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仍在升级，国际贸易、制造业生产、消费投资信心等降至近年来低点。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主要经济体央行纷纷降息，全球货币宽松再度来袭，金融市场高流动性和高泡沫并存，全球经济日益呈现出高度金融化的特征。如何破解实体经济增长困局，需要全球共同努力。
在亚太区域，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为建立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关系提供了典范。与此同时，加强创新投资合作，加快新经济发展，将是提振全球经济的有效手段。上述努力，将为2020年全球经济复苏积蓄新的动能。
全球经济日益呈现高度金融化特征
2019年，全球经济阴云笼罩，经济增速逐季降低，全年GDP增长预计在2.6%左右（按市场汇率计算），较2018年下降0.5个百分点，创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当前，全球经济运行呈现高度的“金融化”特征，逐渐从实体驱动阶段转向金融驱动阶段，突出表现为高流动性、低增长、低通胀与高泡沫。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央行持续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尽管全球经济实现了复苏，但复苏力度不强。2009-2018年全球GDP平均增速为2.5%，较危机前十年下降0.6个百分点。全球通胀持续下行，尤其是目前发达经济体通胀逐渐降至1.6%附近，日本和欧元区通胀长期在0-1%附近徘徊。在实体经济需求不旺的背景下，高额的流动性没有刺激企业投资快速增长、推高主要国家通胀水平，资金反而流向资本市场，导致主要股指屡创新高、政府和私人债务高企，金融系统性风险逐渐累积。截至2019年12月16日，MSCI全球股指达到653.14点，创历史新高，年内上涨22.7%，较2008年年底上涨158%。2018年年末全球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比重为92%，较危机前增加接近20个百分点。
全球经济高度金融化带来三方面挑战。
一是实体经济复苏疲软，全球经济增速整体下行。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下，市场不确定性加大，企业陷入“流动性陷阱”，制造业遭受冲击，国际贸易和投资低迷，悲观预期蔓延至全球。
二是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增长同步放缓。根据IMF预计，2019年全球约90%的经济体GDP增速出现下调，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增速均将较2018年下降0.6个百分点，“双核”同步失灵。
三是全球金融市场高度敏感，联动性增强，波动频率加大。过去十年，受到危机冲击、政策不确定性上升、非预期因素增多的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性显著高于危机前十年。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均出现了价格、利率、汇率和指数等大起大落的波动。受各国央行货币政策极度宽松的影响，跨境资本流动频繁，在实体经济体外循环，追逐虚拟经济利润，资源配置出现了较大程度的扭曲。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出现了融资成本上升、资本大幅外流和货币贬值等现象。以美国标普500股票市场波动性指数（VIX）衡量，危机后至今十年的平均波动水平比危机前高出20%。
全球经济有望在2020年筑底
展望2020年，全球经济下行趋势可能在上半年延续，下半年有望筑底，全年经济增速约为2.5%，较2019年下降0.1个百分点。主要基于以下判断。
一是总体经济增长动力不强。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表现分化，且大型经济体带动作用下降。一方面，大型经济体复苏未有起色，对全球GDP增长贡献率超过50%的美、欧、日、中四大经济体增长动力减弱；另一方面，阿根廷、伊朗、土耳其、委内瑞拉、印度、巴西、墨西哥、俄罗斯等遭遇严重政治冲突或曾面临严峻经济困局的国家有望自历史低位恢复增长，但其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仍然脆弱，从而限制了增长反弹的空间。因此，即使全球经济在2020年下半年复苏，也是弱复苏，不排除继续下探的可能。
二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未见根本好转。主要经济体从互征关税上升到对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限制，关税覆盖下的国际贸易规模增加。此外，美欧、美日等地区的贸易摩擦仍在持续，日韩之间爆发严重的贸易冲突，全球多边协调机制面临失灵。中美贸易谈判取得一定积极进展，如果两国能取消加征关税，将极大提振市场信心，降低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但考虑到中美经贸摩擦具有长期性，未来不排除出现反复的可能。从过去两年的市场反应来看，中美谈判任何一次反复都将影响市场预期，引发金融波动。
