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明确了“国学”这个概念后，需要“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狭义的定义来说，也就是学术发生、发展的历史角度来讨论，这是一条脉络。从广义的定义来讲，因为涉及到精神和物质的方方面面，需得分门别类的去探讨他们的脉络。我们先从学术史聊起。
自先民开智而后，中国的学问随着社会的变革也在不断的变迁。从时间轴上来看，一般把文字出现以前的时期叫做史前史 ，要从人类的出现讲起（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是大约170万年前的元谋人），三皇五帝时期结束了没有文字记载的尴尬场面。对于这一时期的学问，我们只能从一些传说中略窥端倪，而不能系统的研究。夏朝的出现标志的我国进入了第二个历史阶段，一直到1840年划分到 古代史中，这一时期的特征是每一段的历史都能以朝代的名称来概括，国学在这一时期的指的是国家最高学府，属于教育机构。我们今日所言之“国学”乃是近代史上（1840年-1949年）为了区分西学、西方文化而把中国学术，传统文化冠之以“国学”之名。新中国建立之初，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批判，使“国学”一度销声匿迹，至于后来的“国学热”这都属于现代史的讨论内容。
我们研究古时候的学问，主要以文字为媒介。在文字出现之前，虽有简单的符号、图画等，我们并不能从这里面了解到先民的学问如何。如果要追溯起源的话，可以从伏羲时代的传说讲起，但是学问一定是系统的，结合考古、历史等材料，我们把中国学术的起源定在东周，往后按时代划分，根据特点命名。
国学第一个时代是子学时代，由于历史的发展，以往的观念说法不足以说明当下的社会变革。在矛盾尤为激烈的晋国出现了一些关于“名”和“实”的辩论，开始讨论“是什么”这个问题。在这股思潮之下，天下有学之士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并且进一步探讨了“应该是什么”？以及“要怎么做”的哲学命题。老子说“名可名，非常名”，把名实关系区分开来讨论，进而提出能说的道，并不是“恒道”的本身。在明确概念，研究属性之后，提出“辅万物之自然”的方法论。这是我国最早，最系统，最完整的一门学问，在今天叫做“道学”，源于老聃所作的《道德经》。子学时代，往往是某一位先哲在通达学问之后，传于弟子。孔子传教在鼎盛时期据弟子三千，墨子亲传弟子也有数百人。
子学这“子”字，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先生、老师”的意思。先生传教于弟子，弟子复传弟子，在第二个时期形成鲜明对比的学术派别。因世界观不同，价值观的差异，每个学派在方法论上都各有特色。西汉初期司马谈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以最具影响力的六家进行分析比较，这就是著名的《论六家要旨》。因为流派众多，这个时期的学问一般称呼为“百家”学说，历史上称之为“百家争鸣”
秦代的大一统结束百家争鸣的学术盛况，秦始皇为了能够二世、三世乃至千秋万代的统治下去，把流传到民间的百家书籍收归国有，学问只能管理阶层学，被管理的黔首最好人人都是白丁。可惜他的春秋大梦还没做完自己先去了，项羽破釜沉舟收拾完秦军主力之后又一路追到人家家门口把人家房子烧了三个月。大概嬴政劳心费神收上来的书籍还没来的及转移就都变成青烟了，一度导致刘邦建国之后极度缺书。所以收集材料，整理材料就成了汉代做学问的基本形式，整理完后又读不通，弄不明白。他们把费老劲整理出来的书籍叫做“经”，这个时期在学术史上叫做
东汉时期的郑玄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解释着当时人们看不懂的所谓“经典”，以至于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郑学”。王肃也不是吃素的，遍注群经，能后来在居上。经学也能分体系而争鸣，体现了两汉经学的极大成就。外戚和宦官搅和的刘家的生意做不下去了，几轮PK之后刘协把“天下神器”交给了曹丕。这一时期王弼参考各种象数、谶纬之说来看《周易》，他发现两汉以来大家都在玩说文解字而没有形成类似于黄老学派“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系统学说。于是从老庄着手，继承了“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的黄老思想，结合《周易》进一步阐发“玄之又玄”的道理。这些人起初以“新道家”自居，影响魏晋南北朝，后世学人称之为
隋朝时期时期的科举制让读书人通过考试能够得以入仕做官，基于对考试内容的需求，汉经学又有所发展。东汉末期的清谈颇有思辨之风，经历了魏晋的进一步发展，在隋朝时期形成了纯粹的思辨哲学。如果说诸子学是靠研究“是什么”这个哲学问题发挥学问的，那么隋唐时候这些人的学问都表现在了“如何证明是就是是”这个问题上了，西晋末年的向秀和郭象已经有了这种苗头，他们提出的“双遣”、“三翻”都是围绕这个辨证阐述的思辨方法论。在逻辑推理之后又推理，一直推到没什么可以推理了，成玄英这套比玄之又玄再玄一重的纯粹哲理论证充斥着了唐朝政治理论的灵魂。同时对佛学中土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学术史把这一时期定名为
恰恰是因为发挥过度，抽象完了还抽象，没完没了的推理，宋人终于受不了。晁迥认为这种做学问的方式已经偏离圣人思想了，然后开始了以疑经、改经、删经等方式进行回归运动。基于唐朝开明的文化政策，以及重玄学理论的沉淀，促使了儒释道在义理方面的大融合，这种融合的产物不可避免的被注入到圣人思想之中。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补充了《周易》哲学的生成论，使儒学在道学、佛学之后也完成了宇宙观的构建。在唐朝备受碾压的儒学终于爆发了，围绕“立天之道，曰阴与阳”之说，把董仲舒所说的“三纲五常”以“天理”的名义确定下来，官定制伦理道德得到统治者的青睐，讲”天理“的学派雨后春笋般的蓬勃生长。就因为都姓朱，朱熹莫名其妙的成了明朝圣人，他的学说也被定为官方意识形态。明朝中后期，由于官方定制过于死板，导致理论跟不上发展。说“心就是理”的这一脉，与讲“性”、讲“事功”这些流派渐渐合流，出来一个王阳明心学。这种贯通了“宇宙自然”和“性命修养”的学说，又称为“
宋朝时候的理学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道学、玄学、佛学思想的植入，但在立场上又采取了反佛反道的意识形态。随着儒学地位的巩固，又出现了三教合一，同归于儒的论调。事实上后说更近于心学内容。再经历了汉朝整理经典，魏晋疏通义理，隋唐纯粹思辨，宋明修性养命之后，清代人大喊：“你们谁来干活？”于是讲“事功”这一脉的学说又开始备受推崇，以“实体达用”为宗旨，通经修德、经世致用。这一学说竟成了古代思想近代化的契机，与当时西方的实用主义又异曲同工之妙。因其主要盛行于明中叶到清中叶，故此成为
古往今来，天下读书人众多，作学问庞杂，研究问题广泛。能概括总结的也就只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八个字了。按照世界观不同，方法论各异，从大体上分为儒释道，然其流派难以详尽。追溯渊源，百家之中从未有一家不博采众长而能完善自家学问的，笼统的可以认为百家都是杂家。自三皇五帝至今的中国学问均以“国学”之名称谓。在西学东渐之前沿袭传统治学方法作学问称作“旧学”，民国思潮下借鉴西方学术而作的学问叫做“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