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學研究範式轉變下的王氏家族研究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史學研究出現了新的動態，這主要表現為：
（一）研究主題的轉換。即由以傳統的政治、經濟、軍事事件為中心逐漸嬗變到以大文化傳統研究為中心，純粹事件史考察的地位急劇下降，與之伴隨而至的是社會史、文化史、風俗史地位迅速提高，並開始把持史學研究領域中的話語主權。這種文化景觀所帶來的是，專題研究取代通史或斷代史研究成為史學研究的基本趨勢；微觀考察取代宏大敘事成為史學工作者認同的追求宗旨；定量剖析取代定性論述成為史界崇尚的價值取向，張國剛教授曾稱之為“史風流轉”（參見《“史”風流轉“中國斷代史系列”書後》，《博覽群書》，2003年第10期）。在這種背景下，研究琅邪王氏家族文化傳統，無疑合乎當今史學研究主題轉換的潮流，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說的是屬於“預流”。
（二）研究範式的變化。除了研究主題轉換使家族史研究進入史學研究主流之外，研究範式的變化更為家族史研究的深化創造了極有利的條件。所謂研究範式的變化，最突出的標誌就是歷史詮釋學全面取代長期盛行的歷史敘述學。用通俗的話說，歷史敘述學的功能與特點是說明歷史事實“是什麼”；而歷史詮釋學的功能與特點則是解答歷史事實“為什麼”。在這種背景下，歷史研究的宗旨便由“資鑑”一變為“求真實證”，再變為“反思觀照”，即從“事件的歷史”先後進入“勢態的歷史”與“結構的歷史”。這與西方史學的進程是相一致的，即由古希臘到馬基雅維利時代的資鑑史學到以蘭克學派為代表的敘事史學，再到以年鑑為代表的結構——功能史學。這就突破了舊史學政治史的範圍，擴大了史學研究的空間。史學研究宗旨的改變，加速了史學研究範式的創新與豐富。為滿足歷史詮釋的需要，新的研究範式迅速崛起，具體表現為心態史學、計量史學等方法的紛紛確立，使史學研究方式呈現百花齊放、異彩紛呈的局面，單純的理念推導或史料考訂漸被邊緣化，實證主義與思想詮釋有機結合的研究方式越來越佔據主流。
如果將琅邪王氏家族的研究置放在這個時代氛圍中考察，我們也許能對問題的性質以及演變的可能趨勢有清醒的認識：研究範式的改變，其實為課題本身取得新的突破、新的進展提供了重要契機；同時也提醒我們，家族史研究在繼續注重人物個案考察、譜牒世系梳理等大量基礎性工作外，重點應放在考察家族的文化傳統，並以揭示家族文化傳統與當時社會政治文化之互動關係為中心。換言之，家族史的研究也必須具有現代意識，做到與時俱進，而有關琅邪王氏家族文化傳統的研究與總結，正是這方面具有指標意義的工作。
我們這麼說，是有合理的依據的。因為對琅邪王氏家族史的研究，在中國古代家族史研究中具有典型的意義，也具有重大的史學研究自身價值。這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琅邪王氏家族是當之無愧的中國歷史上第一豪門、第一豪族。兩晉、宋、齊、梁、陳三百餘年間，王氏家族十餘代人，始終活躍在當時的社會政治舞臺上，簪纓相繼，風流不絕。據臺灣學者毛漢光先生在其著作《兩晉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中的統計，該時期共有五品以上的官吏1771人（包括出仕二朝者），王氏家族多達161人，其中官至一品者有15人，這數量遠遠超過其他豪族，諸如謝氏（五品以上70人，一品4人），袁氏（五品以上35人，一品2人），庾氏（五品以上33人，一品2人）者。而在與皇室聯姻方面王氏也較其他家族佔有絕對的優勢，如為皇后者，王氏為8人，謝氏為1人，袁氏為1人，庾氏為2人；尚公主者，王氏多達13人，謝氏3人，袁氏1人，庾氏0人。無怪乎梁代著名的歷史學家與文學家沈約要感慨地說：“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南史·王曇首傳》）。
兩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門閥政治的高峰階段，王氏家族在這一時期成為第一門閥，其實也就意味著它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門閥，事實也正是這樣，在中國歷史上，“有的家族的族譜續寫得可能比王氏還長，但卻沒有王氏的權位那麼高；有的家族的權勢可能一時比王氏還要大，但卻沒有王氏蟬聯得那麼久”（蕭華榮：《簪纓世家：兩晉南朝琅邪王氏傳奇》，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第13頁）。由於琅邪王氏家族是中國古代家族中的第一家族，那麼對它進行研究，尤其是考察其文化傳統，毫無疑義具有了典範的意義，成為了最合適的對象。