三是国际直接投资依然低迷。近年来，受保护主义影响，全球投资限制措施不断加剧，国际直接投资流量自2016年以来连续三年下降。2018年全球FDI减少13%，2019年上半年环比继续萎缩23%。随着美国税改因素消退、资金回流美国减少，未来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可能小幅回升，但总体规模仍然低于过去十年平均水平。在全球经济放缓、贸易局势紧张、投资回报率下降的背景下，全球直接投资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四是全球政策调整空间有限。全球主要央行仍将在一段时期内继续采取“低利率+量化宽松”操作。美国经济增长处于周期后半程，经济下行压力、大选临近、股价及债务高企，均要求宽松的货币政策予以支撑，预计2020年美联储还将降息2-3次。然而，经历一轮非常规货币政策周期后，当前货币政策空间普遍收窄，同时长期低利率也将埋下风险隐患。在此情况下，加大财政政策成为重要选择。然而，高额的政府债务限制了发达国家的财政政策扩张空间。2019年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平均达到104.1%，预计2020年这一比率将进一步上升至104.8%。
政经风险交织将影响2020年走势和判断
2020年，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可能在于美国，且政治因素将成为重要的扰动因素，美国大选、中东地缘政治将与贸易摩擦、债务风险等相互叠加，使得全球经济走势面临更大的波动。
● 美国经济下行风险
美国GDP占全球的比重达到24%，其经济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将会影响全球增长格局与市场信心。2019年以来，随着美国国债收益率倒挂范围扩大、持续时间拉长，关于美国经济衰退风险的担忧日益增加。受消费表现不稳、私营投资下降、贸易逆差恶化、大选年财政支出乏力等因素影响，2020年美国经济仍处于下行区间，一旦出现超预期下滑，可能使全球经济进一步放缓。
●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风险
目前中美贸易摩擦正朝着缓和的方向前进，双方已经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但这只是“停火协议”，双方在触及核心利益的重大领域仍然存在较大分歧，不排除仍有反复，并且战场有可能由双边转向多边等。因此，对2020年中美贸易摩擦前景不应过分乐观，应做好冲突长期化、复杂化的准备。
● 美国大选和地缘政治风险
2020年全球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美国竞选活动的影响。2019年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围绕双方候选人已经出现较大纷争，并造成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随着2020年正式进入竞选阶段，双方将不断出招，斗争也将日益激烈，全球市场情绪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此外，大国在中东地区，尤其是围绕伊朗、叙利亚等问题继续角力，对石油等价格有重大影响，高度依赖大宗商品出口和进口的发展中国家将受到波及。
区域合作与科技创新是带动全球经济走出低谷的重要力量
综上所述，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恐将成为未来几年全球经济的主要特征。有观点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已经步入日本式衰退。如何破解这一困局，需要全球共同努力。
面对近年来不断兴起的逆全球化风潮，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主动作为，以开放合作抵御逆全球化。在亚太，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正在加快，RCEP 15个成员国结束了全部文本谈判及实质性所有市场准入谈判；在欧洲，欧盟与日本签署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正式生效，与拉美的南方共同市场经过20年的艰难谈判后也终于达成自贸协定；在非洲，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开始正式运行。在当前多边贸易机制遭受严重挫折的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获得迅速发展，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大，逐渐成为国家之间开展经贸合作的重要手段。
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各国政府受制于赤字和债务问题，财政刺激缺少进一步加码的空间；同时，过去的经验证据表明，货币政策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显得无能为力。未来全球经济增长重振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科技的发展和新经济产业的兴起，以科技创新助推实体经济。
当前，以数字化为代表的先进科技正在重塑全球价值链，数字平台、区块链和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将继续降低交易和物流成本，促进全球贸易和经济发展。在此过程中，由大型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直接投资对激励创新、促进新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全世界由企业出资的研发活动中，超过三分之一来自全球百强跨国企业。然而，2016-2018年，全球直接投资连续三年收缩，至今仍处于低位。
因此，全球加强国际投资合作至关重要，例如取消不当投资壁垒，减少投资安全审查壁垒的负面影响，推动双多边投资协定签署，促进多种形式的国际投资合作，为全球科技创新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
（作者：廖淑萍，中国银行研究院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