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走远，记忆永存。曾经那一抹抹熟悉的声音停驻观众心底，难以忘怀。用声音塑造人物，这个浪漫的艺术工作是他们一生的挚爱。他们用天赐的优美嗓音、深厚的文学造诣、严谨的工作态度，塑造了数不清的经典银幕角色。对于刘广宁和孙渝烽而言，比起五光十色的舞台，纷繁复杂的摄影场，灯光柔和、环境安静的录音棚显得单调多了，但就是在这一块艺术小天地，语言表演艺术创作的激情被强烈地唤起。幕后之音缭绕心间，从不曾被人忘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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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渝烽，上海电影译制厂著名译制导演，1963年毕业于上海电影专科学校表演系。1973年在上海电影译制厂担任译制导演、配音演员等职。他所执导的译制片《国家利益》、《随心所欲》、《失落的世界——侏罗纪公园》获得文化部、广电部优秀译制片奖。先后参加配音的影片、电视剧多达千余部。
王冠：您好，孙老师。
曹可凡：孙老师好。
王冠：您好，请坐。
曹可凡：《佐罗》你们看过吗？
王冠：看过。
曹可凡：我们都知道童自荣扮演佐罗，为佐罗（阿兰·德龙）配音，这部片子的译制导演就是孙渝烽老师。当时您在做这部片子的时候，怎么想到让童自荣来演这个佐罗，为佐罗配音？
孙渝烽：这部戏实际上是我跟杨成纯一块儿导演的，当时这部戏来了以后，我们看了以后觉得非常好看，特别是阿兰·德龙演的，这是法国的一个大明星，演得相当好。但是我们整个把戏搞完了以后一看，我们这个译制片讲究还原，最后我们的声音，我们的语言都跟他一致。但是一听那个阿兰·德龙的声音，他是个烟酒嗓子，所以比较沙哑，比较厚。但是他塑造的那个形象又是一个英俊潇洒的一个义侠，所以当时我跟杨成纯就说了，我说这个咱们考虑一下，这个还原比较难对吧？咱们还是要根据银幕形象来考虑，考虑选一个声音亮的，比较朝气的、阳光的声音。如果假设用个烟酒嗓子不大合适。就这么考虑。所以后来我们就定下来以后，觉得童自荣比较合适，声音比较亮丽，比较帅气，比较有力量，而且和他那个银幕形象很年轻，很潇洒比较合。
曹可凡：当时这个童自荣配这个角色的时候有没有你们这个意见相左的时候？
孙渝烽：这个戏因为我们搞了本子，对这个戏还比较熟悉。这部戏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比较严重的呢？就是他要同时演两个角色，一个是义侠佐罗，还有一个总督也是阿兰·德龙演的，他演两个人。那么这两个角色的区分就比较大了，阿兰·德龙是一个义侠，那个总督是个很油滑的。
曹可凡：猥琐的。
孙渝烽：对，是一个假的一个总督。但是他（演员）游离在这个当中，所以这个人物的两面必须要处理好。所以这个我们反复跟童自荣交换意见。
曹可凡：是不是当时有人说他配这两个角色，那个穿的鞋不一样？
孙渝烽：这个有的。
曹可凡：是吗？
孙渝烽：这个我们当时给他排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们不是从头到底录的，我们是把佐罗的戏挑出来，上午录，上午声音好，各方面都好。下午来录总督的戏，我们觉得要分。那么童自荣有的时候他是这样的，他为了要找自己的感觉，一个演员就是这样，要找到这个感觉很重要。他为了找这个感觉，有的时候上午来配那个佐罗的戏的时候，穿一个长筒的套鞋，马靴对不对，有那个感觉，再拿一个衣服一披，有一个披风的感觉，他说我找这个感觉。那么下午配总督的时候他老在屋子里面，所以穿一个拖鞋，他有的时候穿个拖鞋配。这样以后他把这个人物的感觉找准了。
王冠：所以真的有很多演员有自己的配音习惯，像刚才刘老师，她的小木架子就觉得是自己的朋友，有安全感。
孙渝烽：对。
王冠：那您的配音习惯是什么？
孙渝烽：我倒是没有什么，我这个因为配戏配得也并不多，我主要就是搞导演的事儿比较多。偶尔去配一配，反正就是当时有一些糟老头声音暗哑的，神父什么那些，这些大概都我来配。
曹可凡：孙渝烽老师，从这个配音导演的这个视角看，像刘广宁老师这种声线，什么样的角色会比较适合她？
孙渝烽：我们那儿也是这样的，跟京剧一样的，分生旦净末丑，她是旦角，青衣、花旦这一类她的声音都可以。她被我们厂里誉为是公主型的，配公主的声音她就好听，是不是？还有童自荣就是配王子型的，就是每个人的声音总归要跟画面要贴切，画面上面是一个年轻的，是一个公主型，你的声音也要优美，要有那个对吧？所以这点很重要的。
王冠：那孙老师您看曹老师配什么样的角色是适合的？
孙渝烽：他的适应能力大了，他是黑头（大花脸）也可以，对不对？老生也可以。
