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前：美國著名媒體紐約時報發表長文，分析在美國疫情之下，美國例外論的神話是否已經破產。
政治家們讚美它，學者們爭論它。過去十年來，它遭受到了極大打擊。此次疫情是否會終結美國這個金字招牌嗎？
“這事不可能發生在這裡”是美國文化中經久不衰的口頭禪。它反映了這樣一種觀念——不管是諷刺的還是真心實意的——即美國有一種特殊的命運，與塑造世界其他國家的力量區別開來。
現在，隨著一場毀滅性的全球大流行病同樣在美國肆虐，大部分美國人都在問：一個自認為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強大、科學最先進的國家，怎麼會、為什麼會在確診病例和死亡人數上冠絕全球？
這意味著什麼？
這不但引發了關於衛生政策、不平等和黨派政治激烈爭論，還延伸到了歷史、價值觀和美國的國家認同。對一些人來說，這場危機的嚴重程度——以及政府對已經被警告了幾個月的危險所做出的緩慢、脫節的反應——也顛覆了他們對美國的看法，即使沒有徹底推翻美國例外論，也嚴重破壞了這一早就支離破碎的理念。
"我的看法是，我們本來應該有能力處理好這次疫情的，就像直接結束全場比賽的全壘打一樣。因為這裡是美國，我們對自己的評價很高，"66歲的克林頓·傑克遜說。他是卡特彼勒公司在伊利諾伊州迪凱特的一名退休工人。
他說，政府的準備不足 "令人尷尬”，然後他從美國曆史上的英雄故事裡找到一個比喻。
"這次我們沒有保羅·裡維爾來給我們報信說英國人要來了，"他說，"我們得到的消息是，'別擔心，已經控制住了'"。
注：1775年4月18日下午，銀匠保羅·裡維爾得到了殖民地的英國軍隊準備進攻的消息，當天晚上騎馬警告了列剋星敦沿線所有的村鎮。得到消息的民兵首領們做好了戰鬥準備，擊退了英國軍隊。這場戰鬥引發了美國獨立戰爭。
人們對此次疫情的反應大相徑庭，並受到黨派、年齡和其他方面分歧的強烈影響。但在對三十多位歷史學家、作家和美國各界人士的採訪中，他們都表達了自己在調和這場危機與國家自我形象時的掙扎。
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家、《擺脫恐懼的自由：大蕭條與戰爭中的美國人民》一書的作者戴維·肯尼迪說，
這些事件暴露了政府公共部門已經”餓“的多慘，但他也想知道，這場疫情的範圍和發展速度是否與美國曆史上的任何災難都無法簡單地相提並論。"這次疫情就像一場暴風雨從東海岸到西海岸襲擊了整個國家，"他說。"從速度和時間來看，它屬於史無前例的災難範疇。"
儘管如此，美國人還是有辦法從歷史中找到安慰，讓那些可怕的、混亂的事件中看起來能有個大致清晰的輪廓。自疫情爆發以來，美國領導人一直在用珍珠港事件以及911事件來和疫情作比較。
這兩個事情，既有令人震驚的突然性，同時也讓美國人相信，他們祖國的歷史是由一系列挑戰構成的，而這些挑戰最終讓美國變得更強大、更美好、更團結。
這樣的類比也強調了美國人的特殊性—— 正如911事件後的老生常談，我們受到攻擊因為“我們是美國人"。但是，新冠病毒的攻擊卻打破了這種自我吹捧的說法。對一些人來說，新冠疫情非但沒有肯定我們的獨特性，反而揭示了我們與世界其他國家有如此之多的共同之處，即使這有時令人不爽。
自從危機開始後，俄裔美國記者瑪莎·蓋森就經常與在莫斯科的朋友們進行視頻通話。她說，讓她印象深刻的是，疫情以來他和祖國的朋友們所經歷的事情都很相似，首當其衝的就是 "我們要自生自滅了"。
"在美國我們有這些基礎設施，在緊要關頭，我們認為它們就會以應有的方式發揮作用。"她說，"但在俄羅斯，我們一直知道它們靠不住。"
蓋森認為，甚至把美國說成危機的 "中心"也反映了一種錯誤的思維判斷，畢竟在許多其他國家，包括西歐的一些國家，人均死亡率比美國更高。
她說:“只是這次我們從另一方面意識到，在全球性事件中美國人和其他國家的人一樣脆弱，而且有時美國人脆弱程度更甚“。
美國例外論是一種模糊而持久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630年約翰·溫思羅普的著名佈道。
他在佈道中警告他的馬薩諸塞灣殖民者同胞，他們的殖民地將是一個“山巔之城”，且他們的成敗將受到世界矚目。
注：約翰·溫思羅普，英國殖民者，馬薩諸塞灣殖民地總督。1629年領導該組織建立波士頓殖民地。12次被選為總督。幫助建立神權政治結構，反對宗教政策或政府政策自由化，也反對外來移民定居。約翰·溫思羅普以他著名的佈道辭“山巔之城”（真正的標題是“基督徒慈善的典範”）而著稱。如果他來管理當下的美國，可能特朗普連生在美國的機會都沒有，除了清教之外的信仰都要趕跑的，原住民也要幹掉的。
對於20世紀中期提出這個概念的學者來說，美國例外論指的是，在西方富裕國家中，只有美國從未有過工人階級政黨，也沒有像大多數歐洲國家那樣建立起福利國家和社會保障安全網。
在冷戰期間，它被強化為堅信美國自由市場民主的優越性，這一信念通過將美國的力量投射到世界各地來得以維護。
長期以來，美國例外論在左派批評家中一直名聲不佳。但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自2011年以來，同意 "美國高於其他國家 "的美國人的比例也在穩步下滑。與此同時，美國在一些其他國家心目中的形象也一落千丈。
