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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共时性颠覆了历时性的价值

刘洪波湖北仙桃人。长江日报评论员,高级记者。

从传统到现代的演进,在时间生活上体现为从历法支配转向钟表支配。

人们在同一时间区段内进行的各种活动,构成了社会的共时性生活。这种共时性,过去靠历法协同,四季更替、逢年过节,成了共时性的基本节律,社会生活的展开,以农时和节庆为特征。这也就是说,传统社会的时间生活是由自然变化和文化习俗来控制的。

现在,人们的基本节律不再靠历法,某种程度上,现代社会已经把历法降到了时间生活的边缘位置,而把钟点上升到了主体地位,计时比计日要重要。整个社会都在按钟点来运转,按一天天来安排,这就相当于在基础部分把现实生活放置到了比习俗重要的位置,把变化放到了比承续更重要的位置。

钟点生活、现在体验、重在变化,开创了新的共时性。历法的淡化,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历时性对人的弱化,人们的共时性增强了。历时性与地方性是连成一体的。人们在历时性之中,也就是在历史性之中,后面有传统,有习俗,这些在时间上具有深度的东西,空间上的展开是有限的。共时性削弱了时间的深度,人们在同一时间平面上同在,在这一平面上领受共同感,时间深度的降低,为时间生活的空间拓展创造了条件,由此,现代生活一定呈现为更为广大的气象,生活方式的全球化,或者说一种生活体验、生活方式很容易泛化到全球。极而言之,叫“世界是平的”。

但世界事实上仍然没有平坦,只是这种不平坦,不是体现为空间辽远所构成的差异,而是“发展”距离所构成的差异。“发展”,正是现在对时间深度的一种描述。发展水平,成了人们理解现实世界的一个普遍概念。

不同的生活方式、社会形态,不再被认为是自然而然,而被认为是一种时间性、时代性的差距。

人们在空间上可能相距遥远,但发展水平一致,也可能相距咫尺,但九天九地。这使得远在天边的亲近和近在咫尺的冷漠,被构造出来。现代社会是超地理的,非地理的,它在共时性中体现历时性,而非在历时性中体现共时性。大家都生活在现在,但一部分人被视为生活在现代社会,一部分被视为生活在过去、古代。这就是说,一部分人的现在被取消了属于现代的资格。“征服西部”之所以被描述为一种对蛮荒状态的征服,而不被描述为对印第安人的消灭,内在的逻辑是认为印第安人不具有与之搏杀的力量,从而也就不具有存在的价值,不属于“现代”,因而也无权再占有现代资源,无权在现代立足。在被征服的土地上,白人策马而行,马跑到哪里,哪里就是领地,仿佛那里此前真是无主之地一般。

人们接受了一种“目的论”的意识形态,即人类世界的不同生活,是因为有的已经发展到了现代,有的还没有发展到现代,这是一种时间性沟壑、历史性差距。

填平这种差异要靠发展,这就是说本来大家应该按同一种生活方式来展开生命、构造社会,发展充分了,这一天就到来了。发展意味着同一,意味着千姿百态被千人一面、千篇一律替代,即使个人形态会越来越丰富,至少社会结构、治理模式、价值观念、文化形态上要这样。现代社会在发展主义逻辑下隐含的这套意识形态是否合理,很少得到有意识的思考。

现代社会的共时性颠覆了历时性的价值。一切经历了久远时间的,都被理解为需要整理入库、打包收藏。一个东西如果不能在共时性生活中成为交易的对象,它就不具有存在的意义。一件古董受到推重,在于它值很多钱,而不是它本身怎样。一座老房子是否值得保留,在于它能否成为景点或装饰,而不在它本身有什么价值。甚而至于人,一个历经世事的、有资历的人,很有可能被视为累赘。一种文化,也将因为其历史悠久而被视为过时,除非它被认为现世的“正脉”,一些人对古希腊罗马之外的悠久文化一概否定,不过是因为他们视古希腊罗马为现代欧美的祖考,现代欧美为古希腊罗马的嫡孙,而现代欧美模式则应当是一统天下的文明正果。

共时性的展开,带来了体验的丰富性,也对短暂性产生了新的认识。钟点与历法,就是时间上的短与长。钟点战胜历法,是短对长的胜利,是共时性对历时性的胜利。短暂不再被视为一种缺陷,而被视为及时、适应,甚至是某种东西具有娱悦性的必然。短暂才能使人娱悦,而久长则一定是冗长,一定是沉闷。小时段变成最重要的时间使用方式,快节奏变成越来越重要的节律,后面的支撑是一种对感觉的生理性顺应,体现了共时性的巨大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