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聯安研究院 學術委員會主席 中美綠色基金董事長 徐林
徐林
本文為徐林在全聯併購公會2020年年會的發言
一、“雙循環”提出的背景
過去一段時間，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這或許是百年大變局的組成部分。中共中央對此做出了外部環境的惡化可能是一種長期現象的判斷，而且提出必須做好長期應對的準備。
導致這一變化的原因比較複雜，但主要原因應該是中國發展崛起過程中中美戰略博弈日益加劇，以及由此導致的擴散性效應。也包括去年年底以來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以後，部分國家政府在自身不能有效控制疫情蔓延後出現的責任“甩鍋”現象。一些國家疫情蔓延導致經濟停擺，百姓生活受到嚴重影響，各類損失巨大，由於疫情最早在中國武漢爆發，中國毫無疑問是他們最理想的“甩鍋”對象。
中國畢竟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和成長相對穩定的大型經濟體，美國在與中國開展前所未有的激烈博弈的同時，還拉著其他西方國家共同對抗中國，不斷從意識形態、治理方式等多方面抹黑中國執政黨和中國政府。在他們眼裡，中國不僅應該對疫情全球蔓延承擔責任，甚至中國發展模式也在對西方自由世界的民主模式、全球治理體系和秩序等構成挑戰，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一些國家對中國的敵對情緒有所蔓延。在我看來，這個過程還沒有結束，還可能會進一步發展。
從美國近期對中國的針對性舉動看，美國已經開始從產業、科技、教育、貿易、人文交流等多方面對中國採取遏制性舉措，如何進一步演變似乎還看不到底線，在美國總統選舉期間還可能進一步加劇。不僅如此，美國同時還在持續構建“反中抗中”的國際統一戰線，拉攏或遊說其他國家響應他們的行為。雖然目前並沒有得廣泛響應，但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國家出於各自的地緣政治考慮，的確在不同程度、不同領域有所跟進。
這些行為如果進一步發展下去，毫無疑問會從需求和供給兩端擠壓我們的發展空間，迫使中國政府不得不提出形成“以國內循環為主、國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的發展格局”的戰略決斷。這是我對“雙循環”格局提出背景的理解。
二、如何理解以國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發展格局
從經濟循環的角度來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格局實際上一直也都是國內循環為主，國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的。現在把這個話題單獨提出來，實際上並不是什麼重大戰略調整，只是在某種意義上強調，在外部環境持續惡化並可能延續的條件下，今後中國經濟的發展可能要在雙循環基礎上，更多以國內循環為主，這種戰略和政策傾向應該是明顯的。
最近看到有一些學者在議論這一話題。有學者甚至認為中國應該要實行國內大循環戰略，這似乎是對上世紀80年代國家計委研究員王建提出實施兩頭在外的國際大循環戰略的一種修正。我個人是比較反對這種提法的，我認為中國不具備實施國內大循環戰略的本錢。因為中國的自然資源稟賦不足和技術能力不足不支持中國實行國內大循環戰略。比如說中國70%多的原油要依靠進口，鐵礦石的80%多要進口，70%以上的芯片自己不能生產需要進口，農產品進口實際上也是在間接進口國外的土地資源。在這樣一種條件下去謀求國內大循環，既不合時宜，也不切實際的，只會產生收縮中國的生產可能性邊界並經濟增長速度。
對上述侷限性，制定國家戰略和政策的政府官員們，包括做企業的企業家，心裡應該要十分清楚其中的利弊。從政府的角度看，依然要努力為中國經濟發展和企業的國際化經營，維護一個友好且可預見的外部環境和必要的制度保障，這是政府促進經濟發展的基本職責之一。
眼前，在複雜嚴峻的中美戰略博弈過程中，最主要的還是防止把中美爭執演變成中國和整個西方世界意識形態之爭或制度優劣之爭，這對我們是不利的。我們雖然在和美國進行激烈的戰略博弈和鬥爭，但是我們說話做事還是應該就事論事，還要為未來中美關係的改善或恢復正常留有餘地，畢竟中美關係壞下去對中美都是不利的，對全世界也是不利的，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
如何推進實現“雙循環”發展格局並取得積極效果，與應該如何準確理解以國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格局有密切關係。有的人說以國內循環為主主要是要擴大內需，使中國經濟增長更多依賴內需的支撐。我覺得道理，但也不全部在理。因為在外部環境不斷惡化的情況下，中國一部分外需可能會因貿易環境惡化損失掉。在外需損失加大的情況下，要保持經濟增長不出現大的波動，當然毫無疑問要進一步擴大內需。