第二，在某種意義上說，琅邪王氏家族的歷史是整個兩晉南北朝歷史演變的一個縮影，它的榮辱興衰與當時的歷史發展趨勢、社會政治特徵同步一致，休慼相關。因此，對王氏家族的研究，本身就能極大地深化我們對有關兩晉南北朝歷史及其特點的認識。
在兩晉南北朝，中國古代社會門閥政治經歷了興起、極盛、中衰乃至式微的整個嬗遞過程，琅邪王氏家族的興衰榮辱與此息息相關，可謂具體的註腳。門閥政治孕育萌芽於西晉末年，王氏家族即參與其中，具體表現為王戎、王衍等人投身於當時的政治活動，為身系西晉興亡的關鍵政治人物，換言之，王與馬的結合，反映豪族勢力與封建皇權的初步結合、榮辱與共。東晉是門閥政治的全盛時期，這突出體現為門閥勢力對當時政治生活的主導作用，封建皇權依賴門閥的支持與合作得以實施自己的統治。在這個過程中，王氏家族作為政治舞臺上的主角，一直髮揮著不可低估的影響。當然，在東晉的不同時期，王氏家族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是有所不同的，即由東晉開國時的“王與馬，共天下”，到王敦起兵時的“王與馬，爭天下”，再到王導之後的“王助馬，治天下”。但儘管有這些差異，王氏家族與謝氏家族等其他門閥一起，構成當時社會政治生活之核心的事實乃是毋庸置疑的。
進入南朝後，政治形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武人憑藉軍功奪取政權後，寒族勢力迅速崛起，門閥貴族雖然依然享有崇高的社會地位，但政治實權卻已基本失落，而轉移入庶族寒人的手中。換言之，當時政治的特點，是門閥政治光環籠罩下的寒族統治機制，門閥政治開始步入中衰。在這種情況下，王氏家族也不再真正擁有在東晉時期的政治風光，更多的是成為了當時社會政治生活中的點綴，只是做“將一家物與一家”歷史鬧劇的見證人而已，所謂“二王持平，不送不迎”，恰如其分揭示了王氏家族在政治格局中所扮演的角色，也透露了南朝政治演變的趨勢與特徵。至於門閥政治式微，同樣是由琅邪王氏家族的沉浮所反映的。即隨著隋朝大軍渡江南下，統一全國，東晉南朝作為獨立的歷史單元宣告終結，門閥制度的象徵者——琅邪王氏家族也湮沒無聞，應驗了當年郭璞的預言：“淮水絕，王氏滅。”（《晉書·王導傳》）由此可見，王氏家族身上濃縮了兩晉南北朝的歷史風雲，對王氏家族興衰榮辱現象的總結和規律的揭示，實際上就是從一個重要的側面理解和掌握了兩晉南北朝史嬗遞脈絡與時代精神。
第三，琅邪王氏家族擁有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這種積澱深厚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著兩晉南北朝的文化成就。因此值得我們在今天予以高度的重視和深入的總結。
在今天看來，王氏家族領導風騷數百年，不僅僅是其政治地位與影響力的顯赫巨大，更重要的是它作為一種家族文化，個性鮮明，內涵豐富、地位突出，屬於古代文化上的“克里斯瑪”，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
這從王祥的“孝友”文化，到王戎、王衍、王導的名士風度（屬“竹林”、“中土”、“渡江”三個名士範疇），到王彪之的“青箱學”，加上王敦、王羲之、王珣、王弘、王儉、王肅等各有特色的王氏人物，都反映著這麼一個事實：王氏家族文化的內涵既非常豐富，又特色鮮明；它們是個性鮮明的文化象徵，成為兩晉南北朝各期主導文化精神的體現者。在其身上，體現了家族文化主體性與多樣性的有機統一，體現了家族文化傳統與國家文化傳統的互為補充、彼此滲透。所以，研究琅邪王氏家族合乎家族史研究應該以文化研究為中心的基本要求，也可以為我們考察中國古代文化提供一個特殊的視野。而這恰恰是與當前史學研究主題的變換範式的更新趨勢相適應的。
二、琅邪王氏家族文化傳統的主導特徵
兩晉南北朝時期，門閥世族是當時文化的主要傳承者與創造者，作為門閥世族的旗幟和領袖，琅邪王氏家族對於文化的建樹乃是全方位、多層次的，曾為中國古代文明的繼承和發展做出了特殊的貢獻。而它自身也在這個文化建設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屬於自己的文化傳統，呈現出鮮明的個性風采。
