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报纸上刊登的河南省高考招生的高等院校和专业。1977年5月24日，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发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暗示着被废除了10年的高考有重新开科的可能。经过44天的争论，当年10月，教育部终于拿出可行性方案：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当年冬，500多万从十五、六岁到三十六岁的应考者涌进考场，在中断了十年后，大学的车轮重新滚动。
当年的老三届、新三届，不管是否考上了大学，他们都构成了我们这个国家的中坚力量的一部分。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悲喜，和共和国的命运，和共和国的悲喜，重叠在一起，令人分不清彼此，令人唏嘘，令人扼腕。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女生就像这样穿着绵袄，外罩花褂，扎着两条辫子，虽然两手冻得冰冷，比起现在酷暑高考还是不错的。“从某些方面看，1977甚至可以用国歌里的一句话来形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说，他认为，1977年恢复高考，不仅仅是纠正了十年文革的错误，更转变了中国自1949年以来对人才不重视的局面，从而为今天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因为集中了十年的考生，那年很多学生是结婚有孩子的以及上山下乡知青等，而应届生很少。1977年，有一些数据表明，中国在世界领域的竞争中，比历史上的许多时刻大大退步了。在明朝鼎盛时期，有学者估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据了世界的1/5。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世界的4%，而1977年，拥有世界1/5人口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仅为世界的2%。
1977年冬天，中断了12年的高考恢复，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走进久违的考场。可以直接体现国力衰微的一个细节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由于报考人数过多，造成印刷试卷的纸张不足，最后，由中共中央拍板，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现在很多人把高考当做一件大事来纪念，我觉得更应反省为什么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没有高考，因为有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才是不正常的。”78级考生陈朝林说。为什么要恢复高考？因为中国的人才已经是一片空白。
1966年4月6日～14日，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召开，座谈会明确提出：要采用新的办法，高等学校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同年6月1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传播了这次会议的精神，提出废除高考制度，“要彻底把它扔到垃圾堆里”。为什么要“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呢？从当年的许多文件中可以直接读到原因。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说：“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而且，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
文革期间，“工农兵”被推荐到大学，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学习，而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这种本末倒置的指导思想，使大学教育走上了严重的形式化、政治化。而在“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的指导思想下，所有教学都得照顾班上最差的同学，而推荐学员的最低文化要求仅仅是初小文化，也就是刚刚达到脱盲水平，许多大学为此不得不“大学变小学”。
1972年10月14日，周恩来接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两人的对话大部分成了对中国教育问题的探索。李政道对中国实行的“中学毕业生要下放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推荐制”等提出自己的看法，周恩来对此点头同意，并且说：“学生应当以学习为主……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这番话在当时引起了社会震动，但在江青集团的反对下，并没有实现。
1974年5月，李政道再次回到中国，他在上海听到：芭蕾舞学校的学生不需要脱产专门劳动两年，理由是跳芭蕾舞不能停。受到启发的李政道写信给周恩来：既然跳芭蕾舞不能停，学科技的学生也不应脱产专门劳动几年，应选择优秀青少年，使之早入大学，加以培养。周恩来指示：将李政道的来信用大字版排出，送毛泽东审阅。5月30日，毛泽东接见了李政道，表示赞同李政道提出的办少年班的意见。然而，这些努力所起效果甚微。直到四人帮垮台后，教育部采取的折中办法仍是以贯彻周恩来1972年讲话的名义，要求各地在每年的招生中，分出1%～5%的名额
1977年7月，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复出不到一个月，邓小平就抓住机会，提出了恢复高考的决议。此前，已有很多细节表现出邓小平对于恢复高考的决心。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针对11大提出的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对于那些亲历了1977年高考的人们来说，废除高考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轻率提法，他们更提倡从改进考试的内容和方式着眼，来改革这一制度。“对于一个曾经以千万人的青春为代价、狂热地废除过考试制度的社会来说，更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考试制度，并不断使之更加科学、合理，更趋完善。”曾经的“老三届”、学者雷颐这样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