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在不亦乐乎工作室（黄宇 摄）
“拍电影是为了放下”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为什么选了张北海的《侠隐》这部小说来拍？十年前拍完《太阳照常升起》，你对下一步想拍什么电影有一个自然而然的想法吗？还是就是在那个时候遇到了这部小说？
姜文：十年前史航把这部小说介绍给我的时候，我就想拍。张北海写得特别有滋味，吃啊，喝啊，吃喝玩乐。但是故事上，如果要做成一个电影的话，需要重新结构。不想弄得糙，就先放下了，先拍《让子弹飞》和《一步之遥》吧，回过头再来拍。我就是什么合适拍什么。人在解释一件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是“马后炮”，已经发生了，倒推觉得可能是那样的原因，跟实际发生的情况其实不是一回事。实际发生的情况是：有人介绍这本小说给我，我觉得不错，但又不知道怎么拍，先放下了。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不是因为拍完了一部电影有什么疑问，这个小说又正好回应了某个疑问，从而来拍的。
姜文：（上一部电影）拍完了就完了，没有什么疑问。我好像是通过拍电影来治疗自己，陶冶自己，修炼自己。像《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对少年，对“文革”，一直有心里要表达的东西，吃饭的时候也挺愿意跟人说。后来我觉得直接说也没意思，别人接了话给你说出另外一个话，你觉得别人老是在篡改你的意思，完全无主题，无连接。但别人为什么要跟你一个主题？吃饭就是胡聊嘛。我经常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和伤害，怎么我说东，他扯西去了。这个时候就只能自己做一个完整东西，大家看看，跟这群人聊一聊。我做完了之后也就放松了，再也不想聊这个了。等他们谁再聊“文革”话题，我就听着了，该聊的我已经聊完了。拍电影对我来说，往往是可以放下东西的手段。
三联生活周刊：刚才做后期的时候，你对火焰燃烧起来声音的节奏很在意。修改这样一个节奏，会对你整个电影的进程产生什么影响吗？
姜文：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拔掉一根头发可能没什么，但如果头发拔多了，你就变成葛优了，就不是你自己了。所以这一个镜头其实无所谓，错能错到哪里去；但是如果你用态度对待每一个镜头，那走大地方就是对的。剪辑呢，一秒钟24格，在你眼睛里才能形成一个视觉暂留的现象，如果对这1/24秒不重视，人的感受会产生很多的变化。给举个例子：人在每1/24格里的照片，肉眼是看不出来的，哗哗哗就过去了；但加了可乐的那张，更多人看了就去买可乐了，加了爆米花那张，更多人去买爆米花了，它对你的潜意识是有影响的。我觉得1/24秒非常重要，而且配上的声音，也是根据画面的节奏感出来的，那种声音和节奏加在一起，对你的内心感受影响很大。两个声响和一个声响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吗？有，很大。
三联生活周刊：刚才说到的“态度”，是指什么？
姜文：像“雾霾”这样的话题，我并不愿去谈论。我欣赏的态度，像理查德·福克斯（Richard Fox，著名摄影师），为了开展他的业务，他就在北京住。他很自律，每天健身什么的，他知道北京空气没有他家好，但他想把事情做下来，要做事，他得待在北京，就不想雾霾这事儿。有时我也想，你要做成日本人这么好的地图，恐怕也得搭点精力甚至代价进去。现代人太娱乐化，太娘娘腔了，娱乐电视的文化影响太大，都要催一下泪，表达一下无关痛痒的态度，无聊。有些事情就要实实在在，军人就要腿断，甚至就要牺牲，为什么军人还要引人流泪？太无聊了。
我父亲当过多年的兵，又打过解放战争，又打过抗日战争，他们部队后来还援助越南。像我爸那样的真正军人，从来不主动给我讲战争的故事。他没给我说过战争中的残暴凶险，而是讲每平方米要落七发炮弹；没吃的，拿手枪打野鸡。我说，给你枪你打野鸡去。他说，不然我吃什么，总得吃啊。他会跟我说他们有个战士信风水，躲来躲去的，拉屎也要挑风水好的地方，结果刚一拉屎，“嘭”，一枚炮弹过来，把他屁股削掉了。我爸说，你看你早不拉屎，这跑半天，被瞄上了。我觉得这种故事就特别有意思。
