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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长野冬奥会女子短道速滑1000米决赛，大杨扬率先冲线却被判了横切犯规，金牌落到韩国人全利卿手里。很多人认为那是一次不公正的判罚，因为当时的国际滑联一把手是另一个韩国人金明熙。
后来，大杨扬还在运动生涯后期，就开始参与到国际滑联乃至整个奥委会的各种活动里。03年她离开清华专门去美国学英语，10年她正式成为中国史上第四位IOC委员，和罗格、巴赫都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某种意义上，那次判罚，也是她积极参与国际体育事务的动力。
这次平昌冬奥会上的争议判罚依然很大。刚刚卸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大杨扬，在评价短道速滑3000米接力时，哽咽着说，裁判“很难去有偏袒”，呼吁观众理性，结果被人骂成出国当官丢了尊严，是“鳄鱼的眼泪”。可她也不可能公然指责哪一方，否则在奥委会的八年算是白干了。而且她的观点没毛病：制定规则比对抗结果更有效。
要参与制定规则，就在各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里有更大的话语权。
然而这么多年来，中国指派到国际体育组织里的外事人员，大多数时候只要有满足两个条件：懂外语、听话。甚至根本不用懂体育，只要能把国家在项目上的诉求直接而准确地传达出去就足够。
老一批进入世界体育最高话语圈的中国人几乎都是这样的。两位奥委会二把手，何振梁小时候读的是教会学校，会说流利的英语和法语，于再清曾经留学日本。当过国际田联二把手的楼大鹏自幼旅居英国。而这三位都是转行之后才从事体育，没有一个是专业运动员出身。
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抛开在体育界的身份，他们在国家体育总局都有职务。
这在国内太正常不过了，毕竟体育是要为大局服务的。但是在外国人眼里看来就很奇怪。
体育当然不可能那么的纯粹，多数是商人、律师这类出身的外国委员们也都会给自己的国家争取权力和利益，但是像中国委员们这样公开在机关里任职的还是少之又少。在倡导决策高度独立性的国际体育组织看来，有着另一种气息的中国委员跟奥林匹克精神并不那么契合。
而这些中国委员不仅在国际上开展工作会遇到难题，对内也施展不开手脚。
张吉龙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龙哥从事足球外事工作三十多年，13年的时候亚足联一把手的位置几乎已经是他囊中之物。然而这时惊传国球乒乓要被清出奥运会，领导立刻决断要做出牺牲保住乒乓球这个绝对优势项目。牺牲谁呢？长期在外，国内根基浅薄的张吉龙就被献祭了。
而更早之前，何振梁也曾为了团结西亚国家的方针放弃竞选亚奥理事会一把手。
何振梁生前和袁伟民的恩怨就结的很深。袁伟民一直指责何振梁在01年北京申奥前夕罔顾国家利益，为韩国人金云龙竞选奥委会一把手背书联署，差点得罪了最后当选的罗格。在他的《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里是这样说何振梁的：“不听招呼，自作主张。”
而何振梁后来解释，在那个关头，他不可能去得罪颇有势力的金云龙，所以选择当了一次两面派。先稳住金云龙，然后私下向罗格解释并为他投了票。这在何振梁看来是外交手段，在领导们看来却是他仗着“将在外”不听指挥，搞个人主义。
连袁伟民自己都说，在国外这可能不算事，但在中国这就是大错。当时骂何振梁的不止他一个，还有当时的体育总局另一位话事人李志坚。组织上一二把手同时批评，何振梁的国内生涯也就到头了。
最可惜的还是前冬季中心一把手任洪国。干了几十年冬季运动，自己也是国际滑联的资深裁判。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去年五月居然被调去管航模了，转头冬奥会中国滑冰就出了幺蛾子。
中国体育外事工作者们很多时候就处于这种夹心饼干的状态，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外事，不能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太多民族情绪，这样才能保住该有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又背负着为国家争取利益的使命，有时候还会被大后方捅一刀子。
当年送何振梁出去的时候，给了他一个国家体委二把手的头衔，据说是为了让他好跟其他国家的委员打交道。
但这到底是个护身符，还是紧箍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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