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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濟學角度來看，毫無疑問，這兩大經濟體之間目前存在著自然的共生關係：美國是低儲蓄的消費者，而中國是高儲蓄的生產者。但我們不能想當然地認為，這種互補性將永遠是美中雙邊關係穩固的基礎。事實上，美中之間的共生關係已是昨日黃花，兩國之間的利益契合也只能維持相對較短的一段時間。”
早在十年前，斯蒂芬羅奇——曾被華爾街公認為思想領袖之一，摩根斯坦利亞洲區主席，就這樣預測道。他說，兩國共生關係註定演進成一種失衡關係，並給世界帶來新的緊張因素。
實際上，2019年的貿易戰並不是“一日之寒”，而是多年累積的結果。僅僅在2005年-2007年間，美國議員就向國會提交了45項反華貿易議案。儘管這些議案在此期間以及更早之前沒有一項獲得通過，但已經意味著兩國之間開始了貿易摩擦。羅奇在當時就預測：隨著美國經濟不斷衰退、失業率持續上升，導致貿易摩擦的政治力量很有可能會獲得更大支持。
引起美國“不滿”的一個重要原因，單從經濟角度看，中國一直採取出口導向型的增長模式。而隨著中國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與日俱增，任何補貼——不論是國內工人工資的補貼還是貨幣補貼——都是舉足輕重的，從而被視為對其他貿易伙伴產生了影響。當然，還有對知識產權尊重和保護的因素。“如果中國忽視環境惡化及汙染，進行不正當競爭，那麼世界將為跨境勞動力套利付出更大的代價，這代價遠比單純的工資比較所蘊含意味要深刻。”
羅奇說：“對失衡的全球經濟而言，解決美中經濟關係的複雜問題是一項緊迫的挑戰。當飽受危機肆虐的世界步入嚴重衰退時，風險會變得越來越大。隨著中國及美國經濟的演變及變化，轉瞬即逝的共生狀態很可能為高度緊張的局勢所替代。”
羅奇的“預言”在2019年應驗了。而2020年由於疫情全球大流行這個“外部性”因素所催動，包括中美關係在內的世界，蒙上了陰影——世界，真的搖晃了。
儘管在漢語中，危機可以理解為危險和機遇並存，但如今的時局卻透露著這樣的“味道”：危機的雙重含義對於陷入危機的世界而言已經消失了，僅僅剩下了危險。
不管怎樣，“今天，危機和衰退中需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團結，而不是拆散自己。通過貿易和資本流動實現的全球化及跨境關聯讓我們別無選擇。”
雖然在疫情之下，世界的“關係”開始緊繃，並且出現了持續性的推諉指責的情況，進而因此產生相反的結果，但時局越是如此，越需要各國領導人一同要加速形成這樣的“共識”：
現在正是失衡的世界開始挑起全球再平衡重擔的時候。儘管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但是陷入危機的世界的確已經無力延續不穩定的狀態，人們必須做出新的選擇。 2
從本世紀初開始，美國就已經視中國為其主要的經濟敵人，認為中國威脅了中產階層工人的生計並且違反了全球貿易的法則和原則。但同時，美國誤讀了所謂的“中國模式”以及“中國優勢”——在此之前，水哥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全球最糟經濟衰退來了，中國為什麼離不開世界？！》（可點擊閱讀）：在這篇文章裡水哥專門談及了中國取得經濟發展成就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依仗價值鏈低端的成本優勢，並非是價值鏈的中高端優勢——換句話說，轉型中的中國經濟在本質上仍然非常脆弱，一直處於結構性的調整之中。
同時，美國似乎也不甚瞭解中國在數十年的時間裡所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一直堅持改革開放的結果——不僅僅是所有制的突破，也包括了土地財政以及信息化的發展。但中國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小心謹慎地權衡著社會的穩定，步步為營。很顯然，中國是漸進性的發展。這種發展即使在經濟方面，其實也是小心翼翼的。
於是，中國被當成導致美國中產階層陷入困境的替罪羊——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對日本的抨擊，也是如出一轍——這些年，美國不僅在貿易上面臨著多邊失衡的局面，而且也深受貿易赤字和國內情緒之不可承受之重。
尤其是最近幾年，雙方在共同面臨貿易摩擦考驗的同時，又遭受著日益高漲的民族情緒和民粹主義的影響，而結構失衡、環境退化、貧富懸殊以及彼此的政治訴求等，都使得雙方越來越不合拍。但責任到底在誰呢？老百姓有句俗話：“一個巴掌拍不響。”
