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最後的絕響！
中國的文化在民國時期的時代洪流下發生巨大轉型，民國時期在前朝遺留下的讀書人，面對舊社會體系的崩塌，於行走前進中，某一個不經意的轉身回眸，定格成那個時代的絕響。
民國時期大家輩出，這些人大多出身官宦之家或者書香世家，隨著科舉制的廢除、封建社會的土崩瓦解，讀書做官已經成為歷史，他們那些人出身高貴，門第不凡，擁有著優越常人的教育資源和文化氛圍，漸漸走上讀書治學的道路，不少人成為一位位大家，像陳垣先生、王國維先生、陳寅恪先生、錢穆先生、呂思勉先生、梁啟超先生、王世襄先生、朱家溍先生等，是中國傳統社會最後的高峰。
大凡研究文化的人，做學問的人都是特別講究出身的，這不是門第歧視，而是看其本身對於文化的距離感，大凡可以在學術上有所建樹的人，在前二十年都已經註定了，是在童年就已經打好基礎了，像那些喜歡文學的小資青年、文藝青年，半道上對文化感興趣，哪怕浸淫上好幾年也只是遊在腠理，只是停留在文化的表象，究其一生，也很難成為大家。
中國是一個文化大國，更是一個歷史大國，相比其他國家，不僅有著悠久的歷史，更有著代代傳承、嚴密編史的傳統，要說近代史上研究國史的人，陳垣先生是首屈一指的存在，陳垣先生治史學非常嚴謹，其學者古也，而其著作中的思想在現在看來仍然具有極其先進的意義。其編著的《中國通史》別具一格，先從中國的社會性質和結構入手，分析中國的文化和派生的宗法姻親制度，深入刨析社會性質倫理關係道德觀念，而後，才開始編著中國的歷史。
陳垣先生的著作比較偏重學術，如果說錢穆先生偏重於文化梳理後的傳播，偏向於教育的話，那陳垣先生就偏重於象牙塔內的鑽研，尤其注重珍卷古籍的文本校勘，對於歷史最本源的真相不停的挖掘。
錢穆先生是對文獻的一個總體梳理，構建出框架結構比如《國史大綱》，而後闡發新的觀點，普及給學生們，薪火相傳，像《中國思想史》、《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以及其弟子葉龍整理的史學講義。
和陳垣先生比較，陳寅恪先生與其有類似之處，在研究漢文化的同時也注重民族史的研究，區別在於側重點不一樣，陳寅恪先生偏重於中古史也就是魏晉南北朝和唐宋文獻的精讀，對於胡漢交融和宗教史下很大精力，而陳垣先生的側重領域在於蒙古元朝的歷史研究，對於宗教他也放在了明清時期。
比較文風而言，陳垣先生有點類似近代的世紀老人季羨林先生，文風平和，而陳寅恪先生的文風突兀骨鯁、文風硬實，有著一般文人難以企及的風骨，其為王國維先生寫的墓誌銘中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句哪怕沒有讀過陳寅恪先生的書，也都知道這句話。
而且陳寅恪先生堅守了中國文化最後的道統，他的遺言是所有著作不做刪改全部豎排繁體出版，他和王國維先生一樣，堅守著中國文化的道統，區別在於，王國維先生以死明志，殉於中國文化，陳寅恪先生是以傳統的治學方式，與之新學別具一格。
其嚴格精神，不僅在於對自己嚴格，對於弟子也有著很高的期望，其帶的學生中有一人名朱延豐，他畢業時選的題材是關於突厥的研究，寫了一篇《突厥通考》，陳寅恪先生看了之後說，這篇文章有待完善，需要你對史學有更深的研究，這篇著作先壓著，你十年以後再畢業。十年之後朱延豐重寫《突厥通考》，陳寅恪先生始覺圓滿，另親自作序一篇，記作《突厥通考序》（現收錄於《寒柳堂集》中），文中記下了這件事，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延遲十年畢業，學生還照做了，簡直是天方夜譚，那個時候做學問真的是十年冷板凳，現在做學問無論是時代和人都和過去大不相同。
王國維先生在民國時期絕對是一道別樣的風景，其傳統程度不亞於陳寅恪，他始終是前朝遺老的裝束，但這還不是最主要的，他給人的感覺就是好像活在另一個人間，不屬於我們的塵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