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山東濰坊的《國土空間規劃提升行動方案（2019-2021年）》進入公開徵求意見環節。
內文重新定義了濰坊的發展定位、空間佈局與功能板塊。值得一提的是，“青濰一體化協同發展”被列入城市發展重大課題研究。
隨著青島都市圈規劃的推進，青島與濰坊的串聯更為緊密，交通項目接連傳來利好，且還能輻射輻射周邊地區的建設發展，成為山東城市群發展的焦點。
作為與核心青島遙相呼應的城市，濰坊近年來也是大動作頻頻，力求通過自身快速發展，提升城市在都市圈中的作用。
這不禁讓人想起2019年6月在網絡上火了的濰坊市委書記惠新安的一篇演講。在率團赴南方五市考察歸來後，惠新安與全市各級幹部一起談差距、聊短板，務實又深入。
可以說，濰坊著急了且在不斷改變。
濰坊是一座怎樣的城市？它積極擁抱青島的底氣在哪？今天庫叔就來聊一聊。
濰坊城市風光 圖源：視覺中國
文 | 白羽
編輯 | 李浩然 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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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的一天，山東濰縣的田野上出現了一群“怪人”，他們的面孔不同於國人，裝束迥異，帶著稀奇古怪的設備在路上走走停停。
老百姓像看怪物一樣在旁邊竊竊私語，小孩子遠遠尾隨這群人好奇地張望。
“怪人”的領頭者名叫蓋德茲，普魯士皇家土木工程師。這年早春時節，在北京東堂子衚衕總理衙門，清政府與德國簽訂了《膠澳租借條約》，德國租借膠澳（青島舊稱）99年，並允許德國在山東省內修築兩條鐵路，其一即為膠濟鐵路。
蓋德茲此行就是為鐵路選線而來。根據他的設計，鐵路從青島途徑濰縣、張店、濟南直達德州。實際上，鐵路抵達濟南後就沒有繼續延伸。
蓋德茲選線與建成的膠濟鐵路線對比
與此同時，蓋德茲還計劃把鐵路工廠設在濰縣，考慮到位置、地勢、面積、成本以及未來運營等諸多因素，這裡是最合適的候選地，位居鐵路線中段也可以兼顧兩端維修。
然而，最後工廠卻選在了青島四方，四方由此成為中國機車車輛工業搖籃之一。
就在濰縣與機車廠擦肩而過之際，一個鋦鍋匠在走街串巷時與前來傳教的美國牧師熟絡起來，聽聞了許多關於青島的故事。於是，他決定帶著兩個兒子到青島謀生，他的大兒子先給德國人做修路工，後考入德國海軍青島水師工務局馬尾船塢公司，成為公司下屬鍛工車間的一名學徒，一干就是7年，直到一戰爆發才失業回家。
這位鋦鍋匠的大兒子叫滕景雲，即後來被稱為“中國內燃機之父”的滕虎忱。
他是濰坊現代機械工業的“開創者”，濰坊“動力之城”的招牌上就刻寫著他的印記。
華豐機器廠創始人，著名民族企業家滕虎忱
滕虎忱能取得如此成就，除了自己的稟賦，最應該感謝的就是他父親。
在那時封閉的社會，能通過微小的縫隙窺視外部世界，並在關鍵的時候給予孩子指點，恐怕是農民裡少有的遠識。這種遠識在近百年來濰坊的精英團體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鐵路開通後，途經的坊子煤礦成了德國人掠奪的重要目標，他們在這裡建教堂、醫院、學校等設施，先後有8個國家在這裡設領事館、闢商埠、辦公司、開洋行，商業快速發展，坊子火車站周邊逐漸成為“南北三條馬路，東西十里洋場”的繁華鬧市。
濰縣處於山東半島東西之間，又是半島南北陸上通道的匯合點，得益於這一左右逢源的地理位置，開始與世界經濟互通互聯。當煤炭、農畜產品等通過鐵路運往青島再轉至世界各地時，世界各地商品也通過鐵路線源源不斷髮往山東內地，臨近的煙臺迅速被青島所取代。
與此同時，濰縣傳統的城市封閉格局被打破，城市發展呈現出現代氣息，城市化進程邁入新的軌道。
