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增长，推动了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发展，也为参与国际贸易的各个国家创造了大量财富。但是，全球化同样带来了一些问题，例如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和就业岗位流失等，并由此引发了美国国内民众对于全球化的抵制情绪。本文由斯坦福大学教授斯切夫（Kenneth F. Scheve）与达特茅斯学院教授斯劳特（Matthew J. Slaughter）合作撰写，提出了一项“就业机会阶梯”的政策。他们指出，联邦政府应当投入大量资金，开展覆盖美国普通工人终生的系列教育和培训项目，通过培养工人的实际工作技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如此，美国民众便可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消除他们的不满和失落感。
——法意导言
如何拯救全球化？
——重建美国的就业机会阶梯
作者：Kenneth F. Scheve and Matthew J. Slaughter
翻译：刘子琦
我们生活在一个贸易保护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发动了一场针对中国的贸易战，结束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对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加征关税，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中退出，并且无休无止地讨论要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修建一道隔离墙。但抵制全球化的可不仅仅是特朗普。事实上，他当选总统正是这种抵制情绪的表现，而不是其原因。虽然两党内部都有选民和政客谴责特朗普的所作所为，但这些人其实并不反对他的终极目标。
众所周知，目前的抵制情绪是随着不平等现象的大幅上升而出现的。人们或许会发现，相当一部分国民收入都流向了收入最高的人群（收入前10%的人拿走了47%的国民收入，而在1980年这一数字还是34%），以及不同教育水平群体间的收入差异（同一时期，受过大学教育与仅有高中学历的工人收入差距几乎翻了一倍），但许多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却停滞不前（1980年以来，全职工人每周薪水的中位数毫无增长）。过去40年中，美国的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这一时期同样是全球化迅速发展、技术大变革的时期。大型研究机构的研究显示，这些现象会加剧不平等。
尽管如此，这种抵制情绪的威力仍然使诸多观察者措手不及。原因在于，如果只关注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就忽略了抵制情绪背后隐藏的不满。对很多美国人来说，恶化的劳动力市场不仅降低了工资和工作保障，同样也切断了他们尊严和目的感的来源，以及对于国家的信任和信心。对于那些无法负担家庭基本生活需求或干脆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来说，这一点显得尤其突出。近期，我们在美国各地的社区中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从不同的应答者那里听到了相似的观点：全球化和变革导致的紧张与愤怒并不仅仅与收入相关，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还关系到美国人是否能在家庭与社区中发挥有意义的作用。
有很多理由去打压这种抵制情绪：它会威胁全球开放和一体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并非完美无缺，却给美国和全世界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当然也使全球不平等——而不是各国内部的不平等——降到了几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但是，正因为问题已经超出了不平等的范畴，通常的政策解决方案是不够的。仅仅动用财政手段给予全球化进程中的失败者以经济补偿是行不通的。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让所有美国人获得他们需要的一切，重新寻回在剧烈变革中丢失的安全感和目的感。
只有在美国完全改变投资和培养人力资本方式的情况下，这一问题的解决才有出路。这种培养与投资不应当局限于人生的早期阶段，也不应只占公共支出的一小部分。美国需要重新思考政府在发展人力资本方面的作用，并在这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其目标必须是搭建一个终身的就业机会阶梯，从幼儿教育到职业教育，使这种培养贯穿每个人的工作生涯——吸引各种政治倾向的民众，从而拯救全球化。
图：本世纪以来，美国的贫富差距显著扩大。
不曾出现的新方案
十多年前，我们曾在这本杂志上发表观点，认为美国工人的收入停滞不前将使公共政策转向贸易保护主义。我们认为，为防止抵制情绪的出现，必须制定一个“全球化的新方案”，并对收入再分配进行重大调整，使全球化成果惠及更多人。
但这样的新方案并没有出现。相反，金融危机发生了，而各类政策对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回应也远远不够。一小撮人取得了巨大成功，大多数人停滞不前，而许多人的生活水平实际上下降了，由此引发的不满情绪在2016年大选时达到了顶峰：两党的主要候选人都在呼吁减少而非继续推进全球化。