過去我們對王氏世家子弟的認識多有片面偏頗之處，認為他們多是依靠門閥的背景，才得以“平流進取，坐至公卿”的，所以給他們扣上浮華虛誇、酒囊飯袋的帽子。其實這對王氏家族來說既不合事實，也不夠公平。王氏子弟之中固然不乏庸庸碌碌之輩，但是從總體上看，他們大多是當時的文化精英，在中古社會生活中有多重的建樹。
這種貢獻體現在政治、軍事、文化等各個領域。概略地說，在政治建樹方面，有以“鎮之以靜，群情自安”為宗旨，開創東晉半壁山河，穩定南方統治秩序的王導；在武略方面，有鎮守長江中游，以武力輔佐東晉順利開國的王敦（他日後舉兵犯闕固然讓人非議，但不能由此而抹煞其在東晉開國時所起的作用）。
與政治事功相比，王氏家族在文化上的建樹更是突出，影響亦更為深遠。這包括在文學藝術領域，有以王珣、王羲之、王獻之等人為代表的書法造詣，以王儉、王筠、王規等人為代表的詩賦創作。在儒學的理論建設與實踐活動中，湧現出了王弘、王彪之、王準之等禮學專家，將儒學基本原理與當時的政治現實有機結合起來，以致後人把“王氏青箱學”視作琅邪王氏家族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他們崇儒尚禮的努力，甚至影響著士林的風氣，如王儉汲汲於復興儒學，自己也曾撰有《喪服古今集記》、《喪服圖》、《禮答問》等著作（《隋書·經籍志》著錄王儉的著述為7種37卷），就使得當時的士人“並尚經學，儒教於此大興”(《南史·王儉傳》)。至於王肅在北魏輔佐孝文帝進行改革，推行漢化，更為促進中華民族的大融合，消弭漢民族與鮮卑等少數民族的畛域，從而為隋唐實現國家新的“大一統”做出了應有的貢獻。其他像王泰盡心專志於學，親手抄書2000多卷，王筠嗜學如命，勤奮上進，抄書一抄就是40餘年，抄錄《五經》多達四五遍，抄錄《周禮》、《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等各兩遍，其他子史著作也各抄多部，這充分表明，王氏子弟普遍具備深厚的學養，他們能夠標領風騷，世代不衰也確實事出有因，與那些坐吃山空、滿腦袋糨糊的浮華子弟不可同日而語。
王氏家族在300餘年的傳承發展過程中，漸漸形成了自己的家族文化傳統。這一傳統當然也是多元豐富的，不可能是一個形態、一種風格，所謂“深山大澤，有龍有蛇”（《晉書·王導傳》）。如王氏家族內部，王導一支的文化特點是玄禮雙修、善於權變；王胡之的一支傾向於老莊的曠達放任、自由超越；王彪之的一支傾向於禮儀法度。他們之間就有不少的差異。但是，王氏家族作為一個整體，還是有其主導的價值取向與文化特徵的，它就像一根紅線，貫穿於琅邪王氏家族的歷史，使王氏家族呈示出不同於當時其他豪門大族的文化品格。王氏家族的主導文化特徵，概括地說，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兼容學術，博採眾長
戰國中晚期起，學術思想出現了整合與融會的嶄新氣象。這在儒家，是出現了汲取法家學說而集儒學之大成的荀子；在法家，是出現了引入君主南面之術等道家要義，並充分汲取儒家“綱常名理”原則、墨家“尚同”思想，綜合前期法家法、術、勢三派之長的《韓非子》；在道家，是出現了立足於老子思想的主體性，同時兼容並取諸子百家之長的黃老學派；在兵家，是出現了體系完備、兵學政治倫理化傾向突出，以綜合貫通為顯著特色的《六韜》。至於以《呂氏春秋》為代表的雜家學派的形成，更標誌著諸子學兼容合流歷史趨勢的強化。
進入兩漢以後，這種思想學說的兼容綜合趨勢仍然在延續，而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得到進一步發展與深化。由統治者欽定的正統思想——董仲舒為代表的兩漢新儒學，同樣是思想整合、學術兼容背景下的產物。考察董仲舒的學說，我們可以看到，它已將道家的長處，“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陰陽家的長處，“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法家的長處，“信賞必罰，以輔禮制”；墨家的長處，“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統統吸收了過來，將它們與儒家固有的政治思想和哲學觀念相結合，建立起新的儒學形態。這樣，就使得董仲舒新儒學無論在理論框架的構建方面，還是在具體政治思想的設計方面，都呈現出宏大開闊的兼容並收的重要特色。
