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涵盖了被定义为“后印象派”和“野兽派”的几位画家，这些人包括修拉、高更、梵高为20世纪的艺术铺平道路，而马蒂斯则为19世纪和20世纪中间搭建起了桥梁。当我们观察这些艺术家时，我们会看到他们正朝着表达艺术家日益个性化的方向发展，而不再着重于在艺术家和观众之间分享意义。
根据我的观点，我认为“印象派”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甚至存在一定的误导，因为人们在看到这些画家的作品时，总是被它的假定特征感兴趣，以至于他们有时会被印象派艺术的实际作品所迷惑。同样引起误导的还有“后印象派”这个词，它总是被用来区分修拉、高更塞尚和雷诺阿、莫奈甚至德加。然而，前三位艺术家都与印象派画家一起展出，而后三位画家都比前三位活得长。
Georges Seurat乔治 修拉 (1859–1891)，出生于巴黎，在波尔多美术学院学习，在卢浮宫写生，看上去这是一个艺术家出道之前的常规路径。但修拉的绘画方式有他独特的地方，他的作品似乎都是事先准备好的，在开始那些大尺幅的作品之前，画家都事先画了几十幅画和许多小油画草图。
我们来看这幅Sunday Afternoon on the Island of the Grande Jatte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 (1884–1886)，修拉被认为是一位后印象派画家，可在他那个时代，他被称为Neo-Impressionism新印象派，他的绘画技术有一个特定的名词——“点彩法”。做法是用小刷子的尖端涂上纯色的点，画在画布上。这个理论很简单，如果像印象派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将互补色并排放置在一起产生一种生机勃勃的效果，同时允许颜色在眼睛中混合，那么使用更小的笔划并进一步细分颜色，应该会增加自然室外阳光的活力和效果。
Sunday Afternoon on the Island of the Grande Jatte
从画面的右边开始看，一对夫妻，妻子撑着伞，两人牵着宠物。视线移向左边，三人一组，但彼此看上去似乎又没什么关系：一个戴高帽的绅士拿着手杖，后面是一个正在做针线的女士。毫无疑问，躺在这些人物面前的是一个工人，抽着烟斗，穿着无袖衬衫；他在绘画中占主导地位，并被赋予了相当特殊的特征。修拉建立了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线性透视系统，但同时他又采用了一个与之相矛盾的做法：非常高的地平线和茂密的树木来阻挡空间感。
这幅画中有许多有趣的人物，比如那个高高的、拿着阳伞的女人，她从中间直接向我们走来。左边是一个保姆，从后面看；一个戴着头巾的大块头，她几乎是个抽象派。她让人想起乔托《哀悼基督》里那个基督头像。我们还看到一个女人在钓鱼，许多游艇在水上。修拉还给我们看了两艘蒸汽动力船，这是带有明显19世纪特征的机械化元素。
在这幅画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庄重感十足的风格，画面缺少动感。我们可以与皮埃罗德拉弗朗切斯卡的 the Adoration of the Holy Wood and Meetin of Solomon and the Queen of Sheba (1455–1456)相比较。我们很容易能观察到，在两人的画作中，都存在一种静默的庄严感，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其实，在修拉学习的波尔多美术学院的礼拜堂里，有两幅弗朗切斯卡的壁画，其实不仅是弗朗切斯卡，而是整个意大利传统艺术，从乔托到马萨乔到皮埃罗，从他们的传统中，修拉学到了秩序感和坚毅感。
the Adoration of the Holy Wood and Meetin of Solomon and the Queen of Sheba
像19世纪末的许多巴黎画家一样，修拉借鉴了文艺复兴和古典传统，把他们的经验应用到现代题材上。继续来看《大碗岛》，我们看到了一种时间的凝固，一个永远被搁置的世界，一种因为点彩技巧而强化的感觉。点彩没有方向，也没有运动，他们让作品彻底静止下来。注意，这与一些印象派画家所追求的运动和光的瞬间效应相反。修拉还用同样的点彩手法画了一个边框，就像印刷品上的垫子；边框的颜色比它们相邻的颜色深。修拉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当然可以在这幅画中读到一些他的社会观点，但我们很难具体地加以说明。
Paul Gauguin保罗高更 (1848–1903)出生在巴黎，但他的部分童年时代是在秘鲁度过的，还做过六年水手，这些经历可以解释他晚年的选择。高更曾经是一位股票经纪人，绘画是他的业余爱好，他拥有不少印象派画家的作品，他私下里对着原作认真研习模仿，后来毕沙罗邀请他和大家一起参展，1879到1886年，高更的作品出现在了五次印象派画展中，圈内人已经把他看作自己的一员。
1883年，高更辞去工作，三年后，他去了布列塔尼，他在PontAven 和 Le Pouldu先后生活了四年，和当地人打成一片。这幅The Yellow Christ黄色基督 (1889)就是受到了Pont-Aven附近一家教堂里的木刻十字架所启发，高更在画中，拉大了十字架的尺寸，把它放在一片草地上。前景是一位虔诚的农妇在跪着祈祷、沉思。这幅画显得有些模棱两可，十字架的尺寸是真实的，而基督的身体则显得不够真实。高更用了浓重的黄色，背景的风景中还有橘红色，
The Yellow Christ黄色基督 (1889)
