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1940年代相声圈有“五档相声”是行业翘楚，侯宝林大师也曾有所提及。
众所周知，这五档相声包括张寿臣、常宝堃、侯宝林、戴少甫以及马三立。
不过，按照时间推算，马三立大师“入选”不但时间晚，而且怹在天津扬名的时间并不长。
初露头角
马三立大师1940年从济南回到大水后的天津，凭借跑码头闯出来的名声，终于从撂地儿登上了舞台。
经一位曲艺界朋友介绍，要我到旧城厢北门外的宝和轩茶社去演“倒二”。“攒底”的是林红玉的京韵大鼓。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曲艺班社，艺员有包银（工资），茶社赔赚，我们不管，一搭一挡每月共九十元，还允许出去赶场，条件满可以了。
于是，一九四零年农历正月初一，马三立大师和耿宝林上演于宝和轩。
耿宝林
这下子，马三爷如鱼得水，到宝和轩正式登场演出，从初一到初三，说的都是拿手的段子：《开粥厂》、《西江月》、《文章会》、《卖五器》、《吃元宵》、《反八扇》等等，听众反映非常热烈。
成功反串
但这时，天津大混混袁文会也盯上了“初露头角”的马三立。
不过不是因为马三立的相声吸引人，袁文会手中当时有常宝堃、赵佩茹坐镇，袁看上的是马三爷的反串戏。
当时，马三立经人介绍，到东北角大观楼戏院和南市口中华戏院赶场。在中华戏院演出的是评戏班，挑大轴的是新凤霞，每天马三爷在她的大轴前面加上一段相声。
按当时的规矩，我的钱不由戏院负担，而由挑大轴的演员发付。新凤霞母女很讲义气，她们瞧着我的儿女多，家累重，日子过得苦，所以总多给我一点钱，江湖义气，讲究“穷帮穷”。我每天总格外卖力气，拿自己认为最好的段子，压住场，让新凤霞好上大轴。
恰好有那么一天，马三立大师说完相声，坐在后台歇气，大轴《孔雀东南飞》就要上了，新凤霞的刘兰芝已经扮好了装，刘兰芝的丈夫焦仲卿也上场了，可是演刘兰芝妈焦氏的演员误场，没有来，前台、后台管事的都急了，打帘子的已经喊过“码后”（暗语，拖延时间的意思）了。
新凤霞
新凤霞一看马三爷愣在一旁，登时有了主意。
她招呼我说：“三立过来，扮个彩旦吧！”我说：“什么彩旦？”“恶婆婆焦氏呗！”“我可是‘棒槌’呀”新凤霞说：“没关系，我给你‘攒锅’。现说现教，救场如救火！”我一边听新凤霞给我说戏，一边开脸儿，擦粉、画眉，丑扮起来，箱官给我穿上彩旦的袄裤，恶婆娘焦氏就登场了。有的观众一眼就看出这个丑婆子是马三立，我还没张口，台下观众就哈哈地笑开了。虽然，我台词还没有记准，可也不紧张，反串戏呗，就是撇汤露馅，大家也能原谅。这一场戏我总算给应付下来了。
这是马三立大师第一次反串。
惹上混混
谁知道袁文会让手下王十二来“约”演出。
王十二到东兴市场找我，“约”我到庆云参加反串戏，常宝堃的父亲常连安也劝我去，情不可却，我答应帮一个月的忙。没料想“一入侯门深似海，”进了联义让再想出来就“身不由己”了。
从此之后，马三立大师就成了袁文会剧团的专职反串演员，估计有机会说相声也肯定排在张寿臣常宝堃的后面，而且还被袁文会“借来借去”。
马三立大师在1980年代反串。
一九四二年林红玉组班到济南演出，把我“借出”三个月，“使用”完了，送回剧团；又如一九四三年白云鹏到南京演出，大流氓高登第又向袁文会“借”我，订了三个月的合同，期满我又被送回天津。我就象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似的，可以听凭他们随意借来借去。
这种反串的日子持续了5年，直到1945年8月15日，马三立大师才摆脱这些地痞流氓的纠缠。
