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節選自《漂泊者》，商務印書館2017年
轉自：孔網新書廣場
黃金的青春與希望
今在何方？
已如吹嘯著的風
風去茫茫！
這是我第一次翻譯的一首詩中的一節，是從世界語譯出的，30年代初發表在北平一家報紙的副刊上。那是北師大一個學生編的週刊，當然沒有稿費。以後我和黃力給另一家報紙編了幾期文學週刊，只有每月六元編輯費，沒有稿費。為了湊數，我從世界語譯出了兩篇短篇小說，《海濱別墅》和《公墓》。兩位世界語者，蔡方選、張佩蒼辦起了只有名義沒有門面的“北平世界語書店”，出版了兩小本《世漢對照小叢書》，一是蔡方選編的《會話》，一是我譯的這兩篇小說。我得到一部世界語譯本《法老王》的上中下三大本作為報酬。這算是我的翻譯學徒時代，沒有拿工作換錢。
我在蔡方選那裡看到一篇《世界語文學三十年》，是用世界語寫的文章，介紹本世紀的世界語的翻譯和創作。我借回翻譯出來寄給《現代》，發表了，第一次得到了稿費。接著又從蔡先生處借來英國人麥謙特用世界語創作的幽默小說《三英人國外旅行記》，譯出來寄給《旅行雜誌》，又發表了，又得到了一筆更多的稿費。這算是我學翻譯“出師”了，進入譯匠時期。匠，就是技術工人。我這一輩子正是教書匠兼翻譯匠兼作文匠，不過大概只能評上二級，屬於二流。
1931年南方江淮大水成災。政府收銀圓，禁止流通，發行紙票子“法幣”，將白銀存入美國換外匯，得到棉麥貸款。災民遍地。大城市裡報紙宣傳捐款救災。我寫了一封信給《大公報》副刊，說我親身經歷過的淮河水災慘狀，無錢，以稿費作捐款，署名何如。刊登出來，編者徐凌霄加上題目《何如君血淚一封書》，還寫了《編者按》。信不到千字，稿費最多不過一元。不知是否捐出，反正我沒得到。
偶然在天津《益世報》副刊上看到一篇文，談天文，說觀星，署名“沙玄”。我寫封信去，請他繼續談下去。編者馬彥祥加上題目《從天上掉下來的信》，刊登出來，當然是沒有稿費的。那位作者後來果然在開明書店出了書，題為《秋之星》，署名趙辜懷。
想不到從此我對天文發生了濃厚興趣，到圖書館借書看。那時中文通俗天文書只有陳遵媯的一本。我借到了英國天文學家秦斯的書一看，真沒想到科學家會寫那麼好的文章，不難懂，引人入勝。於是我照著這書和其他書上的星圖夜觀天象。很快就認識了許多星座和明星。興趣越來越大，還傳染別人。朋友喻君陪我一夜一夜等著看獅子座流星雨。朋友沈仲章拿來小望遠鏡陪我到北海公園觀星，時間長了，公園關門。我們直到第二天清早才出來，看了一夜星。他勸我翻譯秦斯的書。我沒把握，沒膽量，沒敢答應他。
我認識了讀過教會中學又是大學英文系畢業的曾君。他從英譯本譯出蘇聯小說《布魯斯基》，要我給他看中文。我對照著讀了一遍，覺得這樣的譯文水平我也能達到。譯科學書不需要文采，何況還有學物理的沈君和學英文的曾君幫忙。於是我譯出了秦斯的《流轉的星辰》。沈君看了看，改了幾個字，託人帶到南京紫金山天文臺請陳遵媯先生看。稿子很快轉回來，有陳先生的兩條口信，一是標星名的希臘字母不要譯，二是快送商務印書館，因為天文臺也有人譯同一本書。我仍沒勇氣直接寄去，把稿子寄給上海的曹未風，請他代辦。他立刻去商務，可惜還是晚了。答覆是已經收了別人的譯稿了。他馬上去中華書局很快得到答覆，出兩百元收買版權。他代我做主辦了手續。我第一次賣出譯稿得了錢，膽子忽然大了，想以譯書為業了。實際上，商務出書後，開明書店接著出版另一譯本。過了兩三年，中華才出版我的譯本。一本通俗科學書同時有三個人譯，陸續出版，可見競爭激烈，但我沒注意。三本書名不同，商務出的是《閒話星空》，開明的是《宇宙之大》，譯者侯碩之，後來和我成為朋友，他譯得最好。
此時我已經在北大圖書館當職員，每月工資40元。我想，一年譯兩本這樣的書就夠全年天天上班的收入了，何必還要坐班？忘了求職業的艱難，想不到譯書賣稿的困苦，突然從自卑變成心高氣傲，立刻辭職去杭州，在西湖邊上孤山一角租房住下，到浙江圖書館找到一本《通俗天文學》，一面看，一面從上海買來新的書。看完就從頭譯起，自命不凡，以為當上譯匠生活無憂了。
書譯出來，再託曹未風去賣給商務，又得一筆錢。回北京後，下決心以譯通俗科學書為業。凡是我這個科學水平低下的人能看懂而且感興趣的書，我就譯出來給和我同樣的人看。外國有些大科學家肯寫又會寫這類書，內容新而深，表達淺而顯。嚴復譯的《天演論》不是赫胥黎的通俗講演嗎？沈仲章拿來秦斯的另一本書《時空旅行》，說是一個基金會在找人譯，他要下來給我試試。接下去還有一本《光的世界》，不愁沒原料。他在西山腳下住過，房東是一位孤身老太太，可以介紹我去住，由老人給我做飯。我照他設計的做，交卷了，他代我領來稿費。教數學的崔明奇拿來一本厚厚的英文書《大眾數學》，說他可以幫助我邊學邊譯。我的計劃，半年譯書，半年讀書兼旅遊，就要實現了，好不開心。哪知人算不如天算，我不是生活在真空中。這時是 1937年 6月，“七七”事變前夕。我1928年離開家當小學教員，到此時已有十年了。好不容易才有了活下去的條件，哪知仍是泡影。
日本軍閥的侵略炮火和炸彈粉碎了我的迷夢。從此我告別了天文，再也不能夜觀天象了。
抗戰時期我奔走各地謀生。在香港這樣的城市裡自然無法觀天，即使在湘西鄉下也不能夜裡一個人在空地上徘徊。只有在從緬甸到印度的輪船上，過孟加拉灣時，站在甲板上望著下臨大海的群星燦爛的夜空，回想恐怕再也不會有的觀星之夜，懷著滿腔惆悵之情了。
在印度，城市裡只能見到破碎的天的空隙。在鹿野苑，是鄉下，沒有電燈，黑夜裡毒蛇遊走，豺狼嚎叫，我不敢出門。在浦那郊區，不遠處有英國軍隊基地，又是戰時，怎麼能夜間到野外亂走？懸想星空，惟有嘆息。
1970年前後，我在江西鄱陽湖畔鯉魚洲“五七幹校”勞動。白天可以仰望廣闊的天空，看不見星。夜裡不能獨自出門，一來是夜夜有會，二來是容易引起什麼嫌疑。
八十年代起，城市樓房越多越高，天越來越小，星越來越少，眼睛越來越模糊。現在九十年代過了一多半了。我離地下更近，離天上更遠了。
從 1937年起，做不成譯匠，望不見星空，算來已有整整 60年了。
1997年 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