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吳鉤本人 我們都愛宋朝
說起宋朝皇帝中的書法名流與丹青妙手，我們馬上都會想到宋徽宗。沒錯，徽宗在書法與繪畫上的造詣，遠遠超過其他帝王。書法方面，宋人說：“徽宗行草正書，筆勢勁逸，初學薛稷，變其法度，自號瘦金書”。繪畫方面，徽宗自稱：“朕萬幾餘暇，別無他好，惟好畫耳。”時人評他“筆墨天成，妙體眾形，兼備六法。獨於翎毛，尤為注意，多以生漆點睛，隱然豆許，高出紙素，幾欲活動，眾史莫能也”。
但許多人未必知道，宋仁宗也是一名書畫好手。他當太子時，就很喜歡繪畫，尤其喜歡畫馬，宋人筆記載，“仁宗在春宮，閒時畫馬為戲，內臣多乞之”。他還擅長“飛白體”書法，“萬幾之暇，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神妙。凡飛白以點畫象物，而點最難工”。
然而，仁宗皇帝不管在當時的書畫界中，還是在千年的書畫史上，存在感都非常低，可謂籍籍無名，幾乎沒有人留意他的書畫才藝。宋徽宗則不一樣，今天我們說起宋代繪畫與書法，總是繞不過宋徽宗。在宋代，也有大量文藝青年是徽宗的粉絲，其中的一名鐵粉，是金國皇帝金章宗：“章宗嗜好書札，悉效宣和字（即瘦金體）”，章宗還刻意模仿徽宗的風格繪畫，聽說徽宗作畫“以蘇合油煙為墨”，也高價購來同樣的墨，一兩墨花了一斤黃金。
由於宋仁宗並無繪畫作品傳世，我們無法評判他的丹青技藝，但從今天可以見到的仁宗書法作品來看，他的飛白體，藝術造詣完全不遜於徽宗的瘦金體。那為什麼仁宗在藝術史上的存在感那麼低？我覺得，也許仁宗只是將書畫當成自娛自樂的業餘愛好而已，根本就沒有什麼青史留名的野心。徽宗顯然更有表現欲，大概也非常希望後人能夠記住他的藝術成就。
自甘寂寞，這正是宋仁宗的特點。不獨於書畫是如此，日常生活亦是如此。從一件事可以看出仁宗的這一特點：據宋人筆記《北窗炙輠錄》載，一夜，（仁宗）在宮中聞絲竹歌笑之聲，問曰：“此何處作樂？”宮人曰：“此民間酒樓作樂處。”宮人因曰：“官家且聽，外間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宮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為渠，渠便冷落矣。”
同樣是在皇宮中聽到外間的絲竹歌舞之聲，宋徽宗則不甘寂寞。元人筆記《大宋宣和遺事》記載說：一日，徽宗命中官排辦御宴：“待朕與諸臣消愁解悶則個！”方暢飲酣歌，忽聽甚處風送一派樂聲響亮。徽宗微笑曰：“朕深居九重，反不如小民直恁地快活！朕欲出觀市廛景緻，恨無其由！”有楊戩回奏雲：“陛下若要遊玩市廛，此事甚易。”
怎麼個“甚易”法？楊戩貢獻了一個建議：“陛下若擺動鑾輿，則出警入蹕，左言右吏，市井肅清，反不自由。莫若易服，妝扮做個秀才儒生，臣等妝為僕從，自後載門出市私行，可以恣觀市廛風景。”
徽宗聞言大喜，即時易了衣服，將龍袍卸卻，把一領皂背穿著，上面著一領紫道服，系一條紅絲呂公絛，頭戴唐巾，腳下穿一雙烏靴，引高俅、楊戩私離禁闕，出後載門，留勘合與監門將軍郭建等，向汴京城裡串長街，驀短看，只是些歌臺舞榭、酒市花樓，極是繁華花錦田地。也是在這裡，他邂逅了名妓李師師，一見鍾情。
應該承認，對於紅塵俗世的聲色犬馬的享受，仁宗也挺喜歡——誰不喜歡呢？但仁宗畢竟能夠剋制自己的慾念。有一個叫林瑀的翰林學士，自稱熟讀周易，“得聖人秘義”，他告訴仁宗皇帝：“陛下即位，於卦得需，象曰‘雲上於天’，是陛下體天而變化也。其下曰：‘君子以飲食宴樂’，故臣願陛下，頻宴遊，務娛樂，窮水陸之奉，極玩好之美，則合卦體，當天心，而天下治矣。”意思是說，根據周易卦象，陛下應該多多享樂。仁宗聽了林瑀的話，非常吃驚：這人怎麼出這種主意？第二日，便將林瑀逐走了。
如果林瑀晚生數十年，在徽宗朝當官，鼓動徽宗“頻宴遊，務娛樂，窮水陸之奉，極玩好之美”，一定深得徽宗歡心。事實上，蔡京當政時，即以“豐亨豫大”之說，“蠱惑上心”，“倡為窮奢極侈之風，而公私積蓄掃蕩無餘”。這個“豐亨豫大”之說，其實就是林瑀算卦的2.0版本。
仁宗的自我剋制與自甘寂寞，還體現在治國理政上。陳亮的《中興論》記錄有一事：“臣聞之故老言，仁宗朝，有勸仁宗以收攬權柄，凡事皆從中出，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專從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有一不然，難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為便，則臺諫公言其失，改之為易。’”可見仁宗在政治上也沒有很強烈的表現欲。
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錄》也收錄有一段仁宗的自白：“屢有人言朕少斷。非不欲處分，蓋緣國家動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憲度，便成過失。以此須經大臣論議而行，臺諫官見有未便，但言來，不憚追改也。”“祖宗故事”是指既定的制度，制度擺在那裡，皇帝不能不遵，若不遵成法，便是過失，而且大臣與臺諫官也會迫著君權在合乎法度與慣例的軌道上運作，不可越雷池一步。由此看來，仁宗即使存有與臣下爭勝之心，恐怕也不能如願。
宋徽宗恰好相反，表現欲太強了。他的御筆，不但用於繪畫、寫字，還熱衷於發佈命令，這叫做“御筆指揮”。在宋代，君主詔命的出臺本來有著非常繁複的程序：“命之未下，則有給舍封駁；及其既出，則有臺諫論列，其為過舉鮮矣。”詔命未頒佈之時，給事中與中書舍人均有權封駁；詔命頒佈之後，臺諫官若發現詔命不當，還可以追繳。而且，詔命必須由宰相副署、發佈，才具有合法的法律效力，繞過程序直接頒發的君主手詔，是不合法的，通常也會受抵制。但宋徽宗與蔡京為了避免他們的決策在走程序時被否決，大興御筆指揮，“事無鉅細，皆託御筆而行”。
於是，徽宗一朝，御筆盛行，“三省有司奉行不暇，雖有違戾法憲、前後重複，不敢執奏”。詔命的出臺與執行，“三省無所幹預”，“給捨不得繳，臺諫不得言，綱紀壞矣”。“綱紀壞矣”是宋人對徽宗御筆行事的評價。宋人誇大其詞了嗎？沒有。除了宋徽宗，沒有哪一個宋朝皇帝敢如此明目張膽地宣稱御筆高於常法，違者有刑。
宋人說，“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卻會做官家”；元人說，“宋徽宗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耳！”真是不刊之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