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後，全球各國都會出現因疫情衝擊引起的各種變化，有關的分析、預見的文章已經很多。針對中國，筆者以為，疫情後，我國將出現三個“加快”：加快制度建設，加快深化改革，加快新經濟發展。
加快收入財產申報制度的建設
在疫情全球蔓延、不確定性較大的情況下，黨中央、國務院對當前經濟提出的總體要求是，穩住經濟基本盤，政策要以救助、紓困為主，需求刺激為輔。
疫情暴發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已經出臺一系列與社會救助有關的政策，涉及疫情防控期間困難群眾兜底保障、強化穩就業舉措和階段性價格臨時補貼等，以及有關企業的免徵部分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採取支持性兩部制電價政策降低企業用電成本等措施。
必須看到，我們現在的社會救助政策及其實施，普遍存在受救助面窄，救助標準低，發放週期長的現象。也許在常態條件下，這些問題並不存在，或不會造成太大影響。
但在如此嚴重的疫情衝擊下，進城務工人員和其他低收入群體暫時失去經濟來源或收入銳減，需要社會救助加大力度、擴大外延時，矛盾和問題就凸顯出來。
因此，在正在執行的社會救助政策的基礎上，根據疫情衝擊的特點，研究實施更大範圍、更大力度的社會救助政策，
如發放現金津貼，幾乎成為全社會的共識。 為什麼這項在許多國家（地區）都已經採取的措施，在我國卻遲遲未見推出呢？
一個很重要的直接原因是難以確定發放範圍。當然，一如有專家建議的，也和其他國家一樣，見人（家庭）都有一份，或者像中國香港，18週歲以上的永久居民一人一份，就沒有發放範圍的問題了。然而，中國大陸14億人口，4億多個家庭，這種方式確實不堪重負。
筆者相信，中國政府肯定考慮過發放現金津貼這個政策選項。但一人一份、數額有限，解決不了特別困難人群的問題；專門給低收入和部分中低收入人群發，範圍如何確定？有專家建議，給月工資8000元以下，或個稅起徵點5000元以下的人群發。
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其一，廣大農民沒有按月工資的統計；其二，自謀職業和“打零工”的人群怎麼辦？弄得不好，會產生花錢反倒惹出麻煩，引起部分社會群體的不滿。這可能就是政府未實施現金津貼的原因和憂慮。
反過來問，在什麼情況下可以確定發放範圍？ 答案可能是唯一的，即建立收入財產申報制度。
無法確定發放範圍的根本原因，是我們還沒有建立公民收入財產申報制度。儘管對現在發放社會救助的現金津貼，收入財產申報制度是遠水不解近渴，但這個制度是現代國家必備的，而且已經到了不能再無視、再久拖不決的時候。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同時，全會還決定，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完成本決定提出的改革任務，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在這個作為國家治理基礎的制度體系中，收入財產申報制度是一項不可或缺的制度。為此，全會後不久，國務院就著手製定《不動產登記暫行條例》，並在2014年11月發佈，2015年3月起施行。
不動產登記，再加上動產登記，大致就形成了收入財產申報制度的框架。在房屋（實行不動產登記），股票、債券和銀行賬戶等均已基本實名制的情況下，在信息技術手段完全可以保障的前提下，推進建立收入財產申報制度，可以在較短時間內做到。現在應該是一個很好的時間窗口。
必須指出，在坊間，對收入財產申報制度有誤解和誤讀。例如，認為收入財產申報制度主要是針對反腐敗的。這是很大的誤解。
收入財產申報制度是面向全體公民的，其主要作用是確保足額納稅和退稅，確保公共服務的有效提供。就像要對低收入群體提供現金津貼的社會救助時，收入財產申報就會告訴我們，這個群體在哪裡以及人數或家庭數。至於其反腐敗的作用，在需要時可以提供當事人貪腐的線索或證據。
又如，有不少人對我國建立收入財產申報制度比較悲觀，甚至認為不可能。必須承認，建立這個制度的難度確實很大，但黨中央、國務院一直在推進這項制度建設，疫情就在倒逼其適時出臺。所以，發佈並施行收入財產申報制度，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加快深化政府職能和機構改革
政府職能和機構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疫情對政府職能和機構改革提出了兩點思考。
首先，從補公共衛生短板的角度，提出了政府職能如何進一步轉變並準確到位的問題。
其次，在政府財政收支壓力加大的背景下，提出了政府運作成本和效率的問題。
2020年2月14日下午，中央深改委第十二次會議時強調：“要放眼長遠，總結經驗、吸取教訓，針對這次疫情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抓緊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該堅持的堅持，該完善的完善，該建立的建立，該落實的落實，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
疫情以來，關於公共衛生體系的改革與重建，受到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在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看來，“這次疫情暴露的短板就是疾控中心地位太低了，只是衛健委領導下的技術部門，疾控中心的特殊地位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我也看到將各級疾控中心從事業單位改製為行政機構，以及有關加強包括疾控中心在內的公共衛生體系建設的很多建議。這就是政府職能的“加減法”，減少經濟建設領域、行政管理領域的職能，加強社會、生態與公共領域的職能 。這已經是一個基本方向，由此再進行政府機構的調整與改革。
日前，中共中央、國務院公佈《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這個意見是在2019年11月中央深改委第十一次會議上討論通過的，但在疫情期間向全社會公佈，頗具深意。
這再次彰顯黨中央、國務院深化以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係為主要內容的經濟體制改革，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重要原則的決心。從商品市場化到要素市場化，市場是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就將得到完整體現。
這份文件從土地要素市場、勞動力（人力資本）要素市場、資本要素市場、技術要素市場、數據要素市場，以及要素價格市場化、運行機制和組織保障等方面，提出了構想和意見，對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政府在經濟領域的職能將起到關鍵性作用。