35歲的馬修·麥吉爾是一名來自皇后區的退伍軍人，曾在伊拉克服役。他認為美國政府應對冠狀病毒疫情的混亂局面會進一步損害國家的地位。
"我們在很多方面都是第一。但這次在新冠病毒確診患者人數上我們也成了世界第一，那是因為我們沒有聽取意見，"他說。"我認為世界會以不同的眼光看待我們。"
在一些人看來，這場疫情揭示了美國後911時代國土安全政策的失敗，因為其更強調的是外部威脅和軍事解決方案。
歷史學家、《幻想時代：美國如何浪費了冷戰的勝利》一書的作者安德魯·巴塞維奇說："我們建立了一個國家安全機器，結果發現它與那些真正能威脅到我們的事情毫不相關"。
小說家朱姆巴·拉希裡說，這場疫情突出了美國的一個很正面特徵，即對新移民的開放。這一點從大量移民和移民子女作為醫護人員和科學家工作在抗疫第一線就可以看出。
注：這話說在特朗普剛剛宣佈60天不發放綠卡的時候，也夠諷刺的。
但她對為什麼疫情 "發生在我們身上 "的假設提出質疑："如果你在西班牙、在意大利、在德國、在印度長大，而你還沒有從歷史的打擊中吸取教訓，"她說，"你就是一個天真無知的人。"
"當世界走出這場危機時，"她補充說，"重新思考為什麼這種事情會發生在我們身上，而不是他們身上，這是真正的危險。"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到底是誰？這場危機加劇了關於不平等的討論，特別是一些州的數據顯示，非裔和西班牙裔美國人佔死亡人數的比例過高。
社會學家、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主席阿隆德拉·尼爾森說，成千上萬輛汽車在食品銀行外排隊的場景，已經扯下了美國 "中產階級意識形態 "的遮羞布。
"學者們知道，在美國有太多人必須拿到薪水支票，才能讓自己的生活遠離危機，現在我們親眼看到了，"她說，"我們不能再談什麼堅實的中產階級了。"
"這是一場不完美的風暴，將不平等的方方面面，收入、教育、種族、財富，一股腦地都丟給人們，"她說。
傳染性疾病以及與之作鬥爭所必需的集體性應對措施，可能會與美國人頑強的個人主義神話背道而馳。這也是一個在美國的歷史敘述中往往很少被關注的主題。
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天花肆虐，造成了毀滅性的後果。天花的爆發在決定了戰爭進程的同時，也奪去了五倍於此的生命(尤其是美洲原住民，他們從歐洲人剛到美洲的那一刻起就被外來疾病所困擾)。
即使是最具有破壞性的疫情，也往往會被人遺忘。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在全球範圍內奪走了約5000萬至1億人的生命，在美國奪去了近70萬人的生命(當時的地理隔離程度遠比今天要高得多)。
但在教科書中，這些災難往往只被一筆帶過，被歸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大背景中——一戰可以被看作是美國世紀的開端，當時美國正走出孤立狀態，開始稱霸全球。
疾病的爆發有時會引發大規模的集體動員。醫學歷史學家戴維·奧辛斯基指出，在1954年喬納斯·索爾克的小兒麻痺症疫苗試驗中，有100多萬名兒童的父母排著隊參加。這是一項私人的、自發的嘗試，聯邦政府在其中幾乎沒有扮演任何角色。
而當下的危機則帶來了社區互助的熱潮。一些受訪者表示，相信美國人會互相照顧。"在這裡，我們一直為自己是美國人而感到自豪，"76歲的瑪莎·克拉克是密蘇里州聖約瑟夫市的一名退休市政員工，現在在那裡經營著一個農貿市場。
"學校的圍牆上有標語牌，上面寫著我們心連心，我們自豪地共同面對，我們在一起，等等這樣的話。"
但其他人則認為，這場危機是一種剝削制度的產物，結果是讓每個人都自生自滅。
22歲的伊內亞·麥凱是皇后區的一名專業支援人員，負責服務老年患者。她說，她起初以為新冠病毒會像豬流感一樣，很快就會得到控制。但恐慌性購物、物資短缺和不協調的政治應對，只能證實了她的信念：美國的資本主義是個騙局。
"其實我從來就沒有對這個國家有信心，"她說。
俄克拉荷馬大學的歷史學家威爾弗雷德·麥克萊表示懷疑，不應過早地將美國曆史的意義進行審判。他是新教科書《希望之地：偉大美國故事的邀請》的作者，此書意在以保守主義角度對霍華德·津恩等左翼作家進行回擊。
他說，美國的獨特之處在於對中央集權的不信任，以及存在許多不同層面的政治組織。他認為，現在說美國已經失敗還為時過早。
"由此產生的多元主義可能是混亂的，就像我們現在看到的那樣，州長和地方官員爭吵不休。但幸好有了這種混亂和爭吵，才能讓地方官員對我們負責，對我們的要求做出回應，”他說。
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家肯尼迪表示，他希望人們對美國的獨特之處有一個重新校準的觀念，即便這不一定是美國的優越性。
他表示："在過去40年裡，在這個國家，我們一直被羅納德·里根在第一次就職典禮上傳遞的信息所迷惑，那就是政府是問題，而不是解決方案。但曾幾何時，你問美國人最引以為傲的是什麼，他們會說是他們的政府。"
"看看葛底斯堡演說的最後一句話吧，"他說，"林肯認為什麼正處在危險之中？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這就是我們與眾不同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