更層次的原因在於全球化——全球化並非一帆風順，所謂的“雙贏”其實也只是一時的“均衡”。這方面，水哥到時會專門發佈一篇深度文章《世界的雜交、矛盾與反目：從全球化倒退回本土化》。說實在的，全球勞動力套利的時代已經徹底結束了，全球保護主義浪潮重新歸來。
早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就已經讓中美關係處於了一種敏感的時期。當時，按照羅奇的說法是，兩臺世界的引擎開始減速，適逢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全球經濟因此烏雲密佈。“這對中美兩國以及兩國間的雙邊關係都構成了巨大的挑戰。希望仍然存在，但有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即中國和美國都必須齊心協力尋找共同的解決方案。然而如果兩國陷入不和，那麼它們將兩敗俱傷，並對飽受危機肆虐的其他經濟體造成嚴重影響。”
只不過，羅奇沒有預料到的是，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相比，2020年的整個世界的危機才更是驚濤駭浪般的，形勢之嚴峻時局之複雜，甚至都遠超上個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
“賭注是巨大的，錯了就沒有翻身的餘地。”
但指望中美之間依舊會有共生關係嗎？換句話說，上個世紀的中美之間的“蜜月期”是否能倒轉回來？
中美關係，覆水難收。
3
中美兩國正式建立外交正常化關係，是發生在卡特任職美國總統的時期。當時的美國上下，之所以願意並努力推進兩國的外交關係正常化，一個核心的原因就在於卡特在其回憶錄裡《忠於信仰》裡所說的，雙方有著共同的利益——聯手遏制蘇聯的霸權主義。
雖然美國曾一心一意地支持蔣介石部隊，但時間一年年過去，連臺灣地區的人也越來越清楚蔣介石永遠不能“解放”大陸了。包括卡特總統在內的美國人有著共識：中國人口幾乎佔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它將持久地存在下去並在國際事務中起重要的戰略作用，這已經是顯而易見的了。“美國不能永遠無法正視現實。”卡特如此直言不諱。
在其回憶錄裡，卡特說：“七十年代初期，大陸中國對於他們同我們沒有建立關係的問題比較關心了。它同蘇聯的聯盟已經名存實亡。這兩個共產黨國家一九六九年在它們的邊界上發生了武裝衝突。中國人想結束自己的孤立狀態，向美國作出了表示，最後的結果是理查德尼克松總統於一九七二年訪問了中國，在上海同周恩來總理發表了一項聯合公報，承認只有一箇中國。美國這一行動的言外之意是，一旦同大陸建立正式關係，就不能繼續同臺灣保持外交關係了。上海公報還說，美國駐臺灣的軍隊可以隨著緊張關係的緩和而減少，到中國人之間的分歧得到最後解決的時候，我們的軍事力量將全部撤離。”
卡特的這番話非常值得推敲。一個是中國遠離蘇聯，而是與美國建立聯盟，從而結束自己被孤立的狀態。另一個是很期待中國人之間的分歧得到最後的解決。
這表明，當時的中國，正處於蘇聯的霸權危險和陰影下，一度被孤立。而美國同樣警惕蘇聯的霸權主義。在這樣的大歷史時局下，兩國關係正常化成為歷史的必然。
同時，當時的美國人同時認為，與中國交朋友還有一些更有意思的潛在的益處，正如卡特回憶錄中寫道：“其中之一是中國能夠悄悄地左右一些第三世界國家，而我們同這些國家交往是很困難的。大多數革命政府不會自然而然地轉向美國，而蘇聯人有時候可以毫無障礙地同它們建立新關係——主要是通過它們出售武器。中國在一些發展中國家信譽很高；我們認為，同中國合作是促進美國同這些國家之間的和平和了解的一種手段。”
這個時候的蘇聯，一刻也不消停。它和古巴在埃塞俄比亞大插其手。同時，在蘇聯的縱容與慫恿下，越南和中國的關係也在惡化。種種的國際政治局勢，讓中國對於改善同美國之間的關係的興趣也在快速提升。而美國也是相當積極地推進著。
卡特在1978年12月24日的日記裡這樣寫道：“對同中國建立的興奮情緒越來越高漲——不論我們能不能保住秘密。我們已決定明天一早通知蘇聯人、臺灣、日本和我們的主要歐洲盟國。那時，我們政府裡將已有一百多人知道這件事了。”哪件事？即中美建交聯合公報的發佈。
對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最不高興的國家果不其然就是蘇聯。卡特回憶說，蘇聯領導人雖然在公開場合繼續故作鎮靜，但是不久就開始在給卡特和世界其他國家領導人的緊急信件中改變了調子。
“二十七日我收到勃列日涅夫一封非常令人不高興的信，信件表明他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幾乎有一種偏執狂。他在信中要求我不讓我們的西方盟國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售任何防禦性武器。我們要拖幾天再答覆他......”