隨著大量國外商品輸入，濰縣許多傳統手工業開始瓦解。比如，質量上乘的外國機制面紗輸入讓“九千繡花女”失了業；先進腳踏織布機的引進讓原有的“十萬織布機”潰散。
在先進生產力面前，再龐大的傳統經濟體也不堪一擊。
此時，滕虎忱的生活似乎也變得不堪一擊。1920年，生活窘迫的他決定回濰縣創業，將家中3間住房和土地變賣，與友人湊足3000元，租用東關大街民房合股開辦華豐機器廠。不久，華豐仿造的鐵製腳踏織布機上市，大受歡迎。
華豐機器廠原廠
華豐的欣欣向榮與滕虎忱的經營有方（特別是他對質量的重視）密不可分。
有一次，滕虎忱正要出差前往青島，發現柴油機大甩輪精磨時的標準不夠理想，遂強令將不合格零件砸碎，震驚業內。
後來，海爾張瑞敏“砸冰箱”、濰柴譚旭光“砸發動機”，不知道是否受到了滕虎忱的啟發。可以肯定的是，在魯商骨子裡，質量是他們安身立命的根本。
精於技術的滕虎忱對人才培養不遺餘力，自建廠到“七七事變”前，華豐共培養了近千名技術人員。後來，這些人才分佈濰縣乃至山東各地，開辦許多機器廠，為山東機械行業的發展做好了人才儲備。
除了本土人才培養，此時，已有人遠赴日本學習。學成歸來的張幹臣投身實業，返回濰縣建廠。1931年，大華機器染廠投產。
接著，濰縣陸續開了七家機器染廠，與遍佈鄉村的染坊一起，將濰縣的染布業推向鼎盛。棉花種植、商貿流通以及染布與織布產業鏈條的完善奠定了濰縣“華北紡織工業生產基地”的地位。
此時，隨著對外開放程度不斷加深，山東的經濟重心開始由魯西大運河沿岸轉移至魯東沿海地區。正是在這一歷史趨勢下，濰縣逐漸從魯東一隅的商業重鎮上升為魯中乃至華北地區的商業貿易中心。
至此，濰坊的機械製造、紡織服裝兩大支柱產業輪廓初現，商貿中心地位凸顯。
其後，由於國家貧弱、政局動盪，歷經日本侵華、內戰後，濰縣曾經鼎盛的局面雖不復存在，但早期積累的人才為工業的快速復興奠定了基礎。
他們需要的，只是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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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0月2日，深秋夜晚的膠河格外平靜。
距離濰縣30多公里外的院子裡燈火通明，戒備森嚴，氣氛凝重。
房間內，華東野戰軍山東兵團司令員許世友面對作戰地圖，狠狠吸了一口煙，一下子掐斷煙頭，隨即下達了作戰命令。
著名的“膠河戰役”打響，戰鬥持續9天，我軍重創敵軍，10日，部隊撤出戰場，揮師劍指省會濟南。
部隊在離開時做了一件事——將華東野戰軍隨軍捲菸社留在了青州，以此為基礎成立了利華菸草公司。1948年，利華菸草公司與建華進步菸草有限公司、中國新群菸草公司（1946年由新四軍二師供給部創辦）合併，遷往華東局駐地青州市，改成青州捲菸廠，這就是後來赫赫有名的山東中煙公司的前身。
菸酒不分家。同一年，位於安丘的72家釀酒作坊集體成立了一家白酒企業——山東景芝酒廠。
濰縣和濟南相繼解放後，滕虎忱返回濰坊重建廠房，華豐柴油機廠恢復生產。
這一年，威海環海鐵工廠併入兵工六廠，不久後到濰縣坊子籌建大華機器廠，1953年改名為“濰坊柴油機廠”（濰柴動力的前身，下稱“濰柴”）。與此同時，在日本侵華期間被遷建至濟南歷山的華豐機器工廠也改名為“濟南柴油機廠”（中油濟柴的前身）。
1953年，大華機器廠更名為濰坊柴油機廠，由坊子遷至民主街（今民生街）
在山東機械行業至今仍赫赫有名的兩大工廠登上了歷史舞臺。
建國初期，由於國家沒有完全擺脫帝國主義的封鎖和戰爭威脅，國內經濟建設仍然圍繞國防安全展開，但是，這對於濰柴來說卻是發展的黃金時期。
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施，濰柴新工廠落成，同時中速船用柴油機研製成功。
