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样，必然是要写写我生活的苏州。
这座经济发达、文化璀璨的城市，被贴附了许多标签：园林城市、宜居城市、幸福城市、历史名城、生态城市，等等。
当然，历久弥新的苏州配得上这些赞誉。只不过，当我们用更深的目光去凝视这座城市时，会发现，除了这些美好与荣耀外，它也在面临压力，经历阵痛。
如果将发展这根线拉得更远些，我们可以看到，苏州面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时期的问题与挑战时，一直都是积极的应对者和实践者。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人民生活困难，在这种形势下，苏州顺应国家改革开放的要求，充分调动劳动积极性，从1980 年代开始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在国内形成了以苏州为代表的苏南模式并且在全国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带动作用。
到了1990 年代，在工业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工业用地大规模拓展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之间矛盾日益凸显，这种形势下，苏州从城市空间结构调整着手，跳出古城，实现一体两翼发展，集中建设工业园区和高新区。
这种以“园区经济”为代表的发展模式，对一定时期内中国城市的发展也起到了先行示范的作用，苏州也逐渐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被称为“世界工厂”。
进入21 世纪以后，经过20 余年来的快速发展和用地扩张，苏州再次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
随着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快速扩张、人口数量剧增，土地、水、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压力日益加剧，产业优化升级、土地紧凑利用、文化保护复兴、生态环境保护、民生发展保障等都面临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城市的土地资源，面临着即将耗尽的局面。
此外，苏州还有一个大问题是市域内部结构松散。昆山、太仓自成一个组团，与市区的联系较弱，实际上他们与上海的联系甚至更强；常熟、张家港等临江县级市也形成相对比较独立的区域，他们与市区之间的联系也比较弱。这也使得在区域发展格局下，市区面临更大的被削弱、被边缘化的风险。
内忧之外，还有外患。
长三角一体化是机遇也是挑战。说到底，一体化还是利益的争夺。
上海是长三角无可争议的龙头城市，从其2035规划不难看出，未来，在土地资源紧约束下，上海对高端功能的集聚还将进一步加强，还将进一步推进浦东、虹桥、自贸区等高端服务功能中心的强化和积聚，同时，依托新城建设，打造区域重要节点和综合性功能城市。
而这种高端服务功能的集聚和工业用地的功能置换，将对苏州服务业的发展产生吸附和限制效应。一定程度上会出现“大树底下不长草”的负面。
进而言之，即便是一体化下上海会有更多中低端功能的外溢或者辐射，但可以选择的方向更多了。随着南通交通条件改善，通江达海战略实施，土地空间优势释放，会威胁苏州的制造业优势；无锡多年来重点建设太湖新城，布局区域服务职能，与苏州形成正面竞争；嘉兴依托生态环境优势、商务成本优势，有可能与苏州竞争新兴的区域服务功能。
再加上苏州正面临自身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种种问题都在敲击着这个中国最牛地级市。
所以，苏州在这个时候提出打造现代国际大都市，无非就是想提升自己的城市能级，来应对这些内忧外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