卡特說，凡是可能考慮向中國人出售武器的國家，蘇聯都給它的領導人寫了威脅性的信。過了兩個星期，卡特通知勃列日涅夫說美國的政策是既不向中國也不向蘇聯出售武器，但是美國不會試圖去影響別的主權國家在向中國人出售武器問題上的政策。當時，英國和法國都正在和中國談判這類的交易。
除此之外，卡特說，美國同時考慮的一個比較直接的問題就是貿易。他和他領導的美國，打算給予中國以貿易最惠國的待遇。
“鄧給我留下了好印象。他身材矮小，性格堅強、有才智、坦率、勇敢、氣宇不凡、自信、友好。同他談判是一種樂趣……”卡特在1979年1月29日的日記裡這樣寫道。
在經過前期一系列的溝通商談，以及中美兩國就關係正常化達成共識後，兩個國家的領導人親切握手，歷史性的會晤。在會晤中，卡特說，使美國在世界事務中保持強大和有益的影響是美國總統的職責。美國同情全世界人民想改善生活、更多地參與政治、擺脫本國政府的迫害和不受任何外部強國控制的日益強烈的願望。
“我們還認為，諸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樣一些國家的影響越來越大是一個積極的發展，我們相信同這些國家建立良好關係有利於保護我們今後的安全。”
對於卡特上述的說法，鄧小平在會晤中談了他認為重要的問題，指出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多少共同的利益。鄧小平認為，美國在遏制蘇聯人方面做的還不夠，有必要聯合起來反對霸權。
就在這次會晤中，卡特說鄧小平談到了越南，說越南是東方的古巴，有著五千萬人口和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而越南和蘇聯正打算建立一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如果成功，對世界上的這個的確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鄧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想打仗。中國人需要很長的和平時期來實現全面的現代化。”卡特在1979年1月29日的日記裡如此寫道。
最後，雙方達成了這樣的共識：“如果我們兩國聯合起來對付蘇聯，那將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只會進一步孤立蘇聯人。我說，最好是實行這樣的政策，就是在他們採取建設性態度時同他們合作，在他們不採取建設性態度時同他們競爭。”
請注意卡特的這句話：在他們採取建設性態度時同他們合作，在他們不採取建設性態度時同他們競爭。
此後，里根擊敗卡特，成為了美國新的總統。這位演員出身的新美國總統，與此前的總統涇渭分明——他不僅堅定的反共，而且常常是“劍走偏鋒”，不走“尋常路”——現在的美國總統特朗普是不是也是如此？！
也正是從這個時期——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的里根與英國的撒切爾夫人，一起開創了世界的新自由主義的浪潮。同時，全球化也隨之開始了。然後，世界上出現了一種力量，名字叫“中國力量”。
4
與此同時，曾不可一世的蘇聯帝國，最終解體了。這的確肇始於里根時期的各種戰略和政策——
里根就是蘇聯的“黑天鵝”。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見多識廣，對美國政客的評論有獨到之處。基辛格在其《大外交》(Diplomacy)一書中曾多次提到里根，其中有這樣一段話：“里根的表現令人咋舌，無懈可擊。就學術界觀察家而言，則幾乎是不可理解。里根對歷史幾乎一無所知，而他所知道的一小部分，也被他東挪西借，支持他堅定的偏見。他把聖經中提到的善惡大決鬥，認為是對當今世界的預言。他所愛引用的許多歷史軼事，跟常人所知的事實完全不符合……當你和里根談話時，有時會想到：為什麼有人認為他應該當州長，甚至是總統。但是，身為歷史學家，必須說明的是，這樣一位才智平庸的人何以能主宰加州八年，之後又主宰白宮政務。”
里根的歷史、國際政治知識確實不敢恭維，而他又喜歡借題發揮。在其他人所寫的書中多也有這方面的評論。一位里根的高參曾說，每到接見外國領導人或在國際場合，隨從們都替他捏一把汗，唯恐他冒出什麼“驚人之語”而不可收拾。也有人說，所謂的“星球大戰”計劃，就是這位好萊塢出身的總統憑著豐富的想象力發揮出來的。
但無論怎樣，備受稱道的“里根經濟學”也是美國學者長久以來爭論的焦點。在任期間，里根推行“經濟復興計劃”，主張縮減政府規模和權力，減少稅收，降低通貨膨脹率和削減社會福利。他的經濟理念被共和黨奉為經典。而他與蘇聯等社會主義陣營大打”冷戰“，最終蘇聯解體，東歐社會主義陣營消解，
里根被美國“成功扳倒邪惡帝國”的英雄……而當時的中國，正處於韜光養晦的時期，並在此後不久順利的加入了世貿組織，充分發揮了“比較優勢”，抓住了全球勞動力套利的最黃金時代的機遇，最終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有正必有反，一方面中國因為所取得的偉大成就而開始有了“中國優勢論”，另一方面美國因為最終“擺平”了力敵蘇聯帝國後自然將中國這個晉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國家視為新的“對手”，不僅是經濟意義上的，同時也是意識形態上的。
尤其是當世貿組織名存實亡，全球貿易在本世紀第二個十年開始前後處於持續摩擦、震盪以及世界政治與經濟形勢再次波雲詭秘的時候，中國如何化解、應對與進取，的確既是機遇也是挑戰——中美兩國無論是在新共同利益上，還是新的圍繞世界政治與經濟事務上的“競合”，都需要達成新的共識——儘管這種共識的達成一定是非常艱難和曲折不斷的，同時，正如卡特所說，同樣“美國不能不正視現實”：中國的力量。
