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万年前，人类学会使用火；1万年前，人类开始使用陶锅；公元前1000年，贵族宴席中出现了供单独使用的方鼎，“白乍井姬鼎”可以说是最早的“小火锅”；公元前140年，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大蒜、芝麻、胡麻、胡椒等调味料；187年，曹丕发明了“五熟釜”；1250年，蒙古士兵征战途中经常吃涮羊肉，火锅开始向大众普及，一直延续到现在。
有句俗话说得好：“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这就是火锅的魅力。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火锅不仅是一种烹饪方式，也是一种用餐习俗；不仅是一道饮食菜式，也是一种文化传承。
在一张桌上吃饭，男女老幼、天南地北的人众口难调，火锅恰恰是最具有包容性的选择。食客们既能将自己喜欢的食材下锅各取所需，又能高朋满座、谈笑风生。
一顿火锅，吃的是食材、底料和酱汁，品的却是朋友、家人之间的人情味。热气腾腾中，浮现的是红红火火、是欢聚一堂，也是人生百态。
火锅的本意就是烹调的器具。当今不同材质的火锅五花八门，如：陶瓷锅、铁锅、不锈钢锅、铜锅等，那最早的火锅是个什么样子的呢？在历史的长河里火锅又经历了几番演变？
火锅器具的演变史
一、陶鼎：火锅器具的雏形
在还没有发明炉灶的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制作熟食的方法有两种：1、直接放到火上烧烤。2、把食物放到石器、竹筒中加热。进入新石器时代后，陶鼎便成为典型的烹食器。
大鼎腹中放置肉、菜、水、粮，下足撑起鼎身，方便烧火。有些陶鼎还配有盖子，加盖可以加速鼎内温度的升高，使食物快速变熟并且起到保温的作用。
当时的陶鼎比较简单，形制也没有完全规范化，主要用来作为烹饪和盛放食物的器具，以食用为主。
二、青铜鼎：由王权象征回归普通食具
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陶鼎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青铜鼎取而代之，鼎的形制也逐渐规范化，外观三足两耳，成为混合烹调美味的宝器。
自从大禹铸九鼎后，青铜鼎的身份慢慢上升，变成了礼之重器，不再是平时吃大锅饭的用具。鼎身上往往被刻上特殊意义的图案和铭文，象征天命的神秘力量，或者记录拥有者的丰功伟绩，甚至有时也作为惩罚罪犯的残忍刑具。
鼎的大小与多少，形成了一套等级森严的使用制度，不是可以随随便便使用的，从“钟鸣鼎食”、“列鼎而食”、“人声鼎沸”等词语可见当时用鼎的排场。此时，“鼎食”分三类：
- 1、镬鼎烹煮
- 2、牢鼎放牲肴
- 3、羞鼎放调味料
这和现代人们吃火锅用大锅烹煮，小碗盛食、小碟放蘸料的用餐器具差不多。另外，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了“单人小火锅”。宴席上大家分案而坐，每个人面前的案几上摆着一个小鼎，鼎中有一个隔层，下层开口，可以放入炭火，上层盛放热汤涮煮食材。
王侯贵族们一人一席，个人享用自己小锅中的美味食材，非常受用。周朝末期，诸侯混战、礼乐崩坏，鼎的王权意义逐渐弱化，鼎又回归到普通餐食用具的身份。
三、染杯、镬斗、五熟釜：火锅进行时
到了西汉中后期用餐时，流行使用染杯和染炉，用炭火温热杯中调料，将肉食染味再食。染杯是一个杯状带耳的烹煮工具，形制小巧，不过300毫升的容量。染炉是一个炭炉，四周镂空，下部有承接炭灰的长方形盘体，上部放置可以活动的染杯。
三国、南北朝时期，是镬斗流行的时代。它是一个三足、圆腹、有一对手柄的青铜食具。由此，逐渐发展出另一个特殊食具“五熟釜”。魏文帝曹丕还是世子的时候，为了嘉奖相国钟繇，特意送给他一个别致的锅，并留言夸赞这口锅，说黄帝的三鼎、周王的九鼎都是一鼎一个味，哪比得上我这口锅，同时能做五种菜，五味俱全。
这口锅就是五熟釜，其实就是一口锅里分成几格，和现在的九宫格锅有点像。这种锅的制造技术并不难，但设计创新很可贵，也说明了火锅这一饮食文化正在逐渐成熟。
从“暖锅”到“拨霞供”真正的火锅成型
中国人爱吃火锅。这一份热爱，并非当代人的专属情结，自古就有不少文豪名家、帝王将相对火锅痴迷不已。不少流传至今的美味火锅配方就是出自他们之手。每一餐火锅都是一段故事，它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也见证了历史的翻滚沉浮。
