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羲在科考飛機前留影
在飛機上吸氧
因疫情“滯留”南極，沒想到竟有意外收穫。前幾天剛剛回到武漢的趙羲老師，講述了她不一樣的“滯留”故事。
趙羲是武漢大學中國南極測繪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第36次南極科考隊隊員。因為疫情推遲兩個多月返程，她得以近距離觀察企鵝，拍下絢麗奪目的極光，還有幸乘坐了雪龍號和雪龍2號，親身體驗了“雙龍探極”。
在中山站工作
科研飛行一點都不浪漫
趙羲的主要研究領域是冰雪環境遙感、極地地理信息系統與地圖製圖。
這次科考中，趙羲承擔的是固定翼飛機隊的航空調查任務。在固定翼飛機隊執行的15架次科研飛行觀測中，趙羲上機執行了一次，其他時間主要在地面負責數據處理。
1月3日，趙羲乘坐北極卡車從中山站來到幾公里外的冰蓋基地，登上了固定翼飛機“雪鷹601”。
坐上飛機“遊”南極，卻不像一般人想得那麼浪漫。
由於雪鷹601是科研飛行平臺，機艙主要搭載不同類型的航空觀測設備，艙內沒有加壓裝置，艙內和艙外的溫度、氣壓幾乎相同，艙內噪音也非常大，和乘坐民航客機感受完全不同。
趙羲穿上了最厚的“企鵝服”禦寒，還準備好了隨時吸氧，因為不能上廁所，飛行7個小時期間都沒有進食。喜歡拍照的她也有點失望，“只有在海陸交界的地方才有風景可看，進入冰蓋之後就沒有什麼風景了，離冰面600米高，下面冰雪都是白茫茫一片，天也是白的，根本分不清天與地。”
趙羲和另外兩名科研人員要負責機上航空觀測設備的開啟、調試、狀態檢查和數據下載，飛行期間每半小時就要檢查一遍設備運轉情況，也顧不上看窗外的景色。
這次飛行還遇到了一些波折——雲層太厚，有氣流，而且飛機外面的天線出現結冰現象，必須爬升。飛機迅速從海拔3000米升到5200多米。她頭暈噁心，只能吸氧。“說實話，有那麼一點害怕。科研飛行的主控李航博士，是武大校友，他在報話機裡笑著說‘從來沒覺得氧氣這麼甜’，讓氣氛緩和了不少。”趙羲回憶。
雪龍號穿過海冰區
將思念放飛萬米高空
從1984年我國首次南極科考開始，武漢大學師生每次都派人參加，從未缺席。這一次，全球疫情也給遙遠的科考隊帶來影響，讓趙羲有了不一樣的感受。
“在中山站是有網絡的，所以我知道國內的情況，特別擔心家人和師生。”趙羲說，她有一個8歲的兒子和4歲的女兒，父母公婆一大家人都住在一起。
武漢“封城”的日子裡，她不僅著急關注疫情的變化，也時常打電話回家安撫，給他們做心理建設，共渡難關。中山站過春節的時候，她和隊友們還親手寫下了很多福字，祝福武漢、中國平安。
兩個孩子生日期間，趙羲還利用了一下“特權”——她找到負責氣象觀測的隊員，在放探空氣球的時候寫下對孩子們的生日祝福，讓氣球載著媽媽的思念和期盼，飄向萬米高空。
固定翼飛機隊原計劃2月10日乘飛機飛澳大利亞凱西站，再轉機回國。但考慮到經停他國的風險，自然資源部決定所有隊員乘坐我國科考船回國，不停靠任何國家。
行程推遲後，趙羲一方面有了時間做更多的科研工作，一方面也可以更好地體會南極。喜歡拍照的她，留下了很多珍貴影像，“都是手機拍的，我技術一般，但是在這裡隨便一拍就是大片。”
“企鵝是我們最好的鄰居，中山站附近常有阿德利企鵝，但只有2月底、3月初，才會到我們站點附近褪毛，我看到了難得一見的景象。”趙羲說，附近的企鵝大搖大擺的，不怕人，但科考隊有規定，她只能遠遠拍照。
更幸運的是，離開中山站前，南極已經快要入冬，趙羲看到了美麗的極光，“真的是美輪美奐，無法用語言形容，反正是一輩子忘不了。”
用手機拍下的極光
兩艘雪龍號她都坐過了
“‘雙龍探極’賦予了第36次南極科考里程碑式的意義。我是坐飛機到的南極，沒想到能有幸乘坐兩艘雪龍號回國，真是太幸運了。”趙羲說，她乘坐雪龍號航行了17天，又被安排乘坐雪龍2號25天，在海上漂泊42天后於4月22日抵達上海，結束了158天的南極考察任務。
她介紹，雪龍號船體更大一些，是我國極地科考功勳；首次投入使用的雪龍2號科考設備更新、更齊全、更智能化，生活設施和條件也更好。
趙羲介紹，回國過程很順利，兩艘船都非常平穩地穿越海冰區，只是在穿越咆哮西風帶時，5米高的大浪讓不少人暈船嘔吐。“我還好，沒有吐。穿越西風帶用了5天時間，後面就很平穩了。”趙羲說。
趙羲和180多名考察隊員入境前，都進行了14天的體溫監測，抵達上海後，又接受了核酸檢測。4月24日，武漢大學派車將她和科考設備點對點接回了學校，而武大中國南極測繪研究中心博士生曾昭亮，還在繼續留守南極中山站，執行越冬任務。
回憶這次特別的南極之行，趙羲說：“作為固定翼飛機隊的一員，我有幸貢獻了自己的科研力量。作為36次科考隊一員，我有幸見證了這次載入史冊的南極科考。作為武漢大學教師，我的人生在此刷新了很多第一次。我會把極地科考的故事分享給更多的學生，傳承中國極地科考精神。”
（楚天都市報記者 柯稱 通訊員 吳江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