除明星企業濰柴外，濰坊這時期還有許多新企業誕生。比如，1954年在蘇聯支援下成立的昌濰拖拉機站、1955年建成的濰坊棉紡廠、1958年成立壽光縣造紙廠等。
另外，濰坊的電子工業開始起步。1965年，濰坊市成立了工業科學技術研究所，開始電子產品的研究工作。同年，先後了建立濰坊儀表廠、無線電元件廠等5家企業。第二年又成立無線電工業公司，統一管理電子工業企業。
濰坊的行政區域也在不斷調整，多個縣區管轄權與鄰近的青島、淄博反覆變更，原屬於昌濰
地區（濰坊市舊稱，一直延用至1981年）的膠縣、膠南、平度劃歸青島，膠縣即現在膠州市，膠南則包含現在的黃島。直到1983年，濰坊的區域劃分格局才基本形成，濰坊從此失去了最好的出海口，青島則形成了今天的擁灣格局。1978年，對濰坊來說，春風似乎來得更早了一些。3月，全國科學大會召開，濰柴研製的新型坦克發動機獲得大會表彰。
這一年，剛剛17歲的濰柴子弟譚旭光，進入工廠的第一份任務就是參與該項目研發。那時，他是班組裡年齡最小的，但工作努力，工作之餘就學習機械製圖和政治經濟學，晚上還攻讀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在工友中簡直是個“另類”。
後一年，濰坊電訊儀表廠（後改名為“濰坊計算機廠”）被一項名為“748”工程的神秘項目組選定為總成廠，這個項目的牽頭人叫王選。
隨著改革開放號角的吹響，濰坊把工作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上來，工業經濟有了較快的發展。
1980年，濰柴年產發動機達3726臺，實現利潤2395萬，創造了建廠以來的最高值。
然而，好景不長，1982年企業效益和產量全面下滑。
對濰柴來說，似乎每一次高光之後都會迎來至暗時刻，或許是巧合，抑或是成大事前的磨礪。
改革開放伊始，社會上各種物資缺乏，汽車尤為突出，我國汽車行業面臨缺重少輕的局面，國家決定引進重卡技術。
為此，國務院專門成立專家組對國外重卡進行考察，最終選定了規模不大、技術不是最先進的奧地利斯太爾重卡，因為斯太爾車型最適合當時中國的道路情況，也符合中國80年代初的機械製造水平。
在最初的引進計劃中，濰柴並沒有進入候選名單。濰柴決定主動出擊，濰柴領導“六上北京，五下濟南”，最終山東省以濟南汽車發動機廠退出為妥協，濰柴成功拿下與斯太爾的合作權。
此時，濰坊的風箏也越飛越高。
1984年4月1日，第一屆濰坊國際風箏會舉行，來自美國、荷蘭等11個國家和地區的18個風箏團體參加。
風箏愛好者在第36屆濰坊國際風箏會開幕式現場放飛風箏 圖源：新華社
更讓人想不到的是，一次民間活動成了濰坊與世界互動的一個舞臺，開創了“風箏牽線、文體搭臺、經貿唱戲”的模式。
除了風箏，那時期濰坊的大舞臺上亮點頗多。
1986年9月底，第一套華光Ⅲ型系統由濰坊運進經濟日報社印刷廠，中國第一套激光照排系統橫空出世，其意義不亞於當前被熱捧的華為芯片。
第二年，華為才在深圳成立，濰坊電子產業的起點不可謂不高。
1988年臘月，原壽光縣委書記王伯祥見到了頂花帶刺的鮮黃瓜，聽人說東北有人會種“過冬不生爐的大棚”，頓時他眼前一亮，拍板決定黨員先搞試點。
然而，建大棚要砍20多畝青玉米，在“以糧為綱”的時代，這個責任誰來擔？
為了讓老百姓吃飽飯，王伯祥說：“損失縣裡補償，政治責任我來承擔。”不久，17個黃瓜大棚獲得成功，湧現首批種菜“萬元戶”。從此，賈思勰的故鄉蔬菜種植一發不可收拾。
80年代王伯祥在壽光蔬菜批發市場調研
