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他再次出现，是三年之后，那个孩子夭折几天时。那时，他和陆小曼惊天动地的爱情又满城风雨，到欧洲避风头，也考验一下他们的爱情。因为孩子，他不得不去德国见张幼仪，他给陆小曼的信里说，这对他是一个难关，他想起来就发腻。
张幼仪却令他惊奇了，他发现她变成了一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独立的步子已经站得稳，思想确有通道……她现在真是什么都不怕，将来准备丢几个炸弹，惊惊中国鼠胆的社会，你们看着吧！”
他总是一向如此自说自话，仿佛她如今也同他一样，跻身于进步青年之列，居然不计前嫌，跟他游历意大利，还看了场电影。
张幼仪说，她的一生有两个阶段：德国前和德国后。去德国以前，我凡事都怕；去德国以后，我一无所惧。
她是那个“新旧交替”两个时代之间典型的女性，她向往新生活新思想，千方百计为自己寻找机会，却又深受传统思想的熏陶，以孝道和责任为己任的人生信条。
这就解释了她为什么愿意为徐志摩向他父母作证自愿离婚，离婚后还买房赡养公婆、作为当家主妇操持婆婆葬礼、帮徐志摩还债，以及在徐志摩死后出版台版《徐志摩全集》，还按月给陆小曼家用的原因。
她的气度，与她的以德报怨，以及她所说的：“你总是问我爱不爱徐志摩。你晓得，我没法回答这问题。我对这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的家人可以称为“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这确实是让人迷惑，人们总视她为善良、隐忍的女性，不然为何对徐志摩如此仁至义尽。
有一次胡适曾做东请她和新婚的徐志摩陆小曼夫妇参加饭局，张幼仪自己也不清楚胡适出于什么心理，她去了，她想让世人看看，她并不是一个落寞到不敢面对的弃妇。饭局上，陆小曼徐志摩旁若无人的“摩”、“摩摩”、“曼”、“眉”的称呼，让她沉默，想起徐志摩以前对自己说话总是短促而草率，从来不看她眼睛，就像她似透明一般。
在她侄孙女张邦梅为她整理的回忆录《小脚与西服》里：“我没法回避我自己的感觉。我晓得，我不是个有魅力的女人，不像别的女人那样。我做人严肃，因为我是苦过来的人。”
这个一路苦过来的女人终于顿悟，徐志摩漠视她、不爱她、和她离婚，同她这个人是新是旧根本没有关系，原以为自己不如他进步才被嫌弃，冲上去，做了东吴大学的德语系教师，做了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总裁，创办了上海云裳服装公司做了总经理，引领了当时上海乃至全国的时尚潮流……徐志摩不爱她还是不爱她，他对她的抗拒根本就是“为嫌弃而嫌弃”。
她自我意识的觉醒漫长而残酷，她对张邦梅说：“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办法成长。他使我得到解脱，变成另一个人。”
她没有让自己走上弃妇惯有的控诉、自暴自弃等戏剧化之路，她只是平静的接受了自己，把是自己的、不是自己的一切责任都揽上肩上，期间的残酷，非勇气不能渡过，这，才是她真实的定位。
她也向往新式生活，在她的生命里，徐志摩仿佛就是那个新时代的象征，她不满他的伤害，却也想像他一样去体验新时代气息，在新与旧之间，她的心有疑惑与矛盾。
不幸没有生为新式女子，但她凭借自己的努力，用新式女子的态度，去面对她的宿命，她的前夫，以及前夫的父母、遗孀，向世人证明了，不必伤害他人，也能达到传统价值观与新思想之间的平衡。
她不是朱安那样不思进取、失去自我的旧式妇女，徐志摩在婚姻中的行为，也和“新思想”扯不上半毛钱关系。
满口自由、理想、爱情这些高大尚的徐志摩，以为追求自由恋爱，和包办婚姻一刀两断就是五四新青年的新思潮，却从未觉得自己一生既享受了旧家庭的好处，离婚后还以责任为由要求张幼仪替陆小曼履行儿媳义务，同时又贪恋新式生活的随心所欲。一直走在新思想新生活先锋的徐志摩，骨子里依然脱不了旧文人的自私，恃才傲物，鄙视世俗生活，却也离不开，总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众人皆醉独他醒。
明明自私，却非要加一个高大尚的口号，掩盖自己的行为，晚年的张幼仪评价徐志摩最常说的一句话便是：文人就是这德行。
我并不比徐志摩的迷妹少读几遍他的诗，只是有敢于面对事实真相的勇气，正如《小脚与西服》出版时，就有人质疑有损徐志摩的形象。张邦梅说，她只是记叙了张幼仪的故事和感受，让那个在徐志摩主视角里，永远沉默的乡下土包子也有讲话的机会，这才公平，不是吗？
1953年，她与中医苏纪之结婚，67岁时，和苏医生一起到英国康桥、德国柏林故地重游，看着曾经和徐志摩居住过的小屋，想必感慨万千。和苏医生共同生活18年后，1972年苏医病死，张幼仪赴美与家人生活，1988年病死于纽约。
曾经，她为自己那一段生活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我是秋天的一把扇子，只用来驱赶吸血的蚊子。当蚊子咬伤月亮的时候，主人将扇子撕碎了。”
听了，好唏嘘，如果当初他包办婚姻的对象是林徽因，未必历史不会重写，陆小曼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