到了東漢末年乃至魏晉時期，思想整合、學術兼容的文化現象更因儒學正統地位的動搖、諸子百家之學復熾，而表現出十分強勁頭。當時比較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如崔寔、王符、仲長統、曹操、諸葛亮、王弼之輩，均是融儒、道、法諸家於自己思想體系於一爐的代表人物。例如王弼，“蓋世人多以玄學為老、莊之附庸，而忘其亦系儒學之蛻變。多知王弼好老，發揮道家之學，而少悉其固未嘗非聖離經。其生平為學，可謂純宗老氏，實則亦極重儒教。其解《老》雖精，然苦心創見，實不如注《易》之絕倫也”（湯用彤：《魏晉玄學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6頁）。正是因為這個緣故，陳壽《三國志·魏書·鍾會傳》稱王弼“好論儒道”。
琅邪王氏家族作為兩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化承荷者，其思想旨趣與文化品格自然要真實反映整個社會思潮的主導趨勢，體現出文化上的多元性與兼容性。一方面崇尚雅好曠達自由、風流倜儻，追求個性的自由，在政治上汲汲於無為而無不為的境界。這一點在王氏家族代表人物王導身上有著鮮明的體現。王導為政治學的基本特點是玄儒雙修，因此他積極追求無為而治，提倡清靜與寬惠，“鎮之以靜，群情自安”，“務存大綱，不拘細目”。換言之，老莊思想旨趣已深入他的內心世界，他的行為舉止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玉柄麈尾的清談名士，故《世說新語·文學篇》曾形象地形容了其神采：“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三理而已”。道家玄學的風貌可謂是呼之欲出。
另一方面，追求功名利祿，企冀在政治上有所建樹，入世精神強烈，這是琅邪王氏家族文化傳統的又一個顯著特徵，即所謂“雅好談玄，不廢事功”。同樣是那位王導，他在大力提倡“玄學三理”同時，也清醒地認識到儒學對於治國平天下的作用，所以他在建武元年（317年）主政中樞伊始，便上疏提議興辦太學，傳授儒學思想，其理由是：“夫風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正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彝倫攸敘，而有恥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晉書·王導傳》）。可見，正宗的儒家教化思想在王導身上也是根深蒂固的。王導之後的王氏家族主要成員，大多是玄儒雙修，既用釋老學說，安頓精神，蘊藉風流，揮麈清談撫慰心靈，徜徉山水體味玄理；也用儒家禮樂約束行為，建樹功名，弘揚教化，宣示禮義，從而維繫家族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這面對世事既不漠然無睹，又能自由超脫；既不過於執迷於權勢地位，又不言輕易放棄，真正做到儒、玄、釋三者兼融，進、退、處左右逢源，就如同王褒所總結的那樣，“吾始乎幼學，及於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釋之談，江左以來，斯業不墜，汝能修之，吾之志也”（《梁書·王褒傳》）。
（二）以禮為基，玄表儒裡
琅邪王氏家族以玄儒雙修，玄、儒、釋兼容為自己文化傳統固不爭的事實，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這種兼容並存是沒有終點，平衡對待的。真實的情況是，王氏家族在兼容學術、博採眾長過程中有自己的側重，這就是以儒學為核心前提下的擇善而從，所謂“以禮為基，玄表儒裡”。
美國學者E·希爾斯《論傳統》認為：傳統中往往含有某種具體的象徵物，體現著昔日的光榮與權威，為後人提供生活目標與價值取向，從而延續著這個傳統。蕭華榮先生曾指出：如果說同為當時豪門大族的謝氏傳統之象徵物當屬謝安所長久盤桓依戀的“東山”，那麼琅邪王氏家族傳統的象徵物則是一把預許著權位富貴的“寶刀”。這“刀”形象曾一再出現在不同時期的文獻敘述之中：“恬、珣踵德，副呂虔之贈刀”（《晉書·王導傳》）；“呂虔歸其佩刀”（任昉《王文憲集序》）；“寶刀仍世載，琱戈本舊傳”（庾信：《傷王司徒褒詩》）。說明王氏家族傳統的確是以汲汲進取、追求功名為主導傾向的，這種價值取向實與儒家所憧憬的的“三不朽”境界若合符契。即使是在南朝時期，王氏家族在“立德、立功”方面已不可能再有大的作為情況下，對能夠“立言”亦自許甚高，沾沾自喜：“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範蔚宗雲：‘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南史·王曇首傳》，引王筠語）。由此可見，王氏家風的主流應該是以儒學精神為核心。