80年代，憑著濰坊人的創新和堅持精神，機械、電子、風箏、蔬菜種植等標籤讓這座城市的特點愈加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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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匆匆來到了90年代，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整個中國又一次迎來經濟發展的春天。
前一年，在濰坊諸城，35歲的陳光被提拔為諸城市市長（諸城為縣級市）。此時，年輕的陳光意氣風發，銳意十足，準備大幹一場。
圖為諸城夜景
但骨感的現實給了豐滿的理想一巴掌。
上任不久，諸城市人大向政府申請購買一輛“桑塔納”轎車，但連幹部工資都發不出的財政局哪裡有錢買車。
之後，一份更震撼的調研報告擺到了陳光桌案上：1992年上半年，諸城對市屬工商企業進行全面審計，結果 150家企業103家虧損，虧損面68.7%，虧損額1.47億元，負債率接近90%！
內部困難往往是政府改革的源動力，問題是，怎麼改？
就在這時，黨的十四大召開，大會報告中指出“國有小型企業，有些可以出租或出售給集體或個人經營。”
這句話成了陳光諸城改革的全部依據。
就在陳光剛啟動改革不久，26歲的王金玉當上了山東諸城機動車輛廠廠長，他想擺脫小作坊的現狀，打算與北京汽車摩托車公司合併，但高高在上的北京公司置之不理。
在北京呼家樓賓館苦苦思考了7天后，王金玉設想了一個近似瘋狂的方案：取消諸城機動車輛廠的法人資格，採取資產重組的方式無償併入北汽摩。
他把這個近乎瘋狂的想法和諸城市市長陳光彙報，陳光居然說：“好，一分不要，白送”，“不求所有，只求所在”。
就這樣，諸城市車輛廠576萬元的淨資產無償“送”給了北京汽車摩托車聯合公司。小國企併入了大國企。
一年半時間，諸城全市288家鄉鎮以上工商企業中的277家完成了改制。一石激起千層浪，“陳賣光”的外號開始在全國聲名鵲起，甚至驚動了中央和高層。
國家有關部委多次派人前去調查，中國人民銀行總行一次派出12人前去調查，國資委，土地局、經貿委、體改委等部門多次派人前往。
1996年2月3日，國務院調查組21人冒著嚴寒來到諸城。其後的事情許多人都已經熟知，正如許多媒體報道那樣，調查組得出結論是：
諸城的改革，方向正確，措施有力，效果顯著，群眾滿意。一個月後，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帶隊抵達諸城開始了為期三天的考察。媒體報道說，朱副總理對諸城市採取多種形式探索搞活小企業的做法表示肯定。《經濟日報》甚至連發五篇報道，並稱之為“諸城經驗”。
不得不說，諸城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縣城，自然稟賦和地理位置並不突出，在陳光改革後，1996年的諸城與1990年相比，全市國內生產總值由17.3億元增加到72億元；財政收入由0.85億元增加到3.2億元。
更需一提的是，當年送出去的諸城車輛廠後來被王金玉帶到北京，成了北汽福田公司的核心控股企業，實現了從農用車到輕卡、重卡等綜合性汽車工業集團轉變，多年來納稅位居諸城市榜首或前列。
90年代發生改變的不只諸城。
1992年，31歲的譚旭光出任新成立的山東濰柴進出口公司總經理。
這一年，58歲的陳永興歷經曲折，與英國廣華投資基金促成合資，此後，壽光最大的中外合資企業成立。後來，在陳永興爭取下，壽光造紙廠成為全省50家國有中型企業股份制試點單位，搭上了改制的頭班車，改名為“晨鳴紙業”。
晚一年，臨朐秦池酒廠迎來了新廠長姬長孔，一位正營級退伍軍人。當時，這家成立於1990年的小酒廠只有幾間低矮的平房，一地的大瓦缸，還有滿院子的雜草。
此時，孔府家酒正憑藉著“孔府家酒，叫人想家”廣告語火遍全國，相對於強大的孔府家來說，弱小的秦池看似找不到一絲抗衡的機會。
1995年，張恭運與3名合夥人承包了一家倒閉企業的維修車間，希望產品能夠好賣，於是給公司起了諧音“豪邁公司”。然而，事與願違，產品並不好賣，公司成立的第一年就虧損了18萬元。
