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接前三篇：
1、被“詩史”鐵板釘釘，杜甫欲哭無淚
2、什麼是詩？什麼是史？什麼是詩史？
3、濫用“詩史”的概念就是耍流氓
時事詩難寫，難在距離近，易陷於就事論事，難以超越。
什麼叫超越？就是你不能直陳其事完事。時事陳述誰不會？這不是藝術——藝術必須有多於時事的某種東西，如從人所共知的時事裡發現別人沒有發現的立意或某個巧妙的視角。
立意高叫壯思，角度妙叫巧思，這是對時事詩的基本要求。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立意高，以致“大庇天下寒士”成了名句，《江南逢李龜年》角度妙，舉重若輕，意在言外。
自然，杜甫時事詩也有寫得不成功的，太粘著於時事，急於發表意見，如《憶昔》第一首寫唐肅宗寵信宦官怕老婆，勸代宗不要走父親的老路就寫得枯索，沒什麼詩意。
還有《留花門》這種詩，歷代評價頗高，認為表現了杜甫的遠見卓識，但我認為是偏頗之詞。事有緩急，當時情況下借兵情有可原，對僱傭軍來說哪有白出力不給好處的？
杜甫是詩人不是政治家，這些事並非他的強項，不要以“一俊遮百醜”的心態認為他什麼都行。至於“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死者萬計，火累旬不滅”，這是具體操作問題，反映了唐朝統治者處理這些問題的低能。對照後來李泌“西聯天竺、大食，北和回紇，東結南詔”困吐蕃的“貞元之盟”，可見真正的政治家、戰略家的作為。
在我看來，這些爭論的意義不大，就算你政見高明，那也是政見不是詩，不能把非詩的東西偷運進來冒充詩。任何時事都可入詩，重要的是怎麼入詩，這才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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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並非因為記載了史實就好，這應該是個常識。
杜甫本意也不是要用詩去記錄那些歷史事件，他只是覺得自己對這些事件有看法，鬱積胸中，不吐不快，而他最擅長的就是詩這種表達式，因此發而為詩。
後人不察，以為他的詩好是因為記載了史實，還專意去學這種做法，如明朝前後七子的“詩必盛唐”復古。
看看王世貞的《憶昔三首》，這算詩嗎？王世貞雖然全面學杜，效法杜詩，但由於方向路線錯誤，結果離詩道越來越遠。
杜甫真正的好詩不是直接描寫當時時事的那些詩，而是《登岳陽樓》《聞官軍收河南河北》這種。
前者寫天地廣大，自己老病漂泊，特別孤獨。全詩就一個“戎馬”與時事有關，還是泛指，其著力點在抒發個人情懷，很注意與時事拉開距離。正因為如此，後來一代一代的人才會產生共鳴，覺得像寫自己。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看似與時事緊密，其實整個寫的都是他“喜欲狂”的心情，還是個人性情表達。
藝術不能拘泥於時事，它必須超越時事，即它不能就事論事，而需要超越昇華到“類”的高度，從特殊到一般，只有這樣它才能永葆青春。
“詩史”問題本是一個誤解，它反映了人們在理論認識上的侷限，雖然感覺到了但沒有找到理論來解釋，於是胡亂比附歷史。
這裡的“歷史”並不是真正的歷史，而是一種敘事文本，類似小說那種東西，或紀實文學那種東西。即便如此它們之間的區別也是明顯的，詩歌不會如小說那樣鋪陳開來進行大規模的敘事，它只擷取其中最精彩、最含蓄的某個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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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崔顥的《長干曲》：“君家何處住？妾住在橫塘。停船暫借問，或恐是同鄉。”這就是典型的小說寫法，選取了一個精彩的話語片段，把前因後果省去，讓你自己想象補充，因此特別含蘊。
再看劉禹錫的《楊柳枝》就更明顯了：“春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別，恨無消息到今朝。”這是一個故事梗概，擴展開來就是一篇愛情小說。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與此相似，它只是一個主線，主線之外的東西才是它的主旨。
至此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詩不像小說那樣寫？為什麼要選取一個精彩、含蘊的片段？這樣做的目的意義何在？
這恰恰就是詩與小說的分界。
小說的效果是一種綜合，它可以融合藝術、道德、宗教、心理諸領域，而詩的效果相對單一，它只截取一點含蓄表達其意義。假設詩像小說那樣寫，這就是用韻文寫小說了，如我們讀過的《荷馬史詩》《格薩爾》就是這種東西。
中國人不太喜歡這種寫法，多數情況是把詩嚴格限定在抒情範圍，而把複雜的敘事歸之於“歷史”，宋元話本是其代表。
詩歌的做法是調動你的經驗，讓你高度參與，所以含蘊是其主要特點，而小說的做法是要打通你的經驗，融合多個層面，所以繁富是其主要特點。
注：原文《閒話“詩史”》共四篇，段落較長，由編者對其進行重新分段。此為第四篇。
（已完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