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
元初学者刘一清曾在其所著《钱塘遗事》一书中记载“(南宋)高宗之朝，有恢复之臣而无恢复之君；孝宗之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故其出师才少衄，满朝争论其非，屈己求和而不能遂。孝宗之志惜哉!”
诚然，南宋初年，激烈严酷的宋金战争造就了许多优秀的将帅，如岳飞、韩世忠等人，无奈高宗皇帝妥协求和，无心恢复，导致恢复大业不成；到孝宗时，皇帝励精图治、锐意北伐收复故土，却难觅能担当北伐重任的“恢复之臣”，终使孝宗的恢复之志落空。这的确令人扼腕叹息!但慨叹之余，发人深思的是孝宗朝何以出现“无恢复之臣”的局面?
南宋临安
孝宗朝“无恢复之臣”原因
首先，在高宗朝，主和派之魁首秦桧长期专权，杀岳倒韩，极力迫害、打击主战派大臣，致使“一时忠臣良将，诛锄略尽”。到孝宗朝时，“谋臣猛将”已所剩无几，导致主张北伐恢复的力量十分薄弱，主战派势单力孤，缺乏群众基础。
其次，孝宗朝时，南宋偏安日久，国家渐无存亡之忧，人们逐渐安于现状。而宋金之间的军事局面未被打破，南宋的军事实力及物质积累尚未达到消灭或者击败金国的程度，因此，很多士人包括一些主战派都知难而退，选择了主守派的立场。
再次，孝宗提拔重用的新主战派官员，如蒋芾、赵雄等缺乏实战经验，往往在处理具体军务中能力不足。他们只能在言论上出谋划策、在舆论上倡导和声援，而未能有实际的作为。这是孝宗朝“无恢复之臣”的又一因素。
第四，孝宗在识人、用人上存在不足。他重视加强皇权而弱化相权，用人不专，频繁换相，用人存疑，在某些关键时候用人显示出犹豫不定、左右摇摆的态度。未能发掘、培养和锻炼出真正的“恢复之臣”，也未能将主战派大臣团结在一起，同心协力共同致力于恢复大业。
最后，作为被孝宗寄予恢复厚望的主战派宰相，他们除了时代的局限性之外，其个人性格品质方面的特征和局限性亦是导致他们难成“恢复之臣”的重要因素。
孝宗朝主战派宰相个性分析
以下逐一分析诸位主战派宰相之性格特征及局限性。
张浚：志大才疏、好高骛远 张浚可谓南宋中兴之名臣，他一身豪迈正气，慷慨有大志，虽为儒者文臣，却勇于在战火中担负将帅之责。
然而对于他的军事才干和用人历来的评价却是毁誉参半。他是一个才干与名望不成正比，且颇具争议的人物。
他亲睹靖康二帝被俘，亲历南宋朝廷于战火中艰难存立，他面对“生民涂炭，誓不与敌俱存，故终身不主和议”。从高宗朝至孝宗初立，他指挥经历的战事很多，也曾立下功勋，如平定“苗刘之乱”、“攘却勃敌，招降剧盗”，在将帅中颇具人望。然而他打的败仗亦为不少，如富平之战、淮西之变等，每场都以惨败而告终。因此有人说他爱国，有人说他误国；对于其用人，也可谓功过两分，“与赵鼎共政，多所引擢，从臣朝列，皆一时之望，人号‘小元祜’。所荐虞允文、汪应辰、王十朋、刘珙等为名臣；拔吴玠、吴磷于行间……卒皆为名将，有成功，一时称浚为知人”。但很多人认为他昧于知人，几次大战惨败均有不能知人善任之责，而他“以吴玠故遂杀曲端”，“不能容李纲、赵鼎而又诋之”，颇为时论所少。因此有人说他知人善任，有人说他昧于知人且害人不浅。不论人们如何评论他，颇具理学修养的他都一如既往，不改初衷。
不管怎样，他是一面坚定的主战派大旗，虽然其才略不足以副其盛名。
孝宗初即位，欲趁完颜亮南侵败亡之机，恢复中原。然经秦桧多年迫害，主战派已所剩无几，孝宗可倚仗之人，只有侥幸以存、以主战闻名的元老――张浚了。如孝宗所言：“久闻公名，今朝廷所恃唯公”，而张浚的豪言壮语更使孝宗对恢复事业充满了信心。在孝宗看来，张浚有资历、有经验、有豪情壮志，是当时最理想的“恢复之臣”。于是隆兴元年正月，任其为枢密使，后又拜右相，付以军国大政，命其筹划恢复事宜。孝宗对张浚极尽优宠，他把平生的理想和身家命运都交给了张浚。