就在張恭運為了公司生存而發愁時，姬長孔帶領下的秦池，銷售額已經超過了1億，那一年11月8日，穿著舊西服的姬長孔被邀請到北京梅地亞中心，在臨朐縣
政府支持下，豪擲6666萬元拿下第二屆央視標王。
圖為秦池掌門姬長孔接受記者採訪
隨後央視黃金檔的廣告一播出，全中國都認識了秦池，秦池的銷售額因此暴增，當年利潤一下就達到了2.2億，增長了6倍。
就在秦池雄霸天下之際，濰坊也迎來了改革開放後快速發展時期，1991年至1995年工業增長速度保持在20%以上。
快速發展的背後，與濰坊人民的辛勤努力分不開，關鍵是濰坊每一項決策都踩在了時代發展的鼓點上。許多重大基礎設施建設也次第鋪開，比如在泥質海灘開發濰坊港，建設飛機場。
濰坊還是全國第一個邀請知名團隊制定戰略規劃的城市，即使是今天看來，那時的許多規劃都並不落伍。遺憾的是，許多好的規劃沒有變成現實。
此外還有縣域經濟的創新，“諸城模式”“壽光模式”等引領了風尚，今天濰坊經濟實力的強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強大的縣域經濟。
更值得一提的是，這段時期內，濰坊旅遊業的發展也如火如荼，1994年營業的山東省首家主題樂園——富華遊樂園，一度人滿為患，竟惹得濱海之城青島羨慕不已。
政府指路、精英帶頭、群眾努力，濰坊就這樣一步步打造成了一座“硬核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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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21世紀的前後幾年，中國大事頻發。
在宏大敘事背後，有許多新事物的誕生將深刻影響濰坊和整個中國，比如互聯網經濟的興起。
1998年，明星企業濰柴陷入生存危機，此時，其賬面全部資金僅有6萬元，債務高達3億元，企業拖欠了1.36萬名員工最長6個月的工資，由於拖欠水電公司水電費，整個濰柴都被斷了電。
眼看春節就要到來，濰坊政府臨時協調500萬貸款，親自送到濰柴，才讓電力公司恢復通電，讓濰柴職工過了年。
改革迫在眉睫。這年6月，37歲的譚旭光被任命為濰坊柴油機廠廠長。濰柴在譚旭光帶領下，大手筆推進內部改革，不久就開始扭虧為盈，逐漸成為中國最大的柴油發動機企業，2004年營業額就突破了100億。濰柴動力是濟南中國重汽的子公司，“父弱子強”的局面開始形成。
直到2006年3月，山東國資委一紙官文1996將中國重汽與濰柴一分為二，從此“多年父子成兄弟”。
10多年前，有本很火的書叫《異類》，作者格拉德威爾說：“那些最終變得卓爾不群的人看似完全依靠個人奮鬥，其實不然。事實上，他們一直得益於某些隱蔽的先天優勢，或是非凡的機緣，抑或某一文化的特殊優勢。”
譚旭光擔當大任時，中國為了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政府適時調整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和方向，及時提出了採取更加有力的財政政策，擴大內需，刺激經濟增長，對於濰柴來說，這是一個非凡的機遇，就是後來所說的“風口”。
此外，還有容易被忽略的一點是，安土重遷的山東人喜歡堅守在家鄉，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人才流失，這大概就是《異類》中所說的文化特殊優勢。
然而，今天這種文化優勢正在消失。
就在譚旭光出任濰柴廠長時，一位廠長卻黯然離開了他一手打造的明星企業，他就是姬長孔。