唐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手工业发展迅速，陶瓷业在这一时期取得了空前的发展，有“南清北白”（越窑、邢窑）之说。于是，此时的火锅器具多用陶瓷烧成，称为
“暖锅”。白居易《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刘十九是白居易的堂兄刘禹铜，是洛阳的一个富商，二人常有交往。某日，白居易在家无聊，想起了兄弟二人一边喝酒一边吃火锅的热闹场景，便有感而发写了这首诗。诗中“红泥小火炉”就是陶制的小火锅。
火锅不只是喧嚣，也有阳春白雪。要说最雅致的火锅吃法，非南宋词人林洪“雪中烹兔”莫属。林洪是个美食家，写过一本《山家清供》，记录了生长在山林田野中的蔬菜、水果、山禽、河（海）鲜等食材的烹饪方法。其中有一段就写了他“烹兔”的故事：
有一个大雪天，林洪去武夷山拜访止止师，半路上抓到一只滚落山岩的兔子，于是想着烤来吃。止止师却推荐了另一种食用方法：
把兔肉切成薄片，稍微腌制一下，桌上放一个小火炉，再准备半锅汤，等汤烧开，用筷子夹着兔肉在汤里摇摆，直到肉熟了捞出来蘸点调料汁（酒、酱、椒、桂皮等调成）吃美味无比。这其实就是涮肉，与今天的传统涮羊肉火锅没太大的区别。
当时屋外大雪纷飞，屋内二三好友围坐一桌，吃得热气腾腾，谈笑风生，实在快活。吃得差不多了，林洪看向窗外，只见一道红霞映着白雪，不由脱口而出：“浪涌晴江雪，风翻照晚霞。”借雪中红霞的情景，给这道涮兔子肉取名“拨霞供”。后来，林洪在他的饮食书中，还特别提到，猪肉、羊肉都可以这样涮了吃。如今的“八生火锅”就是源于“拨霞供”。
所谓“八生”，就是指八种生鲜主料。火锅盛行源于清朝皇室的推动
宋代虽然有了跟今天火锅类似的吃法，但流传不广。到了蒙元时期，最受欢迎的火锅品种“涮羊肉”在蒙古贵族阶层流行。明代几百年匆匆而过，火锅在民众间并没有普及开来。要说起到真正推广火锅的引导者，那就是清代的皇室。
“火锅”原称“热锅”，这个词就是从清宫里传出来的。在康熙皇帝举办的“千叟宴”中，有一道“野味火锅”就十分讲究，一个大锅配了十二碟菜：鹿肉片、山鸡片、野猪肉、野鸭脯、鱿鱼卷、鲜鱼肉、飞龙脯、狍子脊、刺龙牙、大叶芹、刺五加、鲜豆苗。在清宫御膳档案里，野味火锅、生肉火锅、羊肉火锅、菊花火锅都经常出现。
到了乾隆帝时，对火锅的喜爱远远超过了祖父康熙帝，他几乎餐餐不落火锅。据内务府《膳底档》记载，1779年8月16日暑热未消之际，乾隆皇帝的餐桌上就摆上了火锅。此后一个月之内，他吃了23种不同类型的火锅，共计66次。
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加上火锅本身特有的魅力，火锅很快就在北京城火了起来，影响力很快又辐射到了全国。
当时火锅流行到什么程度呢？定居在南京的美食大家袁枚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戒火锅》，收录在《随园食单》里，对火锅大加讨伐。
“冬日宴客，惯用火锅，对客喧腾，已属可厌……则其味之恶劣可知矣。”
正是这种批评，更让人了解到火锅在当时的风靡程度。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烹饪技艺的发展，火锅品种也琳琅满目，一应俱全。按燃料分类有碳、电等；按大小分类有大锅、单人锅；按汤底分类，有汤卤火锅、清炖火锅、水煮火锅等；按地域分类，有北京的羊肉火锅、广东的海鲜火锅、重庆的毛肚火锅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中华火锅不仅仅是美食，而且还蕴含着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上至帝王将相，下到普通百姓，它有着很大的食客基础。品尝每一种火锅，都不是简单的为了温饱或者食欲，而是一种历史文化的传承。而之所以每一桌火锅都气氛热烈，那是因为火锅让大家有了切身的参与感。
你能感觉参与到食材的选择，你能感受参与到菜品的制作，你能够评价，你能够交流。在寒冷孤寂的冬日，在久别重逢的夜晚，无论在家中，还是在饭馆，每一口到嘴的美味，都是你自己挑选的、自己烫制的、自己调味的。入口热辣，表示“亲近”；锅具口圆，表示“团圆”；食材不拒荤腥寒素，用料调味不分东西南北，山珍、海味、河鲜、时蔬来者不拒，表示“兼济天下”，总起来说，火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一种“融合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