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放弃最好走的路

什么样的选择,塑造什么样的人、创造什么样的城。

去年秋天,我和中国5位最顶尖建筑师聊了聊天。在各自的时代浪潮中,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放弃最好走的路。他们自主地对话自己,尝试寻找各自对生活、对生命、对城市、对世界、对过去、对未来的建筑语言,建造着一座理想城市的模样。

他们迎来了建筑最好的时代,或许更因为,他们坚持了最好的自己。

名人面对面

中国建筑师 | 选择 与我的城

王澍

当初有一个人,做了另外一个选择

王澍,全球建筑界最高奖普利兹克奖的获得者。最红火的建造年代,中国百废待兴,为了捍卫建筑师的价值,他却选择隐居十年。

△ 主持人田川与王澍

“那时候有一个最好的职业未来面对着我,所有人都说你也要发大财了。92年,当春天到来的时候,我就决定回杭州,这个时代不属于我,因为太多钱了,他们不需要建筑师了,所以在面对巨大的财富诱惑的时候,我做出了决定。”

“我原来其实是一个特别有奋斗感的人,我在想可能最简单办法,就是把所有东西都放下,我不干了。但是不干了那么容易吗?其实有一段时间心里会空落。”

中国美术学院给了王澍创造另一个世界的可能。2000年,王澍博士毕业,中国美院院长许江邀请他到杭州任教。这之后不久,王澍和妻子陆文宇共同创办的业余建筑工作室赢得了中国美院象山校区设计竞图。许院长对王澍唯一的要求是——这个校区的造价只能是同样规模工程的一半。王澍接受项目的唯一要求是——绝对的自由。之后六七年的建造,许院长没提任何要求。在快速浇筑的水泥之城中,王澍用他有限的自由,打造了一个小世界。他把这片“小世界”称之为——用乡村影响城市的实验。

“其实还有一个我很少说的理由,我下了很大的决心,读博士实际上就是重归体制。因为我以前实际上已经出体制了,我很自由,我做我想做的事情。但建筑不一样,如果你真正想做比较大型的工程,建筑本身是严重受限于体制的,你不在体制里,你是没有办法做的,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我读博士了,之后我重新恢复了社会身份,我重新有了社保,我以前什么都没了,是完全走出去的一个人,之后我回来了。我开始正式地面对这个社会,开始一个挑战和实验。”

王澍带着隐居十年的所有思考,着手设计象山校区。他从各地拆房现场,回收了七百多万件废弃的砖瓦石和陶瓷碎片,它们落到王澍手中,便成为了象山校园中的瓦山。王澍说, 中国建筑的根便是材料的运用。

△ “瓦山”

“其实你从外面、远处看,这就是一个巨大的瓦屋顶,它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山,你进去探访就是一个经验,园林其实是对这个经验的模拟。”

象山校园,诉说着王澍关于平行世界的理解。建筑基于生活,于外是对城市的连接与延续,于内是尝试着改变并塑造着我们新的生活习惯。更是对使用者精神世界的寄托和引领。

△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

“所以很多人都问我,说你的抱负是什么?你想不想让你的观念被更多的人接受,产生更大的影响?我的回答永远是这样,我不认为我有那么大的能耐。我能做的就是,永远有人知道,有一个人用不同的方式在做,可能多少年之后更悲催的是,我已经不在了,大家开始说,我们恐怕整个走错道路了,有没有另外的选择?有人会说,当初有一个人,做了另外一个选择,做过另外一些试验,大家回头看一下他怎么做的。”

张永和

每一个项目都做得“死去活来”

张永和出生于北京,父亲张开济,是新中国第二代建筑设计师,人称“设计了半个北京城”。天安门观礼台、中国国家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都是他的作品。在美国接受现代建筑教育的张永和,跟父亲张开济的建筑理念有着本质的不同。而他们也成为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建筑师的两张名片。

△ 主持人田川与张永和

张永和为中国建筑设计行业开创了很多个第一:他是第一位在国际建筑研究著名学府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担任要职的华人,也是建筑界“诺贝尔”——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审中的第一张中国面孔。而作为中国建筑界的超重量级人物,他却说自己的每一个项目都做得“死去活来”,简直是在“受罪”。

“最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有多不适合干建筑师。

建筑极端复杂,而我们要做的东西,永远不想是常规的,老想闹一个突破。就这样,每天不是危机四伏,就是要火山爆发,真是睡不着觉,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第二天会怎么样。我也挺较劲的,老觉得做得不够好,那我就不服气,我就要做得好,一转眼已经25年了,就这么过来了。”