十几年前，我们判断美国的收入增长已经变得极度不平衡。目前这种趋势仍在持续。从2000年到2016年，大多数美国人通胀调整后的货币收入（这是应用最广泛的官方衡量指标）下降了。只有两种人的收入上涨了：有高等职业资格和博士学位的工人。对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收入都降低了：高中毕业或辍学的工人收入下降0.7%，大学辍学的工人收入下降7.2%，大学毕业生收入下降4.3%，持有非专业技术硕士学位的人收入下降5.5%。2016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为59039美元，只比1999年高出374美元。
全球化和技术变革推动了这一趋势的出现。（金融危机加剧了其影响：由于房价暴跌，2016年美国家庭的年收入中位数比2007年降低了30%。）戴维·奥托（David Autor）和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的一项研究发现，2000至2007年间，美国制造业从业人数减少了40%，原因是美国从中国进口了大量商品，这就造成了依赖制造业生存的群体的收入持续下降。当然，技术的变化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到目前为止，民众的抵制情绪主要针对全球化，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技术变革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更加公平——但全球化可不是这样。
身份认同与公平对待
尽管收入不平等现象在过去10年中有所增长，但这只是焦虑和不满情绪的部分原因。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破坏了人们在家庭和社区中发挥作用的能力。因此，人们对全球化的怒气越来越大，因为它正在侵蚀人们的身份认同和基本的公平意识。
人们不仅在意自己的绝对收入水平，还关注收入随时间的变化，以及收入是否达到预期、与父母的收入等其他参考值相比较的结果。在如今的美国，长大成人后收入能够超越父母的孩子越来越少了。1940年出生的美国人当中，有超过90%的人30岁时的收入比他们的父母同龄时的收入要高。在1984年出生的美国人中，这一比例下降至约50%。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干脆不再找工作了。在收入停滞不前的群体中，工作率近年来出现了显著的下滑。从1970年到2015年，在仅有高中学历的美国男性中，工作率从98%下降到了85%。对于高中辍学的美国男性，工作率从94%下降到79%。
这些变化带来的后果是毁灭性的。经济学家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的研究表明，许多就业率最低的群体（尤其是没有大学学历的非西班牙裔白人）面临着严重的健康问题，以及不断出现的“绝望的死亡”——自杀、吸毒过量、酒精中毒——这些因素提高了他们整体的死亡率。
在物理空间中也存在着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在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不同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愈发平等，这是因为生产和生活成本的差异会促使企业家和工人选择不同的地区。但是近些年，这种趋势已经开始减缓甚至逆转。由于新思想的价值越来越宝贵，在人才聚集的大城市生活或经营企业就显得越发重要。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证实，当一个工人周围都是技能高超的同事时，他的工作效率会显著提高。已经发展得很好的都市区会越来越好，但是那些处于弱势的地区就更加难以追赶。
截至2016年，美国有53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从2010年到2016年，这些城市的平均产出增长了14%，相比之下，人口低于25万的城市的平均产出只增长了不到7%。大城市的就业总数增长了15%，而小城市只有4%，乡村只有2%。过去十年中，这53个城市的人口增长占美国总人口增长的93%，而它们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56%。从2010年到2016年，它们贡献了2/3的GDP增长和几乎四分之三的就业增长。甚至在这些大城市中，差异也正在扩大。在过去的35年中，10个最富裕和10个最贫穷的大城市的人均GDP差异，若以实际货币测算，已经不止翻了一倍。
这种差异导致美国人对未来失去了信心。几十年来，《华尔街日报》和全美广播公司（NBC）都定期提出问题：“你是否相信我们下一代的生活会比我们的生活更好？”即使在金融危机之前的两次经济衰退中（1990年和2001年），大多数美国人也表示对他们孩子的未来有信心，态度并不悲观。但近些年来，这种自信逐渐消失了。即使在2017年8月，本轮经济复苏的第9个年头，对未来没有信心的美国人仍然比有信心的人多出一倍左右。
图：上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全球化及产业升级转移等原因，美国的传统制造业逐渐开始衰落。东北部许多城市由于工业急剧衰落、工厂大量倒闭、失业率增加而使闲置的设备锈迹斑斑，被人们形象地称为“锈带”。
推进全球化的方案