然而，孝宗这场赌注的最终结果是：北伐开始后仅一个多月就师溃于符离。现实再一次印证了张浚自身存在的一种反差：志大才疏、名不副实。因此，时人对他的评价：志广才疏、迂阔、轻锐好名、挥金如土、昧于知人、好高骛远、刚愎自用等个性特点，应不是空穴来风。
隆兴北伐前，史浩劝张浚不要仓促用兵，张浚听后说：“丞相之言是也。虽然，浚老矣”，可见张浚对待战争大事并非谋定而后动，只是凭个人情感出发，贸然出兵。隆兴北伐开始后，张浚对李显忠、邵宏渊两位主将察之不审、用之不当，致使二将在战争中互有矛盾，犯下严重失误，“大将李显忠私其金帛，且与邵宏渊忿争，军大溃”。作为主帅的张浚，每战“皆去行间数百千余里”，未曾亲临前线指挥。符离之战时“显忠、宏渊大军并丁夫等十三万众，一夕大溃，器甲资粮，委弃殆尽。士卒皆奋空拳，掉臂南奔，蹂践饥困而死者，不可胜计。二将逃窜，莫知所在”。当时张浚“方熟寝，鼻息如雷”，而当听说宋军溃败后，张浚便急忙退到扬州，“窘惧无策”，欲派人使金求和，被“僚吏力止之”，于是“乞致仕(退休)，又乞遣使求和”，孝宗“怒曰：‘方败而求和，是何举措!’于是下诏罪己”)。这就是孝宗所倚重的“恢复之臣”和他统帅的军队之表现。张浚令孝宗深为失望。
张浚的失误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也给孝宗留下了终生的教训和遗憾。陈康伯等人在奏疏中说：“窃见符离之师，将士失律，渡江以来所造器甲，委弃殆尽，战马十丧七八，士卒死亡莫知其数”，这一溃败使南宋在完颜亮南侵失败后所占有的一点优势丧失殆尽，并在其后的宋金关系中始终不能摆脱屈辱的地位。对于张浚的迂阔，孝宗深以为戒。后来当虞允文入蜀筹措军事时，孝宗告诫他：“凡事不宜效张浚迂阔，军前事，卿一一亲临之”。孝宗评价张浚“志广才疏”。后来高宗驾崩，有主张“以张浚为当配飨高宗庙庭者”，孝宗坚决反对说：“张浚首失五路，符离败师，疏脱不少，又且昧于知人……如吕祉覆师，亦皆不知人之过，却是有志”。
何氏《备史》云：“张魏公素轻锐好名，士之稍有虚名者，无不牢笼，挥金如土，视官爵如等闲”。现代学者杨德泉这样评价：“当南宋初年民族危亡之际，张浚托名恢复，大言误国，三战三败，流毒苍生”。这是张浚个人的悲剧，也是孝宗朝北伐大业的悲哀。
虞允文：傲然不群、党同伐异 虞允文堪称孝宗朝的一代名相，他的性格与张浚截然不同，他虽然也有大志于恢复，不乏豪情壮志，但他具有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和卓越的军事才干。正是由于这种品质，虞允文不但在高宗朝建立了南宋十三处战功之一的“采石奇功”，挽救了国家危局，并在孝宗朝为积极整军备战、壮大军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虞允文如此鞠躬尽瘁于北伐大业，却终未能佐助孝宗再次发动北伐。其中原由，除他本人身体每况愈下，并受主守思潮影响而审时度势外，其性格中亦存在不利于成就大业的因素。虞允文固执己见、傲然不群，这使他不能团结广大有恢复志愿的人士并肩奋斗，非但没能壮大主战派，反而引起了主战派内部的分歧和分化。
虞允文固执己见，即使对皇帝也不轻易让步。隆兴年间，虞允文反对放弃唐、邓、海、泗四州给金，他五次上疏力争，“上章剀切，有云朝廷必欲割唐邓，臣即挂冠而去”，后来孝宗“命虞允文弃唐邓，允文不奉诏”，且“上印，犹以四州不可弃为请，乞致仕”。虞允文以近乎“要君”的强硬态度坚持己见，足见其个性之执拗，也加深了他与孝宗的隔阂。
