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两宋词学的衰落,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宋词受制于“音乐性”而桎梏于雅词之内。北宋词初创草草,尚有张先、二晏、秦柳、东坡等风格横陈肆意,不拘一格。但随着李清照《词论》特立疆界、周邦彦收雅词之大成后,宋代词学不免走入了一个看得见结局的发展路线:即“与乐同兴亡”的状态----尤其是在宋室南度之后,按龙榆生先生的说法,此时词学的状态便是:“大晟遗谱莫传;于是音律之讲求,与歌曲之传习,不属之乐工歌妓,而属之文人与贵族所蓄之家姬
这种状态的下的宋词,虽然一如朱彝尊在《词综发凡》中所言一般是:“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然实际上,宋季的“工”、“变”都是转入内质深度的攫取,此后,词家并没有再出现周、姜、吴三家之外的创新-------这也就是雅词在元代式微的关键。然则,两宋词学除去雅词外,其实还有苏辛一派的“别调”词人,且正是由这一部分的词人保证了词在“歌法不存”的金、元二代的薪火传承------但其中值得玩味的是,为何令词体历久常新的苏辛一派,却并没有成为宋词的主流?
元词近乎绝嗣的关键:宋代以“乐”定体的词学态度
宋人以“音乐性”为词体独立的根基北宋词人对于填词的态度其实都不算严肃。欧阳修曾有《采桑子·西湖念语》一序非常直白的谈到了他对宋词的态度,即“因翻旧阙之辞,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伎,聊佐清欢
采桑子·西湖念语
音乐有雅、郑之分,词乐大体便是需归类在“郑声”之内。郑声,即淫声、俗乐,按古人对于“雅”、“淫”的界定,便是旋律越婉转越“淫”,音值越长越俗。《南齐书·王僧虔传》便记载云:“自顷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务在噍杀,不顾音纪,流宕无崖,未知所极,排斥正曲,崇长烦淫
故此,宋代词学便呈现出风雅之士惩于鄙俗之音,不敢与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之
但恰恰是这种对于音乐性的刻意追求,使得词学在两宋之后濒临绝嗣。宋室南渡,唱词者从里巷勾栏移入至“王谢前堂”,这时候北宋大晟府的存曲也已流失殆尽,随着元代宋祚之后,南北曲的盛行,更让宋代雅词几无立锥之地。龙榆生故云:“元代文人处于异族宰制之下,典雅派歌曲,既不复重被管弦”(《中国韵文史》),在元代活跃的词人中,除去前朝遗民之外,只有刘因、刘将孙、张翥、邵亨贞、许有壬数人最胜-------而传续苏辛词风成了元初词坛的普遍意识。
刘敏中为张养浩《江湖长短句·序》中云:“(词)逮宋而大盛,其最擅名者东坡苏氏,辛稼轩次之,近世元遗山又次之”,非如此,在元代追和前人的33首词中,苏轼占11首,辛弃疾占2首,刘过两首,文天祥词一首--------要知道,以上诸家皆是苏辛一派的代表人物。据此,我们从元代这种词学最为式微的时代来看,为词学传脉的非是宋代引以为主流的“婉约正宗”,反而是最为诟病的苏辛一派了。
两宋之间苏辛词风不占主流的关捩:“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以史观文脉,大凡文体都会有脱离音乐性而形成独立文体之时,不管是魏晋五七言诗、汉乐府,还是曲子词,都经历过辞乐离合的阶段。然曲子词与诗在“辞乐离合”的“独立成体”之际,却又出现了诗歌中不曾出现的矛盾:词以音乐性而形成了独特的长短句,却无法完全脱离音乐,尤其是宋词与音律更是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伴生关系。因此,被世人定为“不葺音律”的苏辛词风,显然就难成主流之风会了。《于湖先生雅词·序》便把苏轼“词如诗”当成了毛病:“苏子瞻词如诗,秦少游诗如词,才之难全也,岂前辈犹不免耶?”;又如晁无咎云:“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人谓”二字,足见“不谐音律”是词坛较为普遍的认知。
但值得一提的是,苏辛词风虽然是因“不谐音律”而没成为词坛主流,但如果对这一派词家作更深入的研究,我们其实可以发现,苏辛一流最大的问题实际上风格难以传习所至。北宋词坛其实并非是以“婉约为正宗”,更真实的状态便是如前文所言的“诸体皆备”,即便是“凡有水井处,即能歌柳词”的《乐章集》。在士大夫阶层也并未形成一边倒的审美认同,而真正使得雅词在宋词坛完成“大一统”的词家,是周邦彦,为何?因为在周邦彦的词作构架了雅词体系的轨范,使得后来词人真正知道如何作雅词。《片玉集序》:“周美成以旁搜远绍之才,寄情长短句,缜密典丽,流风可仰。其征辞引类,推古夸今,或借字用意,言言皆有来历
反观苏、辛一派则不同,苏、辛二大家真不善音律吗?不见得。《乐府指迷》云:“近世作词者,不晓音律,乃故为豪放不羁之语,遂借东坡、稼轩诸贤自诿。诸贤之词,固豪放矣,不豪放处,未尝不叶律也。如东坡之《哨遍》、杨花《水龙吟》,稼轩之《摸鱼儿》之类,则知诸贤非不能也
《白雨斋词话》论及苏轼词云:“太白之诗,东坡之词,皆是异样出色,只是人不能学,乌得议其非正声
如此,论及苏东坡,辛弃疾词风处,全是“玄虚之论”,甚至可以说是以“水无常形”而论------这种指向下,从学者怎么去传习继承二家词?又或者如何把握二家词的审美标准?以雅词来看,《乐府指迷》、《词源》都对长调、小令、字面、音律、造句等方面师范了方向,从学者,再不济也有个“托底”,而若学苏辛一派,则需全仗天赋性情,高者如陈维崧、曹贞吉等人自然恒高,但二、三流词家没有这种天赋却学苏辛,那便是断无“托底”以说了。
结言
总而言之,苏辛词派的发迹,也算得上是“成也萧何败萧何”的“因人而特”,没有束缚的风格,是难以模仿而形成“流水线”一般的潮流风气,即便是以苏辛二家论,也都是一脉而迥然(陈廷焯所谓之:“东坡、稼轩,同而不同者”);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脱离了审美上限与音乐性的约束,却能让词学能有更广袤的生存空间与更多或可见或不可见的未来。
然可惜的是,千古风流人物实无多见,越“大众”的产物越容易被人接受,在雅词与别派之间,显然是前者更容易使普通人“入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