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讀傳家：田可耕兮書可讀，半為農者半為儒
我國曆史上的世家大族，往往是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中，耕讀傳統的實踐者和倡導者，因此，在以農耕文明為基礎的封建社會里，“耕讀傳家”既是小康農家，也是眾多仕宦之家的精神追求。
《孟子·盡心上》說：“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所謂“窮則獨善其身”，就是選擇一種脫離現實政治，歸隱田園，農耕種地與吟詩作文並行不悖的，可以從容進退的生活方式。而保持“耕讀傳家”的傳統，進則可以出仕榮身，兼濟天下；退則居家耕讀，尚有獨善自身的地步。儘管這一種所謂的“亦耕亦讀”，基本上是姿態性的，象徵意義上的。
陶淵明《歸田園居》詩云：“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開荒南野際，守拙歸田園。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讀山海經》詩：“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和郭主簿》詩：“息交遊閒業，臥起弄書琴。園蔬有餘滋，舊谷猶儲今。”凡此種種，似已預製了一幅幅“獨善其身”的鄉居圖景，為後世文人學士選擇亦耕亦讀的生活方式，輸送著源頭活水般的精神養分。
誠然，對於富裕農家或官僚之家出身的儒士文人來說，“亦耕亦讀”既是關乎其人生前程的出處方式，也是其及身可行的一種生活狀態。其實質，當在選擇一種隱身田園、人生自修，農耕種地與寄情著述並行不悖、從容進退的生活方式。
楊士奇(公元1365～1444年) 江西泰和人，曾經在《稼軒記》中記敘了一對他家鄉的世家子弟：哥哥王行敏“買田百餘畝，於邑西半舍許，作廬舍田間，躬率僮隸治耕，堰水為塘，備旱乾。其用力勤，歲獲常厚，雞豚之蓄日蕃，而塘兼魚鱉菱芰之利，日用所需悉具。飽食無事，讀書茅簷之下，聲聞林外……”將其數楹“宴息之居”題為“稼軒”；而他的弟弟王行儉卻在京城為學士，“於翰林掌制命，天子左右，譽望蔚然。”楊氏在文章中寫道：“軒之前天柱、三顧諸峰，蒼然秀拔，而大江橫其下。啟北戶而望，則武姥之山，峭奇特，而吏胥一跡不及門。嘉客時至，野服出迓，相與坐軒中。必具酒，酒酣，擊瓦缶，歌古人田園之詩樂客。客或問平居所侶，指塘下，白漚及窗外修竹千挺，曰：何莫非吾侶也！蓋終歲悠然，忘世榮辱。行儉在京師聞之，躍躍有歆豔之意，已而其同寮君子聞之，皆有歆豔意，相與賦“稼軒”之詩。”
“皆有歆豔意，相與賦'稼軒'之詩”，道出了農耕文明土壤中出產的中國封建官僚心中，多麼隱秘的一個情結：“稼軒”生涯，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
王廷相(公元1474～1544年)河南儀封人，是明代著名的哲學家、文學家，歷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罷官歸，“一入鄉園，日惟以圖史耕漁自適，絕口不及世事”，“居家，四時疏布常服，朝夕飲饌惟菜羹疏食數盂，未撤即置書冊於傍”。這是中國封建官僚的另一種生活圖式：奔波勞碌一生，仕宦風波半世，幸得衣食無憂，田舍有餘，終得脫身宦海，還我初服，一償“耕讀自適”的素志。
陳獻章(公元1428～1500年)廣東新會人，在精神上極其景仰陶淵明，是一位知名的教育家，有著明代儒學宗師的地位，他畢生身體力行了一種真正“亦耕亦讀”的生活。科考失利以後，二十七歲的他前往江西臨川，拜師出身於仕宦之家的學者吳與弼(公元1390～1469年)。其時，吳氏一邊研讀經書，一邊居鄉躬耕，同慕名前來就學的弟子們一起，過著簡樸勤苦的真正耕讀生活。據說，在講說先賢往聖的經學之外，其教學內容廣泛涉及農耕勞作、日常起居等。他教導陳獻章的名言是：“秀才，若為懶惰，即他日何從到伊川門下，何從到孟子門下？”
吳與弼的學問思想，無疑對陳獻章發生了深刻的影響。陳氏後來亦學亦耕、半讀半耕。《七絕·詠江門墟》道：“二五八日江門墟，既買鋤頭又買書。田可耕兮書可讀，半為農者半為儒。”
陳獻章的生活態度，對後世同是生長於新會的梁啟超、陳垣都發生過深刻的影響。
然而，中國農耕傳統在二十世紀的日漸解體，畢竟是不可逆轉的世界性潮流，於是，“耕讀傳家”，日益成為中國人精神上難以接續的一個田園夢幻。
其實，在“耕讀傳家”的理念中，確實蘊涵著不少值得研索的人文底蘊。其中，應當包含著若干亟待深入發掘、值得全面弘揚的現代精神文明因子，諸如“讀書種子”的養育，“書香氛圍”的營造，“精神家園”的重構，“萬卷藏書宜子弟，一蓑春雨自農桑”的價值觀念建立等等，似乎都能夠從華夏源遠流長的耕讀文化傳統中，尋找到若干思想文化的因子。
對耕讀文化的傳統，尤其是對“耕讀傳家”的人文理念，對“半為農者半為儒”的理想鄉居生活圖景，進行具體而微的、洋溢著溫情敬意的研究，將為中國文化史的研究提供若干實證，併為漢族農耕文化、士人隱逸精神、江南區域文化、鄉村教育思想、和現代化背景下的精神家園建設，諸問題的研究提供啟迪。
（本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