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一部《我不是潘金莲》电影，浓缩了旧传统和新秩序的冲撞、法律与情理的纠葛，以及存在于不少人意识中的“信访不信法”的逻辑。当然，也包括一些官员推诿敷衍，最后自食其果的官僚主义反讽。
一、旧传统和新秩序的冲撞
旧时代里，执着于“民告官”之讼的“小白菜”、“窦娥”，往往被刻画成恪守伦理纲常、勇于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人物。面对强大的旧的传统体制，草民敢于反抗，而且还是受压迫的妇女，戏剧效果往往异常鲜明、感人。
从“秋菊”到“李雪莲”，她们身上，不可否认地带着旧时代的烙印。
而今，时代变迁。权利的行使，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依法办事”这一新秩序的建立，与居“弱者”地位却无序行使权利的人，容易产生冲突，有时，冲突还很强烈。而新秩序内部，亦存在暂时的矛盾，比如有些官员为了维稳，牺牲了法律构建的秩序。影片《我不是潘金莲》中，也生动诠释了这一冲撞，以及一些官员处理现实的无奈、投机与“聪明反被聪明误”。
二、法律与情理的纠葛
“你（法官）跟我（当事人）讲法我跟你讲理、你跟我讲理我跟你耍无赖”，这一逻辑尽管不合理，但一定程度上折射了现实。
回到《我不是潘金莲》中。“假离婚”本来是一个伪概念，但现实中，不少人为了规避政策、谋取私利，去民政部门登记离婚或者法院诉讼离婚，而“结婚自由、离婚自由”是婚姻法的基本原则。上述部门无法对夫妻感情的实质进行审查。
“纵然你们内心感情的火熊熊燃烧，但你们告诉我：你们已经协商一致从此将相忘于江湖，我只能依法满足你的离婚的意愿”，这是法律。
影片中，王公道法官的判决，是合法有据的。李雪莲和丈夫秦玉河，通过规避政策来买房、生二胎，这一动机在当事者自我表达意愿前，尚处于隐性状态；而二人离婚带来的后果，处于显性状态。
这样的后果：丈夫拒绝复婚，二胎又夭折，带来的是情感纠葛和世人的同情，从道德评判上占得先机。但从法律上讲，很遗憾，未必占理。
三、“信访不信法”的悖论逻辑
《我不是潘金莲》电影中，李雪莲因为和丈夫假离婚成了真离婚，而把丈夫告到了法院，因为败诉，对法院的判决结果不满意而逐级信访。
影片中，各级官员以为打发了一个农村妇女这样的一个“小麻烦”，没想到李雪莲居然上京告状，引来了“大麻烦”；上访十年后，为了阻止她继续告状，官员们运用了“很大”的警力，去找李雪莲这个“小人物”，最后，却是因为一个意外才结束这一切......
真像一个圆。故事围绕李雪莲展开，但圆心之外，是一群男人（官员为主）在兜兜转转。用鲁迅的话说，影片“戚而能谐，婉而多讽”。
四、如果你是“李雪莲”.....
那么，这样的案件到底应该怎样处理，才不会像电影中一样“越滚越大”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电影没有明确给出当事人诉讼请求的内容，结合影片中李雪莲的陈述，应该是：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原告李雪莲与被告秦玉和离婚行为无效。
这是否能得到法院支持？恐怕还真不能。离婚登记的当事人双方，共同向民政局提供了户口簿、身份证、结婚证以及离婚协议书，对财产问题达成了一致处理意见，民政局经审查后，为其双方办理了离婚登记，当场发放了离婚证。电影中，原告李雪莲以“和被告协商好办理离婚手续是为了分房或要二胎”为由，主张离婚行为无效，但其办理离婚登记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无论其出于各种动机，其离婚行为是合法有效的。这种有其他动机的离婚行为，并不必然导致离婚登记行为的无效。
另外，民政局的离婚登记行为，符合我国婚姻法规定的“结婚自愿、离婚自由”的原则，其为李雪莲和秦玉河的离婚登记，依法应予维持。因此，法院维持民政局作出的离婚登记行为，是合法的。
正如院长身边的工作人员所说，李雪莲不服判决可以自收到判决书后十五日内提出上诉。如果认为法官枉法裁判可以去检察院或者纪委检举、举报。但是裁判一经作出，非经法定二审、再审程序，原审法院是不能撤销的。
现实中，和李雪莲一样的很多，信赖感情而不信赖法律，但是，伴随着市场经济商业社会建立起来的法治社会，就是要打破这种熟人社会状况下的信赖。要受到法律保护，首先按照法律办事。
最后，再啰嗦两句^_^
电影是一门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导演将李雪莲这样一个不懂法理、认死理的农村妇女，置身一个以男性为话语主导的社会中，她的所思所想，完全有现实脉络；她的所作所为，也值得捧一把辛酸泪。但正如《我不是潘金莲》的官方剧情简介所说：
“电影用幽默的方式，通过一个个生动的细节，表现了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演进过程中的矛盾与纠结，主人公用人情社会的办法，去处理自己跟前夫的婚姻矛盾，演绎出一连串哭笑不得的故事，进而揭示了‘依法治国’的必要性。”
法律必须被尊重、被信仰，我们每个人的合法权益才能因此得到保障。让全社会每一个成员都达成这个共识，就是全面依法治国。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
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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