“造房子里头有几件重要的事情,一个是材料,比如这木头摸上去不一样,金属的摸上去不一样,然后就是结构,这个结构不能是消极的,结构怎么成为建筑的一部分?一进哥德式大教堂,你看的就是结构,当然还有空间,光怎么进来,你看出去是什么景色,其实这就是建筑学。每个人可能做的不一样,这是一个创造性的工作。

我们的工作不但要有点信心,还要有点理想主义才行,否则就变成资本的工具了。

马岩松

它不能是一种温柔的抵抗

建筑圈有这样一句流行语:“建筑师30岁之前成名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是马岩松。”2006年,他凭借“梦露大厦”的设计,赢得加拿大国际建筑设计竞赛,一举成名,时年30岁。在中国,马岩松很有多标签:中标海外标志性建筑第一人,新一代建筑师重要代表,“山水城市”的布道者。马岩松用我们不熟悉的线条创造著我们不习惯的建筑,挑战著观者的视觉与体验,他选择了一种辛辣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他批判现代城市的标准化、大生产、非人性,他的建筑试图在高度密集的城市建筑中探寻另一种可能性,但总显得格格不入,甚至被称作“异类”。

△ 主持人田川与马岩松

“朝阳的‘山水’,它的黑色和流线,它和CBD那群建筑的距离,都是一种抗争。这种抗争其实是需要自己发出一种更刺激的声音才能看到,它不能是一种特别温柔的抵抗。当你看到这个现实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暴躁吧,我觉得这种第一反应,在我的很多作品里,都被表现出来了。因为暴躁也是一种情绪,我有时候也想让它跟周边的建筑有点对话,可是我也犹豫,我觉得,我又不认可周边的建筑,我觉得那些建筑非常的物质。如果我去跟它延续的话,那不是把一个历史错误又给继续了吗?”

△ 北京朝阳区的“山水”

“现代建筑,需要建立一种人跟自然的对话,人一进到这个空间就平静下来,就突然想自己跟未来、跟天地的关系,人就开始思考好多东西,这种陌生感,或者更多人所说的未来感,对我来说一直很重要。我就是想创造跟现实拉开距离的一个环境。这种思考让所谓的未来有意义了,这个未来就跟我们发生了关系,要不然未来什么时候来?

朱锫

一次次选择从零开始

朱锫有着包括“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五位(五十岁以下)建筑师之一”的众多荣誉。他在清华大学建筑系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放弃教职去美国继续学习。在美国,朱锫在建筑事务所工作,他额外多工作一个小时的费用,建筑事务所都觉得是一种浪费,无能为力的朱锫在2001年回到了国内,和三个伙伴在深圳创立了工作室,那时竞标项目,朱锫直言自己“每每必中”。而“每每必中”的朱锫,却在四年后离开了合伙人,回到北京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人生道路上的一次次清零,让很多人对他充满不解和质疑。

△ 主持人田川与朱锫

“跟自己的这种对话,有时候确实是非常痛苦的。整个建筑生涯里,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很早的介入实践。我经历了留学、工作,当真正想做事的时候,已经接近四十岁了。人生中的很多时光里,我没有很好的一个意识,就是要在年轻的时候,就介入到建筑的建造活动中去。

因为我觉得,建筑的本质必须要参与建造,必须要把你的构想实现,如果你不较早地去实现这个想法,你是成长不了的,你无法了解建筑是什么。当我自己真正做这件事的时候,已经快四十岁了。”

艺术家的工作,就是创造新的经验,创造别人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如果你都满足了别人,那么你的这个作品就会没有创造性,就不会给别人提供什么惊喜或新的感受,我觉得这是没有意义的。”

张轲

把自己好走的路都堵上

张轲所领导的“标准营造”对北京茶儿胡同8号的“大杂院”进行了更新式再造,变成了现在的“微杂院”。2016年张轲携微杂院获得阿卡汗建筑奖,阿卡汗建筑奖每3年评选一次,在国际建筑界素有盛名,而张轲成为了首位获国际建筑大奖阿尔瓦 · 阿尔托奖的中国建筑师。模仿外国大师作品,是当年建筑师最轻松,也是最容易成名的路,张轲却选择浪迹艰途。

△ 主持人田川与张轲

“大家都认为那些能够盖高楼大厦的商业事务所,已经是最牛的了。在商业上很容易走的路,是那些很容易讨好中国文化、大众和政府的路。如果你把自己好走的路都堵上的话,你肯定走的是一条更痛苦的路。但是如果你真正走出这条路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还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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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固未来

编导:张悦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