但我個人覺得中國擴大內需面臨的根本問題主要還是在供給側，而不真正在需求側。我過去的研究表明，我們的內需並不是真的不足或疲軟。我們過去總說內需不足或是消費需求不足，一般總是拿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和外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來進行國際比較，並以此證明我們內需比重太低，從而得出內需不足的論斷。但這種比較有個重大缺陷，因為內需和外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或在GDP中的佔比是此消彼漲的，外需特別好的時候，內需的比重相對就會低，但這並不能說明內需增長就是不足的。
事實上，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外部環境改善使中國出口在外資企業推動下經歷過一段時間的超高速增長，持續到國際金融危機之前。那段時間中國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或者內需佔GDP的比重，與別的國家比確實是偏低的，淨出口佔GDP的比例曾經接近過10%。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內需是不足的，因為如果用時間序列來看，中國在那段時間內需增長的速度與任何一個國家比都要快，只不過外需增長的速度更快而已。
我們再來看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的關係時，也是同樣的道理，當投資需求增長特別快的時候，消費在內需中的比例也會顯得偏低。但用時間序列來衡量，消費在那一段時間的增速與任何一個國家比都是快於他們的。因此，我們不能簡單用結構數據來看待需求結構的合理性問題，還要用時間序列的增速來看問題。
剛才楊偉民主任介紹從2011年開始，我國消費需求對增長的貢獻在逐步加大。其實，導致這一結果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這個階段，我國投資需求與消費需求的相對增速發生了變化。特別是在過去幾年，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速已經慢於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的增速。所以在GDP構成裡，我們看到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就變大了，這是因為投資的增速下來了。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最高的時候到過每年增長百分之三十幾，現在投資增速掉到只有6%左右，已經持續低於消費增速。
所以我個人認為，如果把內循環為主的重點放在擴大內需上，在需求側大做文章，可能會產生問題。因為擴大內需如果想要擴大消費需求，是有很大難度的，因為錢在老百姓口袋裡，個人消費多少不是由政府說了算的。如果消費搞不上去，為了擴大內需，政府只好拼命去搞投資。政府促進投資主要也智能影響政府投資和國有投資，因為民營企不會無原則響應政府的號召增加投資，如果收益不好不會增加投資。如果政府著力擴大投資，投資於城市基建或所謂新基建，在財政收入增速下降、賣地收入增速下降條件下，只能靠擴大舉債規模來推進，最後會導致我們的債務槓桿率不斷提高，並可能跌入債務陷阱，也可以叫“擴大內需陷阱”。
三、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重點擴大內需
如果說擴大內需有利於促進更多依靠國內循環為主的格局，擴大內需的重點也應該放在供給側而不是刺激內需本身。我國正在居民收入持續提高後的消費升級過程中，供給側由於能力不足、管制過多等原因，還不能很好地響應國內消費需求升級的需要，導致國內很多需求在國內得不到滿足，部分需求不得不外溢到境外去得到滿足。
因此，以國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格局的形成或強化，根本性的問題並不是在需求端，而是在供給端。比如，現在美國在針對中國部分領域實施高技術產品和服務的斷供，對國內產業鏈的完整性循環構成衝擊，如果我國的供給側不能形成替代，這部分需求就得不到滿足，這實際上並不是需求端的問題，而是供給端的能力不足問題。所以，我理解以國內循環為主，工作重點更多應該放在提高國內供給側的創新能力和供給能力上。如果今後我們面臨更大範圍的外部先進技術封鎖，中國可能不得不實行更大規模、更廣範圍的進口替代戰略，因為我們別無選擇。