1996年，他以驚人的3億2121萬1800元拿下第二個標王，不久後，有媒體報道秦池白酒用川酒勾兌的系列新聞，使秦池在萬人矚目中遭到了“棒殺”，徹底被拉下了神壇。整個魯酒陷入了低潮，歷史更久的景芝酒業也沒有走更遠。
秦池在經歷短暫輝煌後隕落，至今濰坊企業在品牌知名度上鮮有出其右者。2001年，就在壽光第一屆蔬菜博覽會開幕後不久，從國企辭職的姜濱與妻子創辦的“濰坊怡力達電聲有限公司”更名為“歌爾聲學”。
此時，國際電信聯盟剛剛正式公佈第三代移動通信標準，移動通訊的大時代馬上就要來了，而他真正的快速發展機會是在6年後，喬布斯發佈了第一代蘋果手機，再5年後，歌爾成為蘋果供應商。
2019年第20屆壽光蔬菜博覽會所展示的農業科技
進入21世紀後，國際油價經歷短期動盪後進入上升區間，一去不回頭，石油行業迎來了新的繁榮。
做農業機械的張恩榮發現石油裝備利潤更高，帶領員工在勝利油田幹了半年後，決定以潛油泵電纜夾子為切入點，在勝利油田打開銷路後，轉而向大慶等油田挺進。
2001年12月，公司改製為山東墨龍石油機械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4月，在
香港聯交所創業板H股成功上市。這一年，豪邁公司正式進入輪胎磨具製造行業，而帶領壽光造紙廠改制的陳永興在更早的2000年就帶領晨鳴紙業在深圳證券交易所正式掛牌交易。
2004年3月，濰柴也實現了香港主板上市。
不久後，資本大鱷“德隆系”崩盤，其控制的湘火炬資產出售。
拿下火炬，濰柴就能向動力總成延伸，從而掌握重型汽車核心技術。譚旭光當然不能錯過這塊肥肉，濰柴收購湘火炬的過程可謂驚心動魄。雖然媒體將譚旭光與魯冠球的談判描寫地精心動魄，但如果當時沒有濰坊市政府的支持，恐怕濰柴很難邁出這關鍵一步。
總之，21世紀最初幾年，無論各企業的實力如何此消彼長，濰坊的發展可圈可點。
當時，濰坊適時提出了“青濰一體化發展”的概念。在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京津冀一體化等戰略如火如荼推進的今天，濰坊那時提出的“一體化戰略”無不證明了這座城市的眼光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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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不尋常已無需贅述。
金融危機突至，濰柴卻逆勢崛起，開始走上了對外擴展的道路，實施歐洲併購“三部曲”和北美併購“二重奏”。
此時，國際油價突破新高，油套管價格每噸高達8000元，早已轉型石油裝備的墨龍迎來了好日子，一度入選“福布斯中國潛力100——最具發展潛力的企業排行榜”。
然而，隨著此後國際油價暴跌，墨龍的好日子沒有持續太久。
在相當長的段時間內，濰坊只有6家A股上市公司，分別是晨鳴紙業、山東海龍、山東海化、亞星化學、山東巨力和華光科技。這幾家公司都是當地國企改制而來。
2008年後，這“六朵金花”都陷入了不同程度的危機：
2009年，山東海化虧損7.05億元，被中海油收編；
山東海龍被央企中國恆天集團接手；
曾經的華光科技，因連年虧損，如今已經變身為*ST華光；
作為農機界的知名企業，山東巨力也曾因連年虧損被ST，現其已被濰柴重組，原有農機資產被剝離，更名為濰柴重機；
晨鳴紙業一度因多元化經營而陷入困境。
這些企業的困境，拋開宏觀經濟環境，大多與管理粗放及盲目多元化有關。
相反，濰柴在譚旭光的帶領下心無旁騖地攻主業，發展勢頭越來越好。與此同時，濟南的中國重汽在馬純濟帶領下發展勢頭也很迅猛，二者均建立起獨立的產業鏈條，成為卡車市場舉足輕重的企業集團。
2017年12月，64歲的馬純濟引退，告別了執掌17年的中國重汽。第二年，譚旭光執掌中國重汽，從當初“父子分家”到“重回故地”，一系列改革在中國重汽拉開序幕。