曹可凡：反正公主跟王子跟我没什么关系。做翻译片的导演非常难，就是他要跟这个翻译要通力合作。因为你受这个口型的影响，那么有一些英文翻过来还不太好翻，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看过一部电视连续剧叫《加里森敢死队》。
孙渝烽：对。
曹可凡：对吧？它里边有一句很有名的，当时大街小巷大家都念的词儿就是尚华配的那个，“头儿”。那个英文是什么呢？是BOSS。
孙渝烽：对。
王冠
曹可凡：老板，那就没这个味儿了，所以陈叙一当时就把它翻成一个“头儿”。
孙渝烽：后来这个“头儿”是风靡全国。
曹可凡：风靡全国。
孙渝烽：很多地方都用这个“头儿”。
曹可凡：那么还有就是《虎口脱险》里面，大家记得这个在澡堂子里面，法国的军队找另外一个接头的人，里边吹着口哨，“鸳鸯茶，鸳鸯茶”其实这个英文是什么？Tea for two，那你如果直译，两份茶，这不好听，就翻成鸳鸯茶。所以你们是不是平时在这个词句的这个选择上，真的是推敲？
孙渝烽：对，这个是要反复推敲的。我们那里为什么当时那就是，老厂长有一句话，语不惊人誓不休，要还原，而且还原以后要把原意表达出来，而且让我们的中国老百姓要能听懂，要能感受到。这个非常重要的。那么另外就是我们搞剧本，这个对我们来讲，搞剧本最大的困难你知道的，英语翻译，笔译还好，我就有多少词我都写。这个（配音翻译）受一个口型限制的。
王冠：是。
孙渝烽：你比如说我们平常讲那个来来去去的一个“来”，“来”就可以了，英语是什么，come，对吧？法文是（来），西班牙语是（来），都是双音节。但是你要这个的话必须编两个字，你编一个字就不合适。来，他还动一下，那你就要编两个字。你来，过来，就给它合上了。但是你要碰到日语的话（音节）有时候就很多，一个“来”，要五个音节，那这就比较讨厌了，我们必须要标五个音节。但是这意思是一样的。请你来一下、你过来一下，这样口型全都合上了。
曹可凡：所以他们这个配音的。
刘广宁：就是把它转译了。
孙渝烽：对，把它转译，但是意思是这个意思。
刘广宁：你不能只是死抠这字典的。
孙渝烽：对，那么像这种口型的问题对我们来讲是很多，经常碰到的。你比如说日语有一个“晚安”，它有七个音节，那你光是一个晚安，（嘴巴）还在动，那就很别扭了。那你必须要编六七个字给它合上。
刘广宁：要点缀一些词搁在里面。
孙渝烽：填上一些词，但是这个意思又不走样，也是晚安的意思。比如说，请你早点休息吧、祝你晚上做个好梦，这个全都是晚安的意思，晚上告别的意思。类似像这样一些东西我们都要解决掉的。
译制片配音演员从事的声音形象再创作，是一个幕后工作，远没有银幕上的演员那么光鲜。由于热爱与痴迷，他们投入了全身心。回首往昔，由于天时地利人和，译制片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配音演员的工作也渐渐被人熟知。时过境迁，有些人说，现在懂外语的人多了，不用翻译就能看懂外国影片，所以不需要看译制片了。对于这样的声音，孙渝烽和刘广宁将作何回应呢？
曹可凡：当年七八十年代，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八十年代初的这批翻译片实际上真的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我觉得上海译制片厂的那么多的配音艺术家后来这么多年，很多年轻人其实当那些片子放的时候，他们也许还没有出生。可是他们对那些艺术家依然是情有独钟。所以觉得时代，我们所处这个时代对于配音艺术，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孙老师？
孙渝烽：这个我觉得正好是“文化大革命”结束，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
曹可凡：就文化饥渴？
孙渝烽：那个十年，文化上面是个荒漠。突然一下子开放了以后，我记得我们第一次搞的是日本电影周，三部戏，《望乡》、《追捕》和《狐狸的故事》。她（刘广宁）就参加那个《望乡》配戏，配小阿崎。
刘广宁：还有《狐狸的故事》解说，我跟童自荣的解说。
孙渝烽：对。
刘广宁：那个词也翻得很好。
孙渝烽：就是这个一下子以后，大家就感觉到很震动了，怎么有这样的戏，外国还有这么样的戏，对不对？后来我们搞了英国电影周、罗马尼亚电影周、法国电影周，一系列的电影周打开了大家的视野。这个时期实际上大家都需要一些文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搞了这些译制片以后，丰富了大家的文化生活。
刘广宁
孙渝烽：丰富了大家的文化生活。
刘广宁：赶上点儿了。
孙渝烽：这个很重要的，再有一个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的国人了解国外原来是这样的，因为电影它是一个政治、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所以我们把这些电影一放映以后，大家都很震动，原来国外是这样的，这样多的变化。所以这个对我们后面的改革开放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曹可凡：刘广宁老师您觉得您的这个，你们这一代配音艺术家的成长跟这个时代有什么关系？
