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先生
金岳霖（1895年7月14日-1984年10月19日），男，字龙荪，祖籍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县，出生于湖南长沙。他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了独特的哲学体系，著有《论道》、《逻辑》和《知识论》。
怀念金岳霖先生
冯友兰
一
金岳霖先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哲学研究》1985年第9期发表了他的《中国哲学》文,也是出于纪念的意思吧。在这篇文章里,金先生提出了中国哲学的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那种可以称为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金先生说:“这个说法的确很常见,常见到被认为是指中国哲学不合逻辑,中国哲学不以认识为基础。显然中国哲学不是这样。我们并不需要意识到生物学才具有生物性,意识到物理学才具有物理性。中国哲学家没有发达的逻辑意识,也能轻易自如地安排得合乎逻辑;他们的哲学虽然缺少发达的逻辑意识,也能建立在已往取得的认识上。意识到逻辑和认识论,就是意识到思维的手段。中国哲学家没有一种发达的认识论意识和逻辑意识,所以在表达思想时显得芜杂不连贯,这种情况会使习惯于系统思维的人得到一种哲学上料想不到的不确定感,也可能给研究中国思想的人泼上一瓢冷水。,“这种意识并不是没有。受某种有关的刺激,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这种意识,提出一些说法很容易被没有耐性的思想家斥为诡辩。这类所谓诡辩背后的实质,其实不过是种思想大转变,从最终实在的问题转变到语言、思想、观念的问题,大概是领悟到了不碰后者就无法解决前者。这样一种大转变发生在先秦,那时有一批思想家开始主张分别共相与殊相,认为名言有相对性,把坚与白分离开,提出有限者无限可分和飞矢不动的学说;这些思辨显然与那个动乱时代的种种问题有比较直接的关系。…然而这种趋向在中国是短命的;一开始虽然美妙,毕竞过早地天折了。逻辑、认识论的意识仍然不发达,几乎一直到现在。”
金先生的这些论断,我一向是同意的。在近代生理学和逻辑学建立以前,人类已经存在了不知多少万年,在那漫长的岁月里,人本来是照着近代生理学所讲的规律而生存的,照着近代逻辑学所讲的规律而思维的。些的对象。是告于那门科学而本来如此的。并不是先有那门科学,然后才有它的对象。而是先有它的对象。中国无发达的认识论和逻辑学,并不妨碍中国人有认识和正确的思想。认识论和逻辑学的根本问题,是共相和殊相的分别和关系的问题。这是金先生的特识,但是,认为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在中国早已夭折,这一点我现在不能同意。
在我近来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过程中,我自以为对于中国哲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现在认识,这个间题是贯穿于中国哲学发展的过程中的一个根本问题,不过随着各个时代的不同,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从先秦诸子说起,儒家讲正名,法家讲综核名实,名家讲合同异,离坚白,道家讲有无,说法不同,其根本问题都是共相与殊相的问题。魏晋玄学继续发挥有无问题。宋明道学所讲的理欲道器问题,归根到底,也还是共相与殊相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还在讲这是活问题,不是死问题。论者多认为金先生和我是现在讲这个问题的代表人物。我,不敢当。我不过是在这方面做了一点工作,至于代表应该是金先生,其理由如下所说。
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我同金先生随着清华到湖南加入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设在南岳,在那里住了几个月。那几个月的学术空气最浓,我们白天除了吃饭上课以外,就各自展开了自己的写作排子,金先生的《论道》和我的《新理学》都是在那里形成的。从表面上看,我们好象是不顾困难,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实我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金先生的书名为《论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陈旧的名字,金先生说,要使它有中国味。那时我们想,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许是对抗战有利的。
金先生和我的那两部书,人们认为,内容差不多,其实也有不同,在金先生的体系里,具体共相保留了一个相应的地位,我的体系里没有。我当时不懂得什么是具体共相,认为共相都是抽象,这是我的一个弱点。当时我如果对于具体共相有所了解,在五十年代讲哲学继承的时候,我的提法就不同了。
二