其实以前不止中国穷，穷的时候很多国家都穷。“二战”以后，全世界才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前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在饿死人，海明威在巴黎也有挨饿的时候。他在书里写欧洲的楼梯，以前没有电梯，都是旋转楼梯，上去的底下，每层都有个厕所，厕所都是蹲坑，蹲坑都拿水泥做成一个鞋的印儿。巴黎是欧洲最城市化的地方，人都会蹲，澳洲人怎么就不会蹲了？为什么没这么几年，中国的整个氛围都变得小资了？为什么突然变得“娱乐至死”？我觉得这很可耻。小时候我母亲总是教育我，好吃懒做是最可耻的。她每次发现我好吃懒做，就狠狠地揍我一顿。虽然我妈揍我不对，但在我心中烙下了一个信念，那就是：一个人要勤奋，要做事。现在社会对不劳而获、少劳多获的崇拜，我觉得是不理智的。
在《让子弹飞》中饰演角色的陈坤（左）、姜文（中）和姜武（右）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在采访中说，你将来打算写三本自传。这可能是说着玩儿的。但还是想问问，为什么是“三本”？有没有可能是“四本”？
姜文：我要有足够胡编乱造的能力，我就写六本。你要写超过一本，才能有对手。你写一个“红”的自传，人家会觉得就是这样；再写一个“绿”的自传，人家会说，怎么不一样呢，原本石头在那儿，怎么这石头跑这儿来了，他可能觉得是你技术问题。再写第三本，写个“黄”的，就完全胡扯，造成彻底混乱。因为我觉得谁的自传都不可信，他们只不过拼命告诉你，可信在哪儿，不可信在哪儿。反正自传越多越好，就是写不了那么多。这跟我读书有关系。经常在不同的书里读到同一件事儿，加强了印象，不同书里反复认为是一个方向，我会更加容易相信。有些时候，两本书对这一件事的认识不同，我就会觉得这事儿原来这么蠢啊；所以这对认识事物是有好处的。我不愿意人们去相信一本书的说法，一个潮流的说法；应该看看对立面怎么说，后面的人怎么说，爷是怎么说，会觉得比较有意思。
“在能做到与做不到之间”
三联生活周刊：刚才提到母亲对你的教育。前段时间在一个采访中，你提到一个细节，拿到中戏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母亲让你去把衣服洗了。你回忆起这个细节，留下的是何种感受？
姜文：那个时候我17岁，肯定愿意……那个时候她总说我身上的缺点，突然给她看一个我可能的优点，她仍然没有顺着我的愿望去表达，诸如“我很高兴”“儿子你很棒”，她没这么说。后来我理解到了，她还是希望我做得更好吧。当时对我来说，是挺失望的。理解一个人是很难的，慢慢做呗。唯一的遗憾是，她不能陪着我去理解她。到一定的时候她就走了，到我理解她的时候，我可能也老了。就是这样。作为母亲的儿子这个角色，等我快要死的时候再来评价吧。我觉得我还可以做得更好，还做得（让自己）不满意。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产生了一个联想，也许不是很恰当。《芙蓉镇》里黎满庚的老婆，她说过一句台词，大意是日子总是要过的，什么运动都会过去。你怎么看这个人物？
姜文：说句心里话，我不太记得这个人物，可能当时我太小了，对我来说，不是很理解戏里要拍的这些东西。我就听谢晋的，他让我怎么演，我就怎么演。说心里话，我所理解的没有我表现出来的理解那么多。你说的那句台词，我不记得了。原来谢晋也跟我说一句台词，“要像牲口一样活下去”，我不理解，这词儿有什么好的。他说你说吧，很好。我还是不能理解，像牲口一样活下去有什么好啊。当然他认为我应该这么说，我就按照他的意思这么说了，但我不认为像牲口一样活下去就一定是好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在一些场合提到，一直不知道如何处理与女性的关系。你觉得处理与电影里角色的关系，是不是反而更容易一些？
姜文：电影里的人是假的，电影里的人不会打击我。电影里的角色，你怎么写，他就是什么样。
三联生活周刊：电影也有它的真实性。比如，你会把自己代入电影的角色吗？