雖然，今天譚旭光面對的局面比20多年前要好得多，實則卻面臨更大的壓力。當廣東有任正非、馬化騰、董明珠，浙江有馬雲、宗慶後、李書福，江蘇有張近東、方洪波等一大批享譽全國的企業家時，全國經濟排名第三的山東除了張瑞敏外，急需更多優秀企業家。
譚旭光等山東企業家不僅要搞好企業的經營，更重要的是扛起山東新舊動能轉換的大旗。
就在這些大企業沉沉浮浮之時，有一家並不知名的新興企業因水電網暖等問題悄悄搬離了濰坊。
2015年，最初落戶於濰坊高新區的鳳岐茶社將主要業務移師烏鎮，僅用3年多時間就孵化、改造了近60家智慧農業企業，總資產超過100億元。
鳳岐茶社
烏鎮如今是熾手可熱的互聯網“特殊標識地”，顯然除了阿里巴巴這樣的重要推手外，與當地政府對營商環境的重視和持之以恆的投入密不可分，鳳岐茶社就是被烏鎮政府邀請去的。
“生”于山東卻“興”於烏鎮，鳳岐茶社的“孔雀東南飛”戳中了濰坊乃至山東發展的痛點。
還有見證了濰坊百年工業發展的坊茨小鎮，也曾有機會發展成為類似的“網紅打卡地”。但如今隨著政策變化、投資撤出等原因，那些殘留的德日風格建築，只能守望著荒廢的原野。
濰坊坊茨小鎮
讓濰坊著急的是，差距既源於現在，又來自未來。
2011年，濰坊擁有上市公司33家，股票37只。然而，到2018年，濰坊上市公司更新為36家，7年間只增加了3家。
濰坊究竟發生了什麼？
市委書記惠新安在講話中說：“相比南方五市，我們的差距之大顯而易見。
有的同志講，看了之後，不僅具有強烈的危機感，而且產生了莫名的恐懼感，危機感源於今天的差距，恐懼感來自五年、十年、十幾年後的差距。”在惠新安看來，濰坊與南方一些地市的差距主要體現在發展水平、思想觀念、工作作風、營商環境以及工作推進上，並針對這些差距導致的恐懼感開出了藥方，這篇講話紅遍網絡。
發現問題，問題就解決了一半。另一半，就是怎麼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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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上半年，濰坊生產總值為3380.49億元，增速6.09%，總量排名全省第四，增速在前四強裡敬陪末座。
雖然在今天，GDP已無法全面反映一個地區的發展，但數字細微的變化依舊能折射出許多發展的問題。
比如從增速上，濰坊落後於青島、濟南、煙臺，恰恰與這幾年四地發展的感官相吻合：青島依舊領先，省會濟南在奮力直追，煙臺基礎好但同樣面臨轉型陣痛，濰坊的增速還主要得益於傳統勢能，新動能轉換不足。
“慢”背後的原因也許錯綜複雜，我們不妨先看看濰坊之前為什麼“快”？
濰坊曾經模式頻出，並得到社會廣泛認可。比如壽光，一個沒有得天獨厚地理資源優勢，沒有雄踞一方工商業經濟基礎，也沒有都市經濟圈為依託的縣級市，如今卻位居全國百強縣37位，成為全國赫赫有名的“菜籃子”，開創了以蔬菜產業化引領農業與非農產業協調發展,帶動農民富裕、城鄉融合、農村城鎮化，被稱為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壽光模式”。
再如諸城，同樣不具備優越先天優勢的縣級市，硬是走出了自己一套獨具特色的發展之路，並且一度震驚全國，開創了包含“商品經濟大合唱”、貿工農一體化、農業產業化經營、農村社區化等創新成果的“諸城模式”。
還有“峽山模式”“安丘模式”等，豐富了“濰坊模式”，能夠從點到面，從局部突破到全面開花，這在全國也不多見。
這些模式的背後，其實是一部濰坊改革開放史，在關鍵發展時期有一大批濰坊人勇於成為時代的弄潮兒，其中包括這座城市的主政者、中基層幹部、企業家、學者、媒體人，更有眾多建言獻策的外部智囊團。