虞允文由于其采石奇功而声名鹊起，这多少滋长了其傲岸的气质，“讳缺失”成为他的一个致命弱点。他听惯了歌功颂德的话，听不得不同意见和批评的声音，开始党同伐异，排斥异己，即便对主战派大臣亦是如此。乾道六年，虞允文“谓敌衰可图，建遣泛使往请陵寝”，“士大夫有指其非是者，辄斥去之”。同年，抗金名将辛弃疾被召对延和殿，“时虞允文当国，帝锐意恢复，弃疾因论南北形势及三国、晋、汉人才，持论劲直，不为迎合”。于是，“议不行”。
另一位主战派大臣王炎颇具才干，以恢复自任。乾道年间，孝宗意图再举北伐，于是重用王炎，令其以参知政事身份宣抚四川。王炎在川陕积极招兵买马，广纳人才，将一时之英俊如陆游、阎苍舒、章森等招入宣抚使幕府，号称“征西大幕”，为恢复大业做出了重大建树。然而“炎与宰相虞允文不相能”，乾道八年虞允文任四川宣抚使，而王炎却被急促召回。虞允文至蜀，马上解散“征西大幕”，而王炎也不久就被罢官奉祠。可见虞允文与王炎的不和造成了主战派内部门派的分立与斗争，削弱了主战派的力量。
虞允文与张栻(张浚之子)及陈俊卿等人的矛盾又加剧了主战派向主守派的分化。虞允文为相后，以恢复自任，以主战派宗主自居，希望将朝野主战派人士都聚集于一己之门。这种立门户的做法给人以树立私人势力的感觉。
乾道六年（1170年），张栻三十八岁。朱熹将周敦颐的《太极图》与《通书》合为一篇，题为《太极通书》。张栻为之题跋，并将《太极通书》刻于严州学宫以教学者。当年奉旨召为吏部员外郎兼权起居郎，后又兼侍讲除左司员外郎。在张栻还朝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被孝宗召对六、七次。张栻所言，大都为修身、务学、畏天、恤民、抑权幸、屏谗谀之类，并反复推明抗金复仇之义。宰相虞允文对张栻不满，孝宗周围的近臣尤其不悦，于是起而把张栻排斥离朝。
虞允文与有主战愿望的陈俊卿的关系亦是如此。陈俊卿举荐虞允文，二人遂共相。当时龚茂良有治才，“左丞相陈俊卿欲留之，右相虞允文不乐”，二相失和，终致陈俊卿罢相。虞允文没能顾全大局，导致这些人从主战派中分化出去，转变成主守派的一个重要因素。虞允文的固执己见、傲然不群、党同伐异和“讳缺失”的性格缺憾使主战派陷于孤立和分化的境地，削弱了主战与恢复的力量。
蒋芾：纸上谈兵、投机求进 蒋芾“以言边事结上知，不十年间致相位”。曾编定“十三处战功”且留意军事，“首奏加意边防，又奏拔将才行伍间”，还力革招兵之弊，作《筹边志》，这些都令孝宗相信，蒋芾是可以托付再举北伐重任的人，于是在乾道四年拜相。然而蒋芾只擅长纸上谈兵，有迎合孝宗以图进身之嫌。他“优于论议而劣于事功”，当孝宗欲将北伐重任寄予他，对他说：“将来都督非卿不可”时，他却慌忙说：“臣未尝经历兵间”，又奏：“方今钱谷不足，兵士不练，将帅与臣不相识，愿陛下更审思其人”，其懦弱惶恐之态溢于言表。乾道四年，蒋芾丁母忧，孝宗急于北伐，起复蒋芾，委以重任，“芾力辞。有密旨欲今岁大举，手诏廷臣议，或主和，或主恢复，使芾决之”。然而蒋芾以“天时人事未至”为借口推辞，“拂上意”。关键时刻，孝宗终于看清了蒋芾利用恢复名号，投机以求进身的真面目，于是愤怒之下将他一贬再贬，直至以“欺君之罪，诏芾落观文殿大学士，建昌军居住”。
叶衡：恃才傲物、疏于自修 叶衡与蒋芾不同，他颇具才华而务实干练。孝宗锐意恢复，叶衡与孝宗“讲论机密，或不时召对”，于是在淳熙元年拜相。但他却疏于修束自身，嗜酒放纵，“不能正身竭诚，日惟沈湎于酒”，后来被汤邦彦揭发，酒后，“对客有讪上语”，使孝宗“大怒，即日罢相”，直至“郴州安置”。其才华终不能为时所用。
赵雄：口诛笔伐、行之不足 赵雄与虞允文同为川籍，且出于其门下，为人机智，擅长口辩，颇具外交才干，是孝宗朝继虞允文之后最后的主战派大旗。赵雄被孝宗看重是因为其慷慨激昂的主战言论及在对金外交上的突出表现。