姜文：谁如果说自己特别会处理和异性的关系，要么是特别智慧，要么是特别愚蠢的。我也见过一两个确实会处理这方面关系的人，比如王朔。王朔起码是我的两倍聪明。他真的能做好，而不是故意处理好关系，确实是让男人女人都喜欢他的人，同时他也在表达自己。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很难做到。我表达自己的时候，往往容易让人家觉得不舒服。把家庭的事弄得很美妙，需要很高的智慧，我觉得我没有这么高的智慧。
姜文：我不敢说我有多少理解，正在理解中吧，不是那么容易的。我确实体会到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世界，人和人千差万别，太不一样了，理解起来挺需要点精力的。拍片子有两种目的，一种是你能做到的，你拍了；一种是你做不到的，拍了。电影往往在这两者之间，或者说更偏向于后者，所以才更接近于一种梦吧。复制生活可能没有那么大意思，我也没那么迷恋我自己的生活。我没陪我儿子看过球，因为我不是球迷，我怎么陪他看呢。你知道有一个说法，马龙·白兰度在生活里从来没有做过一个好父亲，但他在电影《教父》里却是天下最好的父亲。他也可能是用这种方式，来让自己得到某种补偿吧。谁都想做父亲做到他那样，我觉得我还没有做那么好。
三联生活周刊：《阳光灿烂的日子》是一部关于青春的成长篇。政治运动正在进行的时候，对这些青春期的少年来说，反而父权消失了。是什么样的兴趣让你拍这么一部有关青春的影片？
姜文：王朔的小说给我最大的推动力，看了那部小说我就想拍。即使是在外国，父权缺失的事也经常发生，我读到比尔·盖茨、比尔·克林顿、史蒂夫·乔布斯身上，也发生着这样的事情，不知道爸爸去哪儿了。这不一定跟“文革”有关系，这是人的生活。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拍《天地英雄》时，何伟（Peter Hessler）曾经对你做过一个采访。后来他在文章里写道，你反映出了中国男人身上“普遍存在的恐惧和不安全感”。你同意这种归纳吗？或者说，你认为是否存在“中国男人”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
姜文：他如果这么说，那就是存在的，但美国男人身上也存在这些特质。为什么有宗教？也是因为恐惧和不安全感，需要得到某种安慰或解释，把上帝就找出来了。埃隆·马斯克天天在忙什么呢？他也有不安全感，老想把人从地球上搬走。去火星，去外太空，你觉得是美妙带来的，还是不安全感带来的？大量事实告诉我们，科技发展对现代人类所带来的恐惧感，远远超过马大三的恐惧感，特别丧失作为作品的力量。
三联生活周刊：你饰演过这么多男性的角色，从帝王到普通农民。从这些角色身上，你看到了什么共性吗？
姜文：男性总体比较傻，成熟得比较晚，但现在男性和女性越来越接近。靠体力干活的时候，男女界限自然大一些，现在男性没有什么优势了。我的那些电影里，其实都是女性不断在给男人当导师的，无论是《阳光灿烂》，还是《一步之遥》，还是《邪不压正》，你看看就知道。我对女人很尊重的，尽管不了解。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自己“不了解”，是源自什么呢？像《色·戒》这样的小说，原本焦雄屏打算请你来导，但你说不理解其中的女人，就放弃了。这种不理解，是从何而来？
姜文：我不迷恋张爱玲。你说鲁迅好，我说张爱玲好，没啥意思。如果你说鲁迅被过分吹捧，那张爱玲也被过分吹捧了。我也不想深入去弄汪伪时期的事儿，我觉得就目前这种情况和掌握的资料，弄不清楚。中国还是一个受压迫的民族，这种受压迫的民族有其特性，以及压迫民族对你的惯常态度。我记得是谁说过，俄国革命是剥削民族和压迫民族的革命，中国革命是受剥削和受压迫民族的革命，是不同的。法国维希政府也曾放弃抵抗跟纳粹妥协，汪伪也投降了日本，但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背景很不同。需要很深的下功夫去理解这件事，而不是一个文艺腔的东西。我因此不拍这个，不能什么都用女性的视角说事儿，这是一种潜在向灾难发展的动因。对于落后就要挨打，为什么落后，必须要严肃思考，比如我们为什么没有造出现代武器来，资金和人才都去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