發生如此嚴重的疫情衝擊，政府的財政收入受到影響，但各項支出卻大幅增加。這就提出了上述第二個問題。
到目前為止，中國並不存在系統性債務風險，也就不存在爆發全局性債務危機的可能。但受疫情後政府財政收入、企業營業收入和個人收入下降的影響，地方政府、企業和家庭債務發生違約的可能性大大增加，進而產生非系統性債務風險，甚至引發區域性債務危機的可能性是存在。
我國政府債務佔全部債務之比為13.08%，在三大債務主體中為最低；債務率（政府債務餘額/GDP）40%，遠低於60%警戒線的水平。與美國政府債務相當於GDP的近1.1倍，更是屬於低水平。大家知道，美國政府的高負債是建立在美元主導世界貨幣體系基礎上的，是其他任何國家都無法借鑑和比較的。
因此，在疫情空前嚴重地衝擊經濟的背景下，我國中央政府還有一定的舉債空間。因此，一方面，我們要把錢用在刀刃上，以有限的資金保民生、保小微企業，進而保穩定。唯此，在疫情後，就有條件激發中國經濟強大的內生動力，求得重回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正常軌道。
另一方面，通過繼續深化政府機構和職能轉變改革，找到更多政府減少支出的可能性。同時，推出升級版的“八項規定”，進一步加大政府減少行政支出的力度，以提高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的效果。
政府的主要職能是提供各種公共服務。在發生公共服務成本的同時，也會發生組織的費用。但如何儘可能降低組織自身的支出，將有限的資源更多地用於提供公共服務，就這個投入產出關係而言，政府和企業是一樣的。
我們提出政府運作成本和效率的問題，就是設想在財政收支壓力加大的倒逼下，以政府改革為契機，緩解這一壓力。這也有著較大的空間。
加快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
所謂新經濟，其內涵主要是指戰略性新興產業。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中，正式出現了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提法。“十二五”規劃指出：“以重大技術突破和重大發展需求為基礎，促進新興科技與新興產業深度融合，在繼續做強做大高技術產業基礎上，把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發展成為先導性、支柱性產業。”
可見，戰略性新興產業是繼提出高技術產業後，對頭部產業發展做出的新概括。“十二五”規劃要求，“大力發展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製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這七個產業系首次提出的戰略性新興產業。
“十三五”規劃在“十二五”的基礎上，增加數字創意產業，並將它們整合為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汽車、生物技術、綠色低碳（節能環保與新能源）、高端裝備與材料（高端裝備製造與新材料）、數字創意等六個產業領域。
2018年，國家統計局發佈“戰略性新興產業分類（2018）”，又加入了相關新興服務業（領域），可稱為九大戰略性新興產業，或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今年是“十三五”規劃的最後一年，明年將開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可以肯定的是，在“十四五”規劃中，戰略性新興產業將會增加新的內容，也可能有新的概括。
在中國經濟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進程中，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提出具有里程碑意義。這些產業集中體現了這樣幾個特徵：
其一，高科技含量。戰略性新興產業在內涵上與高技術產業是一致的。
其二，先導性、支柱性。戰略性新興產業對產業轉型升級具有先導性；對經濟社會發展具有支柱性。
其三，能夠滿足重大需求。一如黨的十九大報告對社會主要矛盾的概括，戰略性新興產業將通過改變產業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現狀，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其四，高成長性。在“十二五”末（2015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為8%。2018年，戰略性新興產業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超過19%，佔規模以上服務業主營收入的比重超過25%，所以，九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佔GDP比重目前已超過20%。2010-2018年，全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7.1%，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快8.7個百分點，比GDP增長快9.6個百分點。
近十年來，中國經濟能夠保持年均7.5%的中高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九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年均17.1%的高速增長。正是這一高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對沖了增長整體下行的壓力。
戰略性新興產業對國民經濟的引領作用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做大經濟增量，包括產出和就業。其二，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經濟高質量發展。其三，延伸產業鏈和價值鏈。其四，產生新的科技研發需求。
特別需要指出，戰略性新興產業會在某個重大危機後得到爆發式發展，並使其在化危為機中起到積極作用。發生在我國的最近的例子，就是2003年非典後互聯網+產業的迅速發展。
到目前為止，幾乎所有消費行業都加入到互聯網化。在疫情暴發後的三個多月中，我們看到，在5G技術的支持下，物聯網、遠程醫療、視頻會議與在線辦公等，已經並將得到迅速發展。從互聯網化到數字化，其中蘊藏著化危為機的各種可能。
（文章原載於2020年4月23日《經濟觀察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