他們敢於突破桎梏，勇於承擔責任，尊重經濟發展規律，這些都匯聚成了濰坊磅礴發展的內在力量。
但是，當一種行為被總結昇華為“模式”時，就可能意味著生命力減退，成了束縛發展的鎧甲。
因為沒有哪一種先進模式能夠一成不變。
然而，有“關鍵一招”永遠不會變，那就是處理好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場“無形之手”的關係，政府辦好企業圍牆外的事帶動市場辦好企業圍牆內的事。
從產業規劃上來說，推進濰坊產業轉型升級必須要與建立現代產業體系有機結合，要推動製造業與服務業相互配套，農業與物聯網相互融合，產業與現代金融結合，建立一個既與世界接軌又有濰坊特色的現代產業體系。而與世界接軌的最好辦法就是擁抱青島。
2019年8月26日，國務院發文，批覆同時建立中國（山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濟南、青島、煙臺三足鼎立，互成犄角之勢。
山東自貿試驗區三個片區特色產業
在改革開放全面深化的今天，自貿區的優勢已遠非之前那麼明顯。當前批覆的所有自貿區發展狀況也是參差不齊。
但同樣的政策，不同的運用，結果大為不同。
山東三個自貿片區各具優勢，但短板也很明顯，最大的短板就是腹地不足，而濰坊就是一塊很好的輻射腹地，是三家的必爭之地，這在近百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也不斷被驗證，百年前，以開埠海運起家的青島與煙臺就曾展開過“濰坊爭奪戰”。
濰坊正好可以憑藉居中的地理位置，借力發展。
從經濟學角度來講，融城的基礎是產業融合，而產業融合需要在地域空間、產業特徵、技術創新、制度文化等方面滿足相應的條件，無論地理位置，還是歷史文化、產業發展以及合作意願，濰坊與青島無疑最為契合。
在戰略層面，兩市均有“主動融入‘一帶一路’倡議”的職責使命，一方面，青島擁有雙支點的定位，是濰坊履行戰略的絕佳“出海口”；另一方面，交通四通八達的濰坊，正在邁向
國家綜合交通樞紐城市，未來將成為由濟青高鐵、京滬高鐵二通道、濰萊高鐵和環渤海高鐵4條高鐵組成的“米”字形高鐵架構的城市。伴隨“青濰一體化”提速，未來可以成為青島通向西部絲綢之路的支點型城市。
山東沿海城鎮帶規劃
在產業層面，主打製造業的濰坊，目前坐擁機械、化工、紡織、食品、造紙5個千億級產業，28種產品產銷量全球第一，有60萬產業工人。
同時，濰坊集聚了包括濰柴、歌爾、盛瑞、雷沃、豪邁、天瑞等一批優秀的山東企業，可以通過青島對外開放的優勢，推動這些企業“走出去”，也可以與各國企業、資源進行順暢對接。
此外，濰坊還是省內除濟南、青島之外高校最多的城市，有19所高等院校，擁有在校生18萬人，教育、人才資源豐富，在青濰一體化大勢之下，把這些資源充分利用起來，並無限放大。
因此，對於濰坊來說，堅定地融入青島，比固守本土要更長遠。當然，這需要高層級的協調及青濰兩市決策者的積極推進，考驗著雙方的智慧。
2019年3月底開始，青島黨政考察團前往深圳考察學習，青島提出了“學深圳、趕深圳”，放大座標找不足，提高標準找差距。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或許毗鄰深圳的製造業中心東莞也可以給濰坊的發展提供很多借鑑，東莞在政策上的扶持力度甚至還不如珠三角其他一些城市，但東莞在10年前的產業轉型中，保持發展定力，憑藉土地、房價等優勢持續承接深圳產業外溢，才有了今天的成功轉型。
相信濰坊這座有實力的“硬核”之城，會像風箏一樣越飛越高，但線始終在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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