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襄陽人，字子美。他的祖父杜審言也是詩人，他們家是個文學家庭。他曾居杜陵，故自稱杜陵布衣。考試未能中舉。玄宗時待制集賢院。肅宗時官拜右拾遺，後任華州司功參軍，後歸依嚴武，任官檢校工部員外郎，後人遂稱他為杜工部。大曆中游耒陽時醉酒而卒，年五十九。今按其一生經歷，可將之分成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一歲至三十四歲；
第二階段：三十五歲至四十四歲；
第三階段：四十五歲至四十八歲；
第四階段：四十九歲至五十九歲。
杜甫幼年時曾到山東、江蘇等地。他與李白友好。三十五歲起到長安，任官職至四十四歲為止。這一時期是杜甫最為潦倒窮困的時期，經歷了“安史之亂”，卻作了很多好詩。杜甫四十四歲那年，正是中國歷史上的大轉捩點。四十八歲，杜甫去四川，一直到五十九歲去世那年，他在生活上較為安定，當地的政府首長當作“外賓”招待他。此階段他的詩，在技巧上大有進步，但詩的內容精神方面卻比以前遜色得多了。我們最好讀他的年譜，根據年譜讀他的詩集就等於讀他的自傳。
杜甫如一片枯葉，任由狂風吹飄。他是在大時代中無足輕重的一粒沙、一片葉，但杜詩變成了史詩，他的作品反映了當時整個的時代。
杜甫在三十五歲至四十四歲這個時期，吃過殘羹冷炙，生活極為困苦，但心胸卻擴闊了。杜甫的全部人格精神與時代打成一片，與歷史發生了大關係。杜詩說：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
“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惟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聖朝。”
這些詩表達了儒家的最高精神，即社會不用他，他並不怨人。其實他內心是有牢騷的，但是並不怨天尤人。但我們可以說，對唐代三百年最有貢獻的，恐怕要算杜工部了。
杜甫最崇拜諸葛亮，他在四川時就住在諸葛亮祠堂旁邊，李白則最看重魯仲連。我在幼時最愛讀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最後幾句道：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
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杜甫這首詩境界極高，心胸極偉大。
李白是仙風道骨，老莊風度；杜甫則布帛粟菽，有儒家精神。我亦頗愛杜甫的另一首詩，就是《縛雞行》。其詩道：
家中厭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烹。
蟲雞於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縛。
說的是杜甫不願將雞出售。此詩富有哲學意味，亦是寫日記，記錄其日常生活有感。
杜甫有一詩《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其詩曰：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編者按：有的版本寫作“白首”。）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此詩甚為震撼人心，使當時亂世流浪者心花怒放。但曾幾何時，回紇在唐肅宗時極度驕橫，收復中原後，回紇的氣焰更囂張了。杜甫早前寫的《北征》等多首詩中說明，乞援回紇會造成惡劣後果，如今已一一應驗。接著，吐蕃又經常入侵，代宗時，吐蕃聯合了邊疆的遊牧民族吐谷渾等攻佔了長安，代宗倉皇逃到陝州。長安兩度陷落，並遭受到焚燬與劫掠，使杜甫極為痛心，他曾在多首詩中提及：
“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
“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
“隋氏留宮室，焚燒何太頻。”
在兵荒馬亂、人民痛苦煎熬的日子裡，杜甫憂心如焚，直到代宗廣德二年，他在四川方才欣聞長安收復，寫成排律《傷春五首》，其實都是關心國家前途、民生疾苦的政治詩。
凡是大學者必具備兩種能力：一是為自身的表現；二是要有好的有效的教人方法。杜甫是詩聖，當時唐人要反對文選派，杜甫卻道：要“熟精《文選》理”，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編者按：此乃《戲為六絕句》其一。）
杜甫也推崇宋玉，他說：“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
杜甫又推重蘇武、李陵與曹植，有詩云：“李陵蘇武是吾師”，“文章曹植波瀾闊”。
他又推尊陶淵明、謝靈運等前輩作家，對同時代的李白也極度看重，詩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這是用庾信、鮑照來比配李太白。
他又推重岑參道：“謝脁每篇堪諷誦，馮唐已老聽吹噓。”（編者按：出自《寄岑嘉州》。岑參曾任嘉州刺史，後人稱“岑嘉州”。）此處是說岑參可比配謝脁，說明杜甫看法之廣。
杜甫說：“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又說：“不薄今人愛古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後賢兼舊列，歷代各清規”。
此處說明杜甫尊重每一位作家，不論今人古人，他們各有不同的技藝本能，好名聲不是白白得來，新的是從舊的傳承而來，所以新人古人同樣值得吾人來尊重他們。
杜甫自述道：“毫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晚節漸於詩律細。”
杜甫認為寫作時，必使字字妥當。他寫文章必須要求能達到最高妙的境界。
杜甫又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意即寫文章能做到下筆有神，便可以做到老成而沒有遺憾了。
他又說：“語不驚人死不休。”杜甫此意即是，寫文章要做到語語驚人，才能代表文學家的全部生命。
最後，再引述杜甫的兩句詩作結，詩曰：
“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
杜甫在三十三歲到四十四歲時，在長安度過了一段漫長的殘杯冷汁的困苦生活，但他仍刻苦自勵，勤讀孔、孟、老、莊諸典籍，並從《昭明文選》承受了寫文章的技巧，立志要獻身於文學，唯有如此，才能許身於其他事業。
一國的文化是其民族性情的表現，為表現民族文化的偉大，可以讓萬物共容，不必定於一尊，才是表示文化偉大。
杜甫做到了。
（摘錄自錢穆《中國文學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