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由雄观大历史原创，请勿转载、洗稿，违者必究
斗转星移，春去秋来。
人的思想会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也会因人为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这就好比真理，会随着人们认知层次的提升和所处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很多人在经历艰难困苦和大风大浪后思想蒲然升华，性格由原本的积极变得消极。宋代著名的文豪苏轼就是其中之一。
苏轼由积极变得消极，影响最大的事件就是“乌台诗案”。
公元1094年，王安石主持变法，但苏轼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两相攻击。虽然被下放到湖州，但苏轼心中不服。后来就写了一首叫《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的诗，其中一首的内容是：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这首诗后来被人添油加醋，拿来作为攻击苏轼的工具，诬陷苏轼攻击天子。
经过一番周折，苏轼最后被关进大牢，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
这个案子最终的处理结果是，苏轼做了三个月的牢，最终以被贬岭南而告终。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他遵从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逐渐的变成遵从佛家“超然物外、回归自我”的思想。
“乌台诗案”前，苏轼能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那种抱负和伟大的胸襟胆魄干好本职工作。
被贬斥到岭南后，苏轼“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淡泊明志，修己以敬，只能扫好自家门前雪，也顾不上他人瓦上霜了。
他已由积极额入世变得消极的处世。
我们从他被贬斥到岭南时候写的《虔州八境图》八首就能看出。
由于唐朝诗歌盛行，宋代填词盛行。所以，宋朝的诗被宋词掩盖，并不怎么出名，而苏轼则是唐代李白、杜甫之后，我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开创了宋代诗歌的先河。
苏轼由于仕途上的不顺和佛老思想的影响，在被贬黄州之后，苏轼的创作风格已经有所改变，他由豪放风格转而追求平淡自适，到了乌台诗案后期，苏轼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他的诗歌创作已经转变成平淡风格的艺术追求。
战胜人生的苦难，随遇而安，有时候也是非常必要的。
苏轼就是一个能随遇而安的人，他曾说，他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路边的乞丐。
走运时，他不志得意满、得意忘形；被贬时，他也能怡然处之、苦中求乐。
被贬期间，苏轼时常借助诗歌感慨自己空怀一颗忠君报国之心，反而遭到种种迫害，并于诗中展示其平和的心境。
苏轼曾写有一首《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
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
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
长风送客添帆腹，积雨浮舟减石鳞。
便合与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
这首诗写出了当时极其艰难危险的处境，在远离京都七千里外，水流湍急的险恶的惶恐滩上，苏轼仿佛像一叶小舟，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
巧妙的数字，强烈的对比，给人以惊心动魄的感觉。
苏轼用“七千里外”和“十八滩头”、“二毛人”和“一叶身”形成强烈的对比，将他晚年被贬谪的凄凉孤苦，生动展示在人们面前。
随遇而安，要安的主要还不是肉体和行动，而是心灵和精神。
这时候，更应拥有“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旷达情怀。
所以，苏轼落魄山野，粗茶淡饭仍觉得香喷喷。
他认为岭外贬地与通都大邑并无区别，虽然他说的是岭南的生活，但这种思想在其路经虔州时就有深刻体现。
人，对于无可奈何的事，要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人们常说的“会想”，就是要懂得自我宽解、自我安慰、自我释放。
苏轼就是一个想得开、放得下的人。
公元1100年，年仅二十七岁的哲宗归西，宋徽宗继位。
苏轼在徽宗登基后遇赦，渡海北归，结束了长达七年的岭南贬谪生涯。
第二年年初，苏轼北上经过梅关大禹岭、赣县，因舟船原因,苏轼逗留了七十多天，登郁孤台，拜访老友，写下了《次韵江晦叔》、《九十九曲水》、《再过郁孤台和前韵诗》、《虔守霍大夫、监郡许朝奉见和,复次前韵》、《次韵阳行先》等多篇诗歌。
这些诗歌中的作者已经达到了一种“无思无待”的高深境界，超脱了世俗。
苏轼在此期间，有一首叫《过岭》：
七年来往我何堪，又试曹溪一勺甘。
梦里似曾迁海外，醉中不觉到江南。
波生濯足鸣空涧，雾绕征衣滴翠凤。
谁遗山鸡忽惊起，半岩花雨落耗毵。
创作这首诗的时候，苏轼已经有六十六岁的高龄了。
苏轼走过了七年的贬谪之路，回首这几年的心酸，朦胧得如梦似醉。
苏轼回归时，朝中臣子颇受惊动，他却借此诗表达其“不必相猜”之意。
这首诗诗歌不仅写景，更富深意。
对于回归北方，苏轼兴奋之余，内心却已几近已死之木。
如果说他此时仍有东山再起之思，则的的确确是“不必相猜”了。
苏轼后期特别是遭贬后的几年中，他在艺术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佛曰：如人食蜜，中边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别其中边者，百无一二也。
苏轼晚年的人生境界，是落尽铅华见真纯，不假雕饰而得自然之美的一种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