刘广宁：我们开始搞翻译片的时候，我只是觉得这个能够作为翻译片当中的一员就是挺好的。后来这个时代有很多事情就是我们始料未及的。那个时候我们搞这个影片的时候，我们只是出于对艺术的热爱，给我们当年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一个锻炼。我们后来翻译片那么受欢迎，当年干这个片子的时候始料未及，大家都是没名没利的。但是到后来改革开放了以后，我们对这个工作就是环境各方面，对这个工作就更加热爱，也是我们工作班子的色彩最齐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才能出这些好的作品。
曹可凡：所以我们说，就是这个上海电影译制厂，包括长影的这个译制片组，它们真的是一个独特的时代的一个产物，它记录了那个时代，只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记录。
王冠：孙老师，您看现在时代一直在发展，我们也有很多的欧美片直接引进了，都不需要配音了，所以在您的观念当中，觉得译制片配音演员的未来是怎么样的？会不会有一点担心？
孙渝烽：这个事情有好多记者都问过我，说译制片将来还会生存吗。我说我们这么一个大国，我觉得会生存的。因为你说在城市里边，现在年轻人他懂英语，或者懂几国，懂一两国语言，他有些片子能看懂。你突然来一个土耳其的，来一个阿拉伯语言的，来一个保加利亚的，你就不一定能接受了。但是就是有两个问题一定要解决的，第一个译制片的质量要好，要保证质量。人们是感到听这个译制片是一种美的享受，是一种享受，而且能够真正地理解影片里边的那种内涵的主题和人物性格的东西。这个很重要，质量更加重要。第二个就是要后继有人，不断地出新人，不断地有新人出来，让这个事业可以发展得更兴旺。所以我对声音这个事情我倒是觉得还是有它的余地，因为人们到了，经济到了一定的水平以后，他觉得他要追求艺术上面的享受。艺术上面的享受是什么呢？看话剧，看电影都可以，但是声音那种魅力也还是很可贵的。人们需要听广播，需要看那个，而且一些好声音，一些美好的声音给人们带来很多的愉悦，所以我觉得声音还是有发展前途的。
曹可凡：广宁老师您觉得配音艺术在未来还有希望吗？
刘广宁：这个也是我经常纠结的问题，我是觉得这个工作它是跟我们新中国是同步成长起来的。因为以前是没有，是我们那个老前辈们他们艰苦地打江山一步一步打下来的。但是现在说有的，大家英语、外语水平高了，所以说不要看翻译片了，要看字幕，或者看原片就可以了。我不大能同意这种观点，因为我们这个文化，我们时代在发展，文化在提高，那么这应该是越做越好才行。再说，你说看原片就看字幕，或者是配得不大好的影片，你真是看懂了吗？真是您能够听到这个原片的精髓了吗，我们老厂长就说，剧本翻译要有味儿，演员配音要有神。你不是说让人家听懂就可以了，是不是懂其中的个中滋味呢？没有。所以我就觉得，认为这个翻译片，就我纠结的这件事儿，我希望翻译片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它应该有进一步的提高。
曹可凡：其实我特别同意刘广宁老师和孙渝烽老师的意见，我们看这个欧洲的情况，德国、法国今天还有大批的配音演员，配音艺术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依然是存在的。而且我觉得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进程当中，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忘记那些幕后英雄，那些配音演员？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处在一个文化饥渴，知识饥渴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当年我们看翻译片，我们新华书店排队买这个文学名著，就是满足自己对于知识的渴望，对于一个未知世界的探索，所以那些经典的外国电影，特别是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这些外国电影，的确像甘露一样滋润了我们这个干涸的心田。所以我们要特别谢谢像孙渝烽导演，像刘广宁老师等等一大批优秀的配音艺术家，谢谢你们。
王冠：谢谢你们。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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