诚然，这些变化引起了对全球化的抵制，但这并不代表应当放任这种抵制情绪继续发展——打击贸易，切断进口，修筑高墙，这些措施并不能解决问题。虽然全球化在客观上加剧了不平等现象，但是正如它的拥护者所指出的那样，仍然是利大于弊。美国通过贸易、投资和移民融入全球经济，惠及数百万工人、家庭和社区，这些收益的总和超过了损失。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美国没有实行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那么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美国的国家产出和收入将比如今低10%左右。
如果切断与世界的联系，美国将变得不再繁荣。一个躲在高墙后的经济体只能依赖自己的思想、技术和工艺，而不是利用来自世界各地的创新。它也只能用自己的资金投资新的创意和工作机会，不能借助国外投资。而且它必须为自己提供所有的商品和服务，而非专注于发挥独特的优势。
事实上，研究表明，全球交往与创新密切相关——它可以提升生产效率，是提高收入的关键因素。从事进出口的公司或者跨国公司往往比纯粹从事国内业务的公司表现得更为出色，而跨国企业也会开出更高的工资。想想那些总部设在美国的跨国公司的业绩。2015年（能够采集到最新可用数据的一年），它们花费了7000亿美元用于新增投资，占全美私营部门非住宅投资的43%；出口额达794亿美元，占全美商品总出口额的53%；在研发方面投入了2840亿美元，占全美私营部门研发支出的79%。
这些业绩直接转化为优渥的工作。2015年，美国跨国公司雇佣了2800万美国人（占所有私营部门工作岗位数量的23%），其薪水比一般私营部门的平均薪水高出三分之一。与人们的成见相反，学术研究多次发现，随着这些公司在国外扩张和建立子公司，它们会为美国母公司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而不是削减就业。
也许对美国而言，建墙带来的最直接和持久的损失就是对高技能工人移民的限制。长期以来，移民对美国的创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美国的移民数量只占人口总数的13%，但是在过去20年中，却为美国拿到了39%的诺贝尔化学、医学与物理学奖；如果把范围放宽到诺贝尔奖的所有奖项，仍有31%的比例；2000年后的麦克阿瑟基金会“天才奖”获奖者中，有37%是移民。考夫曼基金会（Kauffman Foundation）近期的一项研究指出，从2006年到2012年，高新科技公司的员工中，移民数量占到25%。到2017年为止，财富五百强公司中有43%的公司都是移民或移民后代创立的。
在为拯救全球化而列出的经济案例之外，其实还有国家安全的考虑。开放的市场会提高军事冲突的潜在代价，从而促进国家间的和平关系。贸易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政治稳定性，防止内战和国家动乱，避免为恐怖主义和其他威胁创造条件。美国在创立和管理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使美国的权力和价值观以一种和平的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终生的机会阶梯
全球化能够带来实质的好处，但也加剧了不平等现象，对此我们应当做些什么？政府为美国人提供了三种选择：维持现状；筑起高墙与世界隔离；以及收入再分配。正是目前的状况引起了抵制情绪，因此维持现状只会火上浇油。而筑墙会使这个国家变得贫穷和不安全。
再分配应当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们在十年前提议，应当出台一项政策，改进美国的税收制度，取消所有收入低于中位数的工人的工资税，并将高收入者的所得税税率提高。但是，仅仅依靠再分配也是不够的，我们面临的不只是钱的问题。
为了拯救全球化，需要重建数千万美国人的尊严和他们对于美国的信任和信念。这就需要建立一个终生的就业机会阶梯，使所有公民都具备适应全球化的技能资源和素质。这样的阶梯不一定保证每个人都成功，但在一个生机勃勃的经济体中，个人技能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加影响一个人的就业机会。美国应该加大对其公民在人生每个阶段的技能资源的投资。
这个阶梯的第一环，应当是为每个美国孩子从出生到幼儿园阶段提供一系列儿童早教项目。这些项目应当由联邦政府资助，并以实证研究的结果为依据。近期的研究表明，对儿童教育进行投资可以带来巨大的私人和社会收益——反之，如果忽略此项投资，就将付出沉重的代价。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与其他研究人员共同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在北卡罗莱纳州对两组儿童早期干预行为进行了研究，结论是其收益约为成本的7倍。
如今，美国0至5岁的儿童大约有2500万。每一个孩子每年都应该获得价值4000美元的儿童早期教育，由此带来的财政成本为每年1000亿美元。这个早期教育项目应当专注于那些有证据证明的、对认知能力有显著益处的活动，例如为家长开设课程，教他们如何发展孩子的语言能力，并提供高质量的学龄前儿童教育。
这个机会阶梯的第二环，应当是由联邦出资，为每个不想进大学的高中毕业生提供两年的社区大学学费。这可以确保每人都获得一个副学士学位（associate’s degree）。
去年美国共有290万高中毕业生，其中有160万没有去上四年制大学。他们都应该得到来自联邦政府的全额学费补贴，收入补贴及其他杂费补贴，以便接受两年制的社区大学教育。这将使联邦政府每年支出500亿美元的费用。提供收入补贴并涵盖除学费外的其他成本可以有效地提升毕业率，众所周知，目前美国的大学毕业率太低了（比起目前推行的四年制公立大学免学费的政策，这项政策更有利于帮助那些被全球化伤害的人）。
这个阶梯的第三环，应当是为每个没有取得四年制大学学位的美国人提供终身的培训奖学金。每个人在20岁至50岁期间都应当每隔十年获得1万美元的补贴，作为雇主为他/她的工作技能进行投资的税收减免。符合条件的投资应当包括在线课程、本地大学的线下课程，以及雇主组织的内部培训。