提高供給側能力到底應該做什麼事呢？核心實際上是促進供給側創新能力和競爭能力的提高。在這個過程中，促進技術創新和應用型創業將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哪些領域會是創新創業的重點呢？根據趨勢性分析，大致可以判斷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是數字經濟，因為計算機、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等數字技術對中國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滲透會不斷深入不斷擴展，生產生活和社會治理都會越來越多地依賴數字技術，由此形成的數字經濟會呈現出寬領域應用的持續高成長性。第二是綠色經濟，全球和中國綠色低碳轉型的壓力和需要越來越大，需要大範圍的綠色低碳技術創新和推廣應用和更廣泛的國際合作，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也將建立在綠色低碳的發展理念之上。第三是健康經濟，就是與人的生命延長、生存質量提高相關的醫療健康產業，這是居民收入提高後的共同需求和追求。第四是製造業基礎，這是製造業提高供給能力和競爭力的根基，絕不是僅靠數字化就可以解決的。我國製造業主要面臨三個短板，一是基礎材料，二是基礎工藝，三是基礎零部件，這三個問題不解決，中國製造業突破發達國家的技術封鎖，達到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構建國內循環為主的產業鏈，都是難以實現的。
要做好這些事，政府和企業必須有很好的分工和配合。中國政府應該把更多的錢用於基礎研究或是一些風險特別高的企業研發活動的扶持，而不是直接對具體產業或重點企業進行直接財務投入。從研發經費總量看，我們現在一年的研發經費已經比歐盟所有國家研發經費的總和還要多，但投入效果並不理想。從投入主體結構看，政府對基礎研究的投入是不足的，政府對整個科學院系統的投入還不及華為一家企業的研發投入。我們所有研發投入中政府佔比只有20%左右，美國研發投入中政府佔比是30%，我們和美國有10個百分點的差距。這10個百分點的差距，基本上反應了兩國政府在基礎研究領域投入的差距。
目前，政府花了很多錢去設立產業引導基金，有用嗎？當然會有作用，但也有副作用。一是政府投入有侷限性，二是會導致價格和供求扭曲。我們在市場上看到，在一些政府基金支持的領域，已經有明顯的估值泡沫，這種估值泡沫最終可能導致產能過剩和出資人的投資損失。因此，對企業的股權投資還是應該更多由市場機構去選擇並決策。
另外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政府設立產業投資引導基金直接去支持企業發展，是WTO反補貼協議規則下的一種可訴性補貼行為，如果以進口替代為目標還屬於禁止性補貼，早晚會引起我們的貿易對象國特別像美國這樣一些西方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關注和報復。因此，如果我們今後還想基於多邊自由貿易體系廣泛深入地參與經濟全球化，我們必須關注自己的一些行為和做法所帶來的可能影響。這類問題實際上也是第二階段中美貿易談判可能涉及的結構性問題
既然應該在雙循環發展格局的構建中更好發揮市場化的股權投資基金的作用，政府就應該營造更好的市場化股權投資基金的發展環境。這包括進一步完善金融監管制度，完善對金融企業的考核制度，讓更多長期性資金能夠作為股權基金的出資人。現在我們的錢基本上都在體制內，但體制內的很多機構在出資作為股權基金LP時還面臨各種各樣的規則限制，而且這些規則還經常發生變化。一些制度性的規定也不盡合理，不利於市場化股權基金的發展，應該進行相應改進甚至改革。
此外，還要構建多層便利的股權交易市場環境，為股權基金參與國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為企業出於產業鏈優化的併購，為股權投資基金投資項目的退出，搭建一個更加高效的交易平臺和退出通道。
最後，要以適度監管為理念推動監管制度改革和完善，推動供給側各領域管制的放鬆，減少股權投資面臨的不確定性風險。做股權投資投的是未來，擔心的是不確定性風險。在中國，市場投資者最擔心的不確定性不是市場不確定性風險，而是政策環境和監管規則變動帶來的不確定性風險，這在中國是特別普遍的現象，正引起投資者和企業家的普遍關注和抱怨。
從完善國家治理體系的角度看，一個更市場化、更法治化、更透明化的制度環境，實際上對供給側能力的提高，對併購基金、股權投資基金更好發揮作用，並最終推動供給側創新能力和供給能力的提高，都是至關重要的，這是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確定的既定改革命題，完全應該成為促進形成以國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發展格局的應有政策含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