乾道五年赵雄被虞允文荐于朝，其言论就令“孝宗大奇之”；后来“雄当登对”，在虞允文的授意下，“既进见，雄极论恢复，孝宗大喜，曰：功名与卿共之”；赵雄“请复置恢复局，日夜讲磨，条具合上意”，并上疏论恢复之方略；其“每进见，必曰：‘二帝在沙漠’，未尝离诸口也”；乾道六年，身负重任使金，“雄既见金主，争辩数回。其臣屡喝起，雄辞益力，卒得请乃已，金人谓之‘龙斗’”；同年，在馆伴金国使臣时，机敏地探赜到对方重要军情，上奏朝廷，并在皇帝亲郊散斋时，坚持主张不对金使用乐，从而维护了国体。淳熙初年，赵雄奉命为前朝主战派名臣韩世忠撰写神道碑，他以洋洋洒洒一万三千九百多字的碑文“褒崇元臣”，大伸主战之声势。这些都令孝宗对他刮目相看，赵雄再一次成为孝宗恢复大业的希望所寄。淳熙五年，赵雄拜右丞相，独相近三年，开孝宗朝之先例。
赵雄撰写墓志的韩世忠墓碑
然而，赵雄为相期间只是悉心辅政，加强内政，未能实质性地策划、组织一场北伐战争，使得孝宗对他颇为失望。与张浚、虞允文不同，赵雄未曾经历兵事，在组织一场战争的实际经验与能力上存在很大欠缺。他只能在舆论和声势上声援孝宗的恢复之志，重申家国之大义，但他实在无力推动北伐。淳熙八年，赵雄被罢相外任，制词中有“积三年辅相之劳而授职，非无绩之可名，敛四海经纶之业而偃藩，岂有嫌之当避”的含讽之语，这意味着孝宗对主战派的彻底失望，也是孝宗恢复之志的最终泯灭。纵观赵雄一生的政治生涯，其主战的观点多局限在言论上，口诛笔伐，在实际作为方面只能是积极防御、外交进取，与主守派无异。
主战派宰相性格之共性及其影响
一般来看，主战派宰相力主恢复，往往出于道义，本乎忠孝之心，所谓“士大夫不日我戎则日避狄……而二公(张浚、虞允文)则循吾本心焉耳，成败利顿不皇恤也”。因此他们认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是有利还是不利，北伐恢复都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常具有一腔爱国热情，有大志、以恢复自任、重气节、耿直开朗、豪放不羁。然而他们又往往容易轻率、粗放、偏激，不能审时度势稳健行事，在实际的军事活动中，他们或疏于具体细致的筹划，“好为大言”，或听不进其他意见，不能团结更多的有恢复愿望的人。他们不是才略不足，就是恃才傲物，缺乏团结与协调能力。这些个性上的缺陷使张浚、虞允文、叶衡等不能真正成为“恢复之臣”，无法担当北伐重任。
另外，有些主战派大臣其力主恢复之言行不乏一定的迎合孝宗，利用恢复名号投机求进之私意，正如张枝对孝宗所言“今规画虽劳而事功不立，岂吾日用之间，念虑云为之际，亦有私意之发以害吾之诚者乎”，即指有些主战派“借恢复之说，为身谋”的弊端。既然没有十分的诚意，那么他们图谋恢复的努力只能是纸上谈兵或花拳绣腿，劳而无功。因此蒋芾、赵雄之辈也非真正的“恢复之臣”。
总之，主战派宰相性格、能力、态度方面存在的不足，对恢复大业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孝宗朝北伐失败、恢复不成的无力回天的命运。
北伐成为泡影后，国家的政治重心转向内政，恢复无望的孝宗不久便禅位于太子。诚如刘一清所说：“孝宗之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孝宗之志惜哉!”至此，不禁令人慨叹：是孝宗不会用人，还是当时的“时世”造不出真“英雄”?这是孝宗的悲哀，还是朝野像辛弃疾、王炎、陆游等人英雄老死而无用武之地的悲哀?不管怎样，这是南宋王朝的悲哀，也是客观历史潮流之必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