1891年，高更从马赛启程前往塔西提，两年后他返回巴黎，1895年，有再次回到塔西提，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当时高更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糟糕，可直到他去世，他一直在坚持画画。Day of the God (1894)很难相信，这幅杰作是高更从塔西提返回巴黎期间画的！一个木制的偶像在后景中心。前景中有几位女子在洗澡睡觉。远处能看到海岸和海浪。这幅画在色彩和图案上都非常漂亮，暗示着一个神话般的世外桃源，一个在早期艺术中回响的阿卡迪亚，它预见并肯定地影响了十年后亨利·马蒂斯的阿卡迪亚风格绘画。
Day of the God (1894)
Vincent Van Gogh 文森特梵高(1853–1890)出生在荷兰一位教师的家庭，年轻时，他对自己的未来没有方向。换了很多工作，最终在弟弟的帮助下，梵高决定做一名画家，当时他27岁。他发现绘画可以平衡他精神上的问题，梵高在布鲁塞尔的一个画室中学习，还在艺术学校待过一段时间。
1881年，梵高搬到Etten和父母一起生活，他自学了透视法、解剖学，和容貌学，六年之后，他画出了Self-Portrait as an Artist (1887–1888)，这虽然不是梵高的第一幅自画像，但这是他第一次展示出自己作为一名画家的自信，包括对色彩的运用和对画板的驾驭。
Self-Portrait as an Artist (1887–1888)
The Harvest丰收 (1888)是梵高第一次用钢笔和水彩画精心画出来的一幅画，梵高在写给他哥哥的信中详细描述了这幅画的颜色。
The Harvest丰收 (1888)
关于这幅The Red Vineyard红色葡萄园 (1888)，梵高又一次给弟弟写信，相信描绘了这幅画中的风景。他和塞尚一样强烈地看待自然，但却通过另一种心理状态呈现出来，这种性格如此脆弱，以至于这幅画明显是在一种情感的冲动中创作出来的。与此同时，梵高在小心地控制着这幅画，使酒的暖色、即兴的笔触、广阔的空间和葡萄园中的小人物的完美融合在一起。
The Red Vineyard红色葡萄园 (1888)
当然，我们必须看看The Starry Night星夜（1889年），一幅宏伟的，表现主义的，出人意料的作品。这幅画经常被认为是德国和北欧表现主义最重要的先驱之一，但正如至少一位历史学家所观察到的，它“比后来表现主义艺术中的任何东西都更有力量和想象力，它出自一种类似的充满感情的自然观。”
The Starry Night星夜（1889年）
梵高创作力最丰沛的几个月中，作品都充满激情和骚动，而《星夜》则将这些情感推向极致。可以这样说，极致便是抽象。这幅画完成后的六个月，1889年12月初，梵高在写给艾米尔伯纳德的信中写道，“……然而，再一次，我让自己去寻找那些星星——遭遇一个新的失败——我已经受够了。”他于1890年死于 Auvers-sur-Oise，自杀身亡。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马蒂斯，塞尚和高更去世时，马蒂斯已经是一位非常成熟的画家，因此他在发展自己的艺术时，有意识的让自己成为连接19世纪和20世纪艺术的一个桥梁。这幅Portrait of Madame Matisse (The Green Line) 马蒂斯夫人的肖像(1905)又被叫做“绿线”，这是这幅画最初的收藏者为它取的名字。当然，它特指画面中马蒂斯夫人脸上的那根竖直的绿线。后背景被分为了三个色区：绿色，紫色和橘红色。女士的头发也被染成了蓝色和黑色。很显然，正是这种抽象、富有表现力的色彩运用，使这幅画与众不同，也让许多欣赏马蒂斯1904-1905年作品的观众感到非常不安。
Portrait of Madame Matisse (The Green Line)
当初有批评家称马蒂斯为“野兽派”,这在当时并非褒义，而经历了一个世纪之后，这个定义显然成为了一种赞美。但为什么这幅画如此令人吃惊？从高更或梵高的绘画来看，这不应该是出乎意料的，因为他们在过去15年的作品中已经宣布了色彩的抽象用法。作为一幅肖像画，马蒂斯夫人除了颜色以外，在任何方面都很端庄和拘谨。
最后，我们来看马蒂斯的Le Bonheur de Vivre (The Joy of Life)生之欢愉 (1905)，右边的角落里是一对情侣，亲密的姿势中我们只看到了一个 人的头部。有人斜靠在前景，有人在拔草，还有人站着，举起双臂，像是张开了翅膀。中间的背景是一群人围成一圈在跳舞。注意不同颜色的美丽树木，在调色板中显示出每一种可能的微妙色调。这片森林林间空地上有着田园般的仙女、牧神、恋人和舞者，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古典地理解这幅画。英文标题的正确翻译是“Good Hour of Life生命中的美好时光”，这是一个经典的人类黄金时代，在工业和战争的破坏性冲突取代了田园般的“伊甸园”之前。这个黄金时代是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许多绘画和诗歌的主题，尤其是威尼斯艺术，同时，它也成为马蒂斯创作的出发点。
Le Bonheur de Vivre (The Joy of Life) (1905)
这是一幅20世纪初法国彩色绘画的杰作，它的影响是巨大的。而马蒂斯本人始终在跟随自己的步伐，其他画家，无论是法国人还是非法国人，都会发现田园牧歌式的主题是鼓舞人心的。而不幸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阿卡迪亚的世外桃源，许多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热切希望的新黄金时代正在战壕中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