這裡不妨拿王氏家族與謝氏家族作個簡單的比較。我們認為王、謝兩家皆以兼融儒、玄、釋三家要義是為共性，但同中有異，王氏追求的是“寶刀”，而謝氏留戀的是“東山”，前者執著，後者曠達。就追求宗旨而言，王氏側重贏得政治權力，謝氏側重覓致心靈自由。就生存方式而言，王氏更注重積極入世，謝氏更注重謙抑隱逸；就學術旨趣而言，王氏鍾情玄儒雙修，以儒為本，謝氏鍾情以玄為體，儒作附庸。即便同樣是談玄，王氏更多的是走黃老的路子，而謝氏則更多的是取老莊的達觀適性之旨趣。所有這一切，正是“寶刀”與“東山”在精神世界上的分野。
《世說新語·言語》所載王羲之與謝安有關清談得失評判的對話，就典型反映了兩大家族的文化品格差異。在王氏家族的眾多弟子中，王羲之是較多受老莊學說影響，注重追求心靈曠達自由的一位，然而即使是他，在熱衷談玄的同時，也不時流露出儒者的氣象，認為揮麈清談固是雅人深致，但卻不能過分，更不能荒廢政務，重蹈西晉滅亡的覆轍：“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對謝安“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的心態行為提出尖銳的批評。但謝安卻反駁他說：“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寶刀”與“東山”的對立一目瞭然，殆無疑義！
（三）與時推遷，平流進取
“識時務者為俊傑”，王氏家族子孫繩繩，瓜瓞綿綿，維繫崇高的門閥地位與政治權勢歷300餘年，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王氏子弟在應世態度上省識時務，與時推遷，這也成了王氏家族文化傳統中的鮮明特色。
從主流上說，王氏子弟的政治態度大多是汲汲進取，善於機變，他們只珍惜自家門戶的利益，而不願為某個敗落的王朝效忠殉葬，每當改朝換代之際，他們多能面對現實，擺正位置，從權力更替與利益再分配之中從容進退，為自身贏得儘可能大的利益，把握政冶上的主動。所以，當東晉與南朝各代更換的時候，傳遞璽紱，起草禪位詔命，扮演“將一家物與一家”主要角色的，大都是王氏的子弟。這樣，他們就從前朝的輔弼一變而為新朝的佐命，保持住原有的權位，為子孫們奠定繼續維繫家族勢力的基礎。在獲得政治利益之後，他們又能用道家謙抑止足、知雄守雌的理念節制權力慾望，以穩固地位，維護利益。進入南朝之後，政治格局發生重大改變，“高祖（劉裕）一朝創義，事屬橫流，改亂章，布平道，尊主卑臣之義，定於馬棰之間”（《宋書·王弘傳》）。王氏家族早早認清了這個趨勢，為維繫“馬棰下的富貴”，他們小心翼翼，以免與皇權發生齟齬，總是力戒輕躁，王弘的所作所為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王太保家法”，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例子，這也正是王氏子弟在寒人政治已佔主導的情況下，“斯業不墜”，能夠繼續“平流進取，坐至公卿”的重要原因之一。
行為上的與時推遷來自於思想意識上的不斷調整適應。王氏家族各代子弟，大多能隨時調節自己的思想，以適應外界的挑戰。其重要人物都與當時的時代精神步調一致，有的甚至還成為引領思想潮流的旗手。如王祥在魏晉之際以儒學名世；王衍成為西晉清談領袖；王導開創東晉玄儒雙修、兼好釋佛之新風；王弘在劉宋以禮攝玄；王儉在南齊為一代儒宗；王籍、王褒等人在梁、陳時期以文學著稱等等，都是王氏子弟在思想意識上不斷調整，從而適應政治現實的具體象徵。而這一切又是與漢晉南朝整個社會的軌跡相同步的，即政治上由“儒學政治”演變為“黃老政治”，又由“黃老政治”逐漸向“禮法政治”過渡，與之相應，社會意識形態，也由儒而玄，由玄而玄儒雙修，由玄儒雙修再轉到偏重於儒。琅邪王氏家族把握住了這個時代的脈搏，及時而順利地轉型，終於確保了其家族門楣廣大、風流長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