后来我们到了昆明。金先生担任了认识论这门课程,写了一本讲稿。以后,他逐年修改补充,终于成为一部巨著一《知识论》他把定稿送给我看,我看了两个多月才看完。我觉得很吃力,可是看不懂。只能在文字上提了一些意见。美国的哲学界认为有种技术性高的专业哲学。一个讲哲学的人必须能讲这样的哲学,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哲学专家。一个大学的哲学系,必须有这样的专家,才能算是象样的哲学系。这种看法对不对,我们暂时不论。无论如何金先生的《知识论》,可以算是一部技术性高的哲学专业著作。可惜,能看懂的人很少,烟道有这部著作的人也不多。我认为,哲学研究所可以组织一个班子,把这部书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使国外知道,中国有技术性很高的专业哲学家。
金先生在清华、联大也担任逻辑这门课程,写有讲稿,后来发表为《逻辑》这本书。金先生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懂得近代逻辑学的人。有人可能说严复是这样的一个人,可是,严复仅只是翻译过穆勒《名学》,没写过系统的哲学著作。金先生又是中国第一个懂得并且引进现代逻辑学的人。说到这里,金先生在《中国哲学》中所说的那一句话倒是对了。他说:“辑、认识论的意识仍然不发达,几乎一直到现在。”金先生可以说是打破这种情况的第一个人。他是使认识论和逻辑学在现代中国发达起来的第一个人。
三
金先生还有一种天赋的逻辑感。中国有上个谚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金先生说,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谚语有问题,如果把这两句话做为前提,得出的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这和这个谚语的本意是正相反的。
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二郎庙碑文,其中说:“庙前有一树,人皆谓树在庙前’,我独谓在树后。”说笑话的人都认为这两句话是自语重复,没有什么意义。金先生说这两句话并不是自语重复。《世说新语》有一条记载说,有人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孔融说,你小的时候,必定是了了的。孔融的意思是说,看你现在不佳,可以推知你小的时候是了了的。金先生说,不能这样推。在这三个例中,第一例的错误是很显然的,可是大家都是这样说。金先生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能看出它的错误,这是他的天赋的逻辑感。至于后二例,在我听金先生说的时候,也仿佛了解金先生的意思。可是怎样用逻辑的语言把这个意识明确地说出来,我没有追问。
金先生擅于运用中国的成语说明一个道理。有两句成语:“理有固然”,“势所必至”。金先生在《论道》中,运用这两句成语说:“理有固然,势无必至”。他只把“所”字改成“无”字,就准确地说明了一般与特殊的不同,而且中国味十足,“文约义丰”。
四
金先生对艺术有很高的欣赏力。他欣赏中国画。已故北京大学教授邓叔存先生,是清代的大书法家邓顽白之后,收藏甚富。他常给我们讲画,他指着一个作品说:“你们看这一笔!”听的人都期望下边必定讲出一番道理,谁知下边就完了,道理尽在不言中了。这种不言之教,金先生倒能了解。他常学着邓先生的这种姿势,以为笑乐。但他并不同鉴赏家们辩论某一作品的好坏真伪问题,他只说:“我喜欢某一作品,不喜欢某一作品。”
金先生也欣赏诗,如他自己所说的,他最喜欢《庄子》,他认为庄子是一个大诗人,他对于《庄子》的欣赏,大半是从它的艺术性说的。
五
金先生的风度很象魏晋大玄学家嵇康。嵇康的特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思想清楚,逻辑性强;欣赏艺术,审美感高。我认为,这几句话可以概括嵇康的风度。这几句话对于金先生的风度也完全可以适用。
我想象中的嵇康,和我记忆中的金先生,相互辉映。嵇康的风度是中国文化传统所说的“雅人深致”、“晋人风流”的具体表现。金先生是嵇康风度在现代的影子。
金先生的著作,我们可以继续研究,金先生的风度是不能再见了。
冯友兰：（1895—1990）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史家、哲学家，现代新儒家八大家之一。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务会主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著有《中国哲学史》上下册（1931-1934）、《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后六种合称“贞元六书”），英文《中国哲学简史》和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1962-1990）。
注：文章摘自《哲学研究》 (Philosophical Researches)，1986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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