家相处得很融洽,要离开的时候,大家都依依不舍。平时带我一起做实验的年轻助教跟我握手拥抱时都流泪了。我的教授握着我的手说:I will miss you,其他人都很惊讶地看着教授。教授平时是很严肃、不苟言笑的人,之前有同事跟我说日本教授很喜欢我,我还以为只是客套话。

2012年,我(右)和教授(我的博士导师)合影留念

其实,快博士毕业的时候,我有想过在国外工作,甚至已经在日本教授的推荐下开始申请一个哈佛大学项目。对于做科研的人都想去全世界最好的实验室工作,追求自己的科研理想。正好那个时候,我的母校宁夏医科大学跟我联系,希望我尽快回来工作。我跟教授表达了想放弃去哈佛,先回国工作的意愿,教授支持我先回国工作。他是留学美国后又回了日本,他跟我说知识都要学以致用,我的所学最后还是要落在实际应用中,而我可以在自己的国家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回国工作

最后我选择回了宁夏医科大学,加入宁夏颅脑疾病重点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主要研究脑的结构、功能和疾病。在宁夏医科大学校长,也是实验室主任孙涛教授的带领下,实验室得到了快速发展。在我回国两年后,宁夏医科大学启动了以颅脑疾病重点实验室为主要依托平台的“宁夏脑计划”研究项目,并于2016年获得了宁夏回族自治区首批“十三五”重大科技专项的支持,我能参加到这个项目中感觉很荣幸。

我在宁夏医科大学宁夏颅脑疾病重点实验室进行科学研究

在国内工作三年后,有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看到了我在日本的一些实验数据,想要我去她的实验室帮忙,我就申请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后。去美国前,我向宁夏医科大学做了保证,两年学习期满后我一定回国。

我在约翰·哈佛铜像边拍照留念

2016年我去了哈佛大学读博士后。刚去哈佛的时候感觉到生活和工作都跟在日本时有很大区别。在美国生活,人与人之间相对独立,不太多地干涉或者过问别人的事情,距离感和界限感比较明确。而日本跟中国都属于亚洲国家,大家平时相处除了工作上,生活上也会更关心彼此。

我在哈佛大学进行科学研究

哈佛大学的教授对我做的实验非常满意,在日本时我学习到了细致,在美国我学到了创新。在一个项目里面,有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研究人员。对于同一个问题,人们自然而然地提出不同的观点和意见。我们那个大实验室里有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中国等多个国家的人一起合作,大家讨论问题都很直接,氛围很好。

两年的学习结束后,2018年,我准备回国了,哈佛大学的教授问我能不能留下来继续给她做实验,我拒绝了。她进一步说工作一年也可以,哪怕半年也好。她的实验中有一个很复杂的手术操作步骤,我完成的效果比其他人好,我想这是她想留我继续工作的主要原因,她甚至承诺帮我解决包括签证在内的一系列问题。最后我还是拒绝了,很多外国同事不太理解,甚至认为我有点不近人情。

我和妻子、孩子一家在哈佛大学校园合影

其实,一方面是因为我对母校宁夏医科大学有过承诺。另一方面,我想哈佛大学人才济济,对他们来说,少一个我,也许实验数据出来得会慢一些,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对于我的母校来说,我所能发挥的作用和价值要大得多,我始终认为,学习知识是为了用在更需要它的地方。目前,我已经回到宁夏医科大学,我将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校建设工作中,为母校的教育事业尽自己一份力量。

【本组照片在今日头条独家发布,严禁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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