而對於中國來說，如何讓美國“心安理得”，也的確是個不小的挑戰。尤其是，一個里根，一個特朗普，前者將蘇聯視為其任上的頭號敵人不遺餘力，而後者是否將中國視為其任上的頭號敵人並不遺餘力呢？……
歷史說明，遏制蘇聯霸權曾是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而美國人同時認為，與中國交朋友還有一些更有意思的潛在的益處。如今，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又是什麼？
這是個大問題。尤其是彼此陷入了囚徒困境：為什麼中美合作會那麼難？！（可點擊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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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伊始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成了世界撕裂與中美鴻溝的加速器，全球的“孤島”模式再現，世界經濟正在人們眼前崩潰。
在《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將現在發生的事情稱為“大封鎖”(Great Lockdown)。馬丁·沃爾夫在FT中文網上撰文稱，他更喜歡“大關閉”(Great Shutdown)一詞：它突顯出這樣一個現實，即哪怕政策制定者沒有實施封鎖，全球經濟同樣會崩潰，而且在封鎖結束後可能還會繼續崩潰。
然而，正如沃爾夫所說，不管我們怎麼稱呼它，有一點很清楚：這是二戰以來世界面臨的最大危機，也是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大的經濟災難。這一時刻到來的時候，世界各大國間正處於分歧之中，政府最高層的無能到了極為可怕的地步。眼下這一切終會過去，但之後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子？
目前，無論中美，都不好受，僅僅在經濟方面，都遭遇了重挫。而美國正在發生的人道主義危機，也讓局勢走向變得灰暗。與此同時，美國對中國的“指責”也引發了新的“對抗”。沃爾夫撰文認為，
“負和”(negative-sum)的經濟民族主義驅動著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整個任期，甚至在歐盟內部冒頭。這種思想非常危險。我們需要貿易自由流動，尤其是（但不只是）要讓醫療設備和物資供應自由流動。如果全球經濟像“大蕭條”之後那樣四分五裂，那麼復甦將非常艱難、乃至毫無可能。新冠病毒已經成為人類的共同敵人，整個世界的民族和國家都在“戰鬥”，這儼然是第三次世界大戰了。而這次大戰的勝利與否即人類能否戰勝病毒以及渡過堪比大蕭條的苦難日子，中美關係的確是“牽一髮而動全身”。（在世界時局方面，水哥此前已經寫過多篇文章，可以在水哥的自媒體上關注搜索——合適的時候會推出《搖晃的世界30講》思想夥伴營，敬請留意關注。）
“我們必須記住，在大流行病中，沒有一個國家是一座孤島。我們不知道未來會怎樣。但我們確實知道應該做些什麼來改變它。”除了合作，別無他法。
世界能否“去中國化”？！（可點擊閱讀）
全球最糟經濟衰退來了，中國為什麼離不開世界？！（可點擊閱讀）
2020年，“黑天鵝”頻出，不僅僅是新冠肺炎疫情，還有世界的領導人們是否“人道的選擇”以及新的地緣政治的“山崩地裂的變化”...此外，還有諸如此類的問題：世界向左，還是向右？（可點擊閱讀）......全球化，已經既是終結，也是開端——請留意關注水哥的另一篇深度文章《從全球化倒退回本土化：世界的雜交、矛盾與反目》——不要指望中美共生關係，世界曾經的繁華哪怕是“面和心不和”都已成了過眼煙雲和昨日黃花，彼此都不再“心安理得”；為今之計，重啟之時，考驗人道主義和世界主義的時候到了。
本文重點參考資料有《忠於信仰》（原美國總統卡特回憶錄）、《未來亞洲》（羅奇 著）以及《跨國資本時代的後殖民批評》（阿里夫.德里克 著）等。特此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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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韋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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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肅閱讀，讀懂中國Make A China Again
一個可能不討好人的公號這裡只與常識和讀知有關
韋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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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新國企論、未來國企分化論
所著《大國企》、《誰人不識寧高寧》等書引發熱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