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洁/摄
前几日起看了濮存昕演的话剧《李白》，很好，濮存昕的表演自是不用多说，倒是让我对编剧郭启宏有了初识的好印象。
之前对李白的认知停留在诗人的身份之中，看了话剧之后，才知道原来他其实也是想做官的，而且迷得很深，颇有孔子当初的政治抱负，只是很不幸，他赶上了唐朝政治较为黑暗的末期，安禄山的叛乱与太子党之间的争斗让这样一个理想主义者变得非常纠结，他身上兼具着所有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永恒矛盾——建设国家与精神复归的矛盾。
建设国家: 像当初的屈原，屈原和李白还有孔子都是识时务者，他们看得清时代，智力够格，能力卓越，这让他们渴望投身改变国家政治命运的努力中，不过他们又看得不清，社会大局的推动绝非在知识分子的能力范畴，他们又像理想主义者，横冲直撞，没有情商，虽然致意高远却最终落落寡欢，满腹才华无用武之地，屈原这块金子投入到了湖里，孔子失意流落他国，而李白也同样发配到巴蜀的夜郎，除了每天喝酒看月亮吟诗，他其实什么也做不了。
精神复归: 同样像当初屈原和孔子，仕途受损后他们只能明哲保身回归荒野，这仿佛是他们内心最终的归属，这世间太乱，不是他们能玩的转的，那么就追求本我，休养生息吧，李白最终选择穿着素洁的道袍逍遥入道，做一个不问世事的游侠，改变不了社会就追求本我，于是，知识分子们最终躲到自己的小世界里自娱自乐，好似当年的老庄，自由是他们内心最大的归田，抛弃物质回归了本心。
然而这种回归完全是不得已的，是被社会环境所迫的，是万不得已的无奈选择，于是，李白的消沉，李白的妥协，李白的无奈，都写到了他的诗歌里，他认为诗歌远非只是表达情绪，而应该有所用途，诗人不是文艺青年，而应该为国纳谏，彷徨在巴蜀大山之中的李白心系着更高远的报复，他的道袍外面其实一直披着象征着仕途的御赐锦袍，他彷徨于“道”与“势”的两间，“飘然太白”的仙骨道风下埋藏的其实是写出《与韩荆州书》的李白，或许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虚荣吧，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最终没要到，他从家乡出来进入仕途的路上拿着两本完全不同的书，一本《离骚》一本《逍遥游》， 一边吟着“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边又吟着“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多么矛盾啊，纠结，纠结，还是纠结，或许也正是这种纠结，让他写出了他人无法契机的诗篇，也正是这纠结塑造了他豪情四射又细腻感伤的双重性格，这纠结是一切艺术的本源，是知识分子的脉象，是亘古不变的辐射场，辐射到了几千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 但最终，他们既没有建设好家园，也没有做到精神的复归，屈原变成了鱼儿们的食料，孔子做了讲课的老师，李白亡命天涯，一辈子被烙上了酒鬼的头衔，他们太不纯粹了，看不清自己，更看不清时代，书读的不务实，手段又不够狠，为人过于傲岸疏狂，真到了仕途之中除了处处碰壁外就是遭小人离间利用，也只会是一出悲剧收场。所以，不管诗歌流露出的是多么爱国的情怀，他们其实离“国”异常遥远，从来就不在权利的中心地带。
风云变幻后的今天，读书人的宿命依旧如此，李白，是一个符号，他象征着浪漫主义的美好，也象征着浪漫主义的无力。有才华的聪明人啊，或许最终活的还不如一个无知的百姓。他们是最傻的人。
理想最终只是一汪妄想，早晚是要枯竭的。看完了《李白》其实心里有些难受，外面下起了雨，撑伞回家，想着其实生命云云都有价值，只是有的价值在于体验无奈，有的价值在于体验得意，有的价值就是在无奈与得意的极端中来回游走，最终累的没有力气，自然就安稳了，尝到了折腾的心酸，这也是一种生命的价值吧。
我走在一条千年的老路上。你呢？
2017年5月24日 北京
——完——
袁洁
摄影教师，影像评论者，青年策展人
长期关注于当代影像批评与大众摄影教育。本科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获美术学硕士。现为吞像摄影创办人，北京电影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特聘讲师，出版书籍《光的喜剧—有关摄影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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