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大明劫》描述了明末鼠疫爆发时的场景
明代一位科学家名叫徐光启的，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除蝗录》，在这本书里他写道："凶饥的原因一共有三个：一个是水灾，一个是旱灾，一个是蝗灾。而不同的地区地势高低不同，降雨多少不同，但凡受灾，总有幸免的。唯独蝗灾在大旱之后而来，千里之间草木全部啃食殆尽，哪怕是牛羊的皮毛，旗帜经幡也要被啃食掉，所以这种灾害更甚于水旱灾害。"
现在咱们分析一下，为什么徐光启认为蝗灾的有害会更甚于直接动摇农业社会本质的旱涝二灾呢？其原因无非就是两个：其一，蝗灾对比于水旱灾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饥荒，动荡）；其二，蝗灾没有地域分别，受灾面积极其广阔。
但其实还有一种灾害，它不仅仅同时具备蝗灾的这两种特征，同时危害面积比蝗灾还要更广，影响的不仅是农作物的生产，还有可能是直接危害人的生命，对社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没错，这就是瘟疫。
其实自从先秦时代起，无论是哪朝哪代，谁家统治中原，中华大地都一直饱受瘟疫的折磨，并且瘟疫的肆虐程度是随着时间的伸张而逐渐加剧的，所以排在封建王朝后几位的玩家都当仁不让的站在了"瘟疫灾害排行榜"的头脸位置——作为中华倒数第二个封建王朝的大明朝自然也不例外。
历数大明建国二百多年的漫长历史，瘟疫几乎和明代的国祚同发展，共进退，真可谓是不离不弃的紧紧追随着老朱家的脚步：有明一代一共发生过187次瘟疫，这些都是规模中上等，可以被记载在《明史》，《明实录》这样官方文件里的瘟疫。至于那些横跨郡县的"小"瘟疫，自然还不算在这187的数字之中。且根据对明代史料整理日渐精细，更多的时疫资料正慢慢浮出水面，不难想象这个数字将来可能还会继续增长。
对于一个建国276年的王朝来说，发生187次瘟疫意味着平均1.48年就要发生一次瘟疫，年瘟疫爆发的概率高达百分之67左右。更可怕的是，这些瘟疫不仅年年威胁着大明，而且在年内季节分布上，还特别均匀：其中有记载发生季节的103次瘟疫完全铺满了一年的四个季节，十二个月，已经可谓是月月有瘟疫，老百姓一刻都不得安宁，且如果有个瘟疫持续时间较长，例如春节爆发之后到了夏季仍不能止，而夏季的新瘟疫又已经爆发了，当遇到这类情况时，当地百姓还要在双重瘟疫的打击之下艰难求生，其境况是可想的艰难。
如此高密度爆发的瘟疫，也自然不可能局限于一种两种的疾病。
明代的瘟疫种类多样超乎你的想象，其中包括但不仅限于：疟疾，天花，霍乱，伤寒，鼠疫等等，光是这些名字随便挑一个出来，放到古代已经让人不寒而栗。尤其是天花等病症在古代致死率极高，动辄病死万人的例子也不少见：永乐六年正月爆发的霍疫在福建邵武，江西建昌等地流行开来时，已经造成"疫死者七万八千四百余人"的惨状，后续报告称死者多达"十七万余"；至于嘉靖十三年爆发的天花疫情，在文案中所记则是"死者十有八九"意味着很少有人能够幸存生还。
虽然造成几万人的死亡的疟疾，霍乱可以瞬间使一县之内人口骤减，耕地荒芜，但是在明代"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况下，无主的土地很快就会被兼并一空，因此不久空缺就会被填补无恙。而这样一场疫情的最终结果，也只是在史书上留下短短的一笔罢了。所以尽管这些瘟疫已经如此狠厉，足以夺人性命，但是在一种更大的瘟疫面前还是只能甘拜下风——
这种瘟疫，有明一代只大规模爆发了两次：第一次它蔓延整个河南，山陕中北部，使得百姓大量死亡，耕地大量荒芜，继而导致农田青黄不接，再有大旱接踵而至，这便为将来李自成和张献忠揭竿而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次它蔓延整个北方，甚至天子脚下的京师亦不能幸免，以至于超过一千万人死亡，令已经走到末路的大明更加空虚，直接掉入了亡国的深渊之中。
这就是鼠疫。
鼠疫是一种传染性极强，致死率极高的烈性疾病，曾经在9世纪，14世纪，19世纪全球爆发过三次。
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应该是14世纪欧洲爆发的那一次，那时候鼠疫有个别名叫做"黑死病"。
黑死病爆发时候的场景
那一次黑死病的爆发因其导致的大量人口的死亡和对社会的震荡使得它在世界范围内"名声显赫"，反观在明末爆发的这一次鼠疫知名度就差了很多——但是这一次鼠疫却确确实实是导致一个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崇祯年间鼠疫的爆发，最开始只是一个偶然：其实鼠疫这东西传到人的身上本来就是一个偶然，它的自然存在范围其实是有边界的：鼠疫的生存需要满足三大条件：适宜的温度，恰当数量的宿主（鼠）和恰当数量的媒介昆虫（跳蚤）。鉴于能凑齐这三大条件的地区并不多，所以只有当人类的活动范围踏入鼠疫的存在领域时，鼠疫才会传染到人的身上。
现代研究者发现现存的十大鼠疫自然区中，最可能导致明末鼠疫大爆发的一块坐落于乌兰察布草原上。这块疫区不仅包括草原，还包括了山陕边界的一部分。
恰巧，这块地区还真就迎来过一批外来人口：嘉靖十二年，大同卫发生了一次叛乱，有一些党羽为了避祸，叛逃出界，投奔了蒙古俺达，却又因为不习惯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就留在了山陕边界农业游牧分界线这片位置上耕作求生。此后，他们招揽了大批的汉族逃人来此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较大的聚落区。最晚在明中后期，山陕边境之外的一片游牧区就都被开垦成了农田，逐渐变得人烟繁盛起来，聚集成邑。
汉人叛逃势力的集结，使得农耕游牧分界线画到了关口之外
鼠疫就这样不知不觉的从高爪鼠的身上，转移到了这批叛逃进他们领域的汉人身上：当他们离开边界，进入山西，陕西做买卖，走亲戚的时候，他们身上的鼠疫就又传到了这两省境内——毕竟鼠疫可以通过飞沫传染，且易感染年龄不分大小，也不分老壮。
于是，一场席卷整个黄河之北的瘟疫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之中开始了。
《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曹树基
《中国灾害通史.明代卷》
《瘟疫论》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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