与其依靠政府或高等教育机构来确定美国工人需要哪些技能，不如利用企业自身独到的见解，由他们决定自己最需要哪些技能。（由于每个没有大学学历的工人都能得到这种培训，许多类似培训项目的污名也可以得到澄清；这些项目常常不能起到增加收入的作用，因为公司会推测，参加培训的人身上都具有某些缺点。）公司会乐意花费1万美元提供这些十年一次的定期培训，部分原因是税收抵免的优惠政策，也有出于竞争压力的考虑。如今，从未上过大学的美国工人有1亿人。每个工人每10年的税收抵免价值1万美元，意味着每年会有一千万人享受这项补贴，每年花费1000亿美元。
这三个环节将使美国政府每年支出2500亿美元，这将是美国历史上为人力培训投入的数额最大的联邦投资。（相比之下，美国教育部2018年的预算是680亿美元。）但是有一个方法可以为这笔支出提供资金。首先，国会可以推翻2017年的个人减税政策，这项政策使联邦政府每年的收入减少了1250亿美元。其次，可以取消纳税人的医保支出在应税收入中扣减的政策——这项抵扣政策使联邦政府每年少了250亿美元的财政收入。这项政策是一种倒退，因为它主要对高收入纳税人有利，而非低收入群体。而且这项政策的经济效率也很低，因为它推动了医疗开支的增长。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办法可以筹集2500亿美元。重要的是，这项对美国人力资源的投资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其经济产出也相当可观。
图：美国常见的“社区大学”。其学制一般为两年，学生毕业后可以获得副学士学位。社区大学往往学费低廉，提供的课程以就业为导向，更加实用。
抵制情绪之后
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美国人会支持建立这个终身的机会阶梯，因为这既能解决眼下的问题，也与美国一贯的目标和价值观相符——这也有助于重建推动全球化发展的政治共识。
近期，我们在全国各地对5000多名美国成年人进行了一次有代表性的线上调查，要求他们思考在现今的世界里，美国如何提供更好的工作和收入。我们列出了三种政策选择。
第一种是墙：“实施一些抑制国际贸易的政策，阻止企业在海外拓展，控制移民数量。”第二种是安全网：“推行新政策，对从全球化中受益的公司和个人收税，将新增收入用于普惠性的政府收入项目。”第三种是机会阶梯：“采取新的政策，对那些在全球化中受益的公司和个人征税，然后把收入用于培训和教育项目，为更多人提供从全球化中受益的机会。”在三种政策中，阶梯成为了压倒性的首选策略：45%的受访者选择了阶梯，只有29%的受访者选择了墙，26%的人选择了安全网。
我们还在几个城市举行了小型讨论，询问了对阶梯的偏好。在讨论中，有几点尤为突出。首先，与会者强调，全球化对经济的整体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认为目前的经济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联为一体，所以我不认为能够削减国际贸易”，一个被访者说，“这会损害每一个人的利益。”还有些人表达了对收入再分配项目的偏好，与此同时阐明他们希望这些项目能够帮助弱势群体，同时也对这类项目的公平性和激励效果表示了关注。一些受访者还强调，这样的项目甚至可能会产生与全球化本身一样多的怨恨。
最为重要的是，这些讨论小组中的大多数人都意识到，这个阶梯的目的是帮助人们分享动态经济的成果，而不仅仅是减轻其危害。正如一位受访者所称，“你们不仅是把收入分给每个人，而是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培训和教育项目——理论上，这可以让每个人都从贸易中获益。”许多人还强调，这项政策能够解决收入差距的问题，并帮助工人们履行他们对家庭和社区的责任。“我想照顾我的家人”，其中一个人告诉我们。“如果我想的话，我也可以自己创业。但我觉得很多人并不这样想，或者现实条件不允许他们这么做。”
很多美国人认为美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不再能够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了，他们是对的。他们感到焦虑、愤怒，提议建墙把美国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离开来，这一点也不奇怪。但应对之策并不应当是沾沾自喜地接受现状，或者放任反对全球化的抵制情绪继续发酵。通过对就业机会阶梯进行投资，美国可以为所有公民提供技能资本，让他们参与到不断变化的经济当中——这不仅能拯救全球化，而且能切实地确保美国人从中受益。
翻译文章：
Kenneth F. Scheve and Matthew J. Slaughter, How to Save Globa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15, 2018.
网络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orld/2017-06-13/why-globalization-sta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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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琦
本文译者，本科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17级法律硕士，北京大学法律硕士联合会学术部部长，法意读书编译组栏目成员。爱好读书、旅游，相信阅读可以让人看到更广大的世界，拥有更为纯粹和丰富的心，通向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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