“八一五”抗日战争胜利，日寇无条伴投降，古城北京沸腾了。我们这个受汉*、恶霸压迫至深的曲艺剧团，也开了锅似地欢腾起来。我挺挺胸脯，清清嗓子，走到王十二跟前，我说：“经励科！我退出兄弟曲艺剧团了。”失去了*山的王十二毫无办法，我心里说不出的痛快。
真正扬名
离开兄弟曲艺剧因，马三立大师也无处可去，只能先回南市、鸟市撂地卖艺的场地上重操旧业。
同行撂地的弟兄们也很欢迎马三爷，他参加了刘奎珍、杨少奎一伙，首先在鸟市演出，生意很好，收入比在剧团的包银还多。
马三爷自谦在技艺上也相应地有了一点提高。实际上，这时，戏园、剧场来邀请，广播电台都来约马三立。
可是，我撂地的搭伴刘奎珍不肯离开鸟市，不得已只好从北京（当时称北平）约来侯一尘搭伴，演出于南市燕乐、劝业场、小梨园，同时又接受一家商业电台的约请，说相声兼播广告，每天赶场，忙个不停。天津的听众对我更熟悉了，眼看着马三立的名字越说越大，入了“流”。
有前辈回忆，1947年，马三立大师偕侯一尘在南市东兴街群英戏院献艺，这是马脱离“兄弟剧团”后首期登上剧场舞台演出。当时他的“文哏”代表作《夸住宅》、《西江月》、《暗八扇》、《吃元宵》等，已得到广大爱好者的认同。此时，又将《打白朗》改编为《打日本》，在以评论各种艺术形式和同场演员为主的《西江月》(“人臣”辙)深受欢迎的同时，又推出了以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为主的“一七”辙《西江月》，讽刺了日伪罪行，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重视与赏识。
这应该是马三立大师进入“五档相声”的时期了。
天津南市三不管
1948年，马三立、张庆森合作后，不断推出不同于“大路儿”的节目与幽默含蓄的艺术处理。
有前辈先后在永安街新化池楼上的“新声戏院”和荣吉街“燕乐”(1950年后曾名“红旗”)听过他们合演的《新百家姓》、《新春联》、《开粥厂》、《卖五器》、《大相面》、《黄鹤楼》等节目，深感马氏相声文化蕴涵深，艺术处理新，使听众琢磨起来可乐。如《起名字的艺术》(《饭馆论》更名)就富于知识性与趣味性，不论是评论商店或艺人的名字，正讲令人信服，歪批引人发笑后深思。
由于戴少甫早逝，侯宝林1945年返京，马氏相声就此再次享誉津门。就是在1947到1948年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马三立名副其实地与前辈张寿臣、晚辈常宝堃、侯宝林并列，比起相声天才戴少甫，名声也不在其下。
被迫北漂
可惜的是，这个时候天津物价飞涨，相声艺人的生存环境空前恶劣，马三爷的搭档侯一尘也希望回北京发展，所以马三爷1948年第二次北漂，直到1950年春节才“衣锦”回家。
我是一九四八年到北京的，不久解放军围城，日落以后全城戒严，凤凰厅茶社停业，商业电台也停止广播了。我在北京没有家，可是戏曲界的朋友都照顾我，一点没有让我为难，赵燕侠同志的爱人张钊非常热情恳切地让我到他们家里去，管我住，供我吃，给我很好的待承。
……
一九五零年春节，我回天津过年，家里桌椅板凳都有了，年饭、年菜准备得很丰富。这且不说，我的妻子从来没有穿过皮鞋，如今穿上新皮鞋，咯蹬咯蹬又添了一份热闹。我家从来不贴春联，我自父亲死后，差不多每年都是。“无柴无米过新年，何有兴味贴春联？”而这一年可大不一样了，我买来红纸，写好了，贴在屋里。我说不清心头的激动，半辈子的穷愁困苦、艰难、屈辱，真是不堪回首！
由此可见，马三立大师虽然技艺非凡，但一直颠沛流离，真正扬名与1940年代末期，在五档相声中叨陪末座有时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