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講學半生，弟子眾多，《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後來有人根據《史記》和《孔子家語》等記載列出了七十餘名傑出弟子的名單，作為祭祀孔子時的從祀。但這七十餘人中
有一個弟子極其特殊，那就是公伯寮。
（一）
在《論語》中，孔子曾經批評過很多弟子，他曾經因為宰予晝寢而罵他“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也”，也曾經因為樊遲請學稼而罵他“小人哉，樊須也”，冉求當季氏宰，幫季氏斂財，孔子叫學生“鳴鼓而攻之”，捱罵最多的還是子路，孔子對他毫不客氣。這些對孔子弟子的形象並沒有特別大的影響，宰予、冉有、子路都是“四科十哲”之一，是孔子門下最傑出的弟子。李零說，“夫子也好，十哲也好，都是普通人，喜怒笑罵，毫不遮掩”，有時甚至讓人覺得這些弟子捱罵，正是因為受孔子注意比較多、期望比較大的緣故。
偏偏有一個弟子不一樣，孔子並沒有直接批評他，從某種意義上他又比捱罵更“慘”，他就是公伯寮。
公伯寮出現得很突兀，生卒年不詳，事蹟不多，其他史傳中要麼沒有記載，要麼史料直接來自於《論語》。實際上《論語》中也只提了一句：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這段話記載說，公伯寮到季孫氏那裡搬弄是非，誹謗子路。當時子路應該在季孫氏任職，這段話沒有說清楚公伯寮進了怎樣的讒言，但從子服景伯的反應來看，這個讒言同時汙衊了子路和孔子兩個人，而季孫氏的想法已經有些動搖，被“惑志”了，可能會導致相當嚴重的後果，所以子服景伯才會如此義憤填膺，想要把公伯寮“肆諸市朝”， 將他的屍首在街頭示眾。
孔子表現得很淡然，他說，我的主張能不能實現，都聽之於命運。公伯寮又能把我的命運怎樣呢！這段話實際上制止了子服景伯對公伯寮的還擊，保住了公伯寮的一條性命。
當孔子說出“公伯寮其如命何”這句話的時候，恐怕局勢已經大大地不妙了 。類似的話他還說過一次，那次他在宋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孔子說，“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和“公伯寮其如命何”幾乎是一個調調。換個角度來看，如果不是孔子處於極大危險之中，僅僅是幾句讒言，子服景伯也不至於說出要殺公伯寮的話。
（二）
由於《論語》這段話語焉不詳，我們難以判斷出公伯寮進讒言的時間：子路為季氏宰是在前498年，前484年，他隨孔子返回魯國以後，也為季氏做過事。這兩個時間段都有可能。
錢穆認為公伯寮進讒言的事情發生在孔子周遊列國之前，即公元前498年至前496年之間，正是因為公伯寮進讒這件事情加重了季孫氏和孔子之間的隔閡。他說，子路以墮三都（要求墮毀魯國公族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的私邑）進言於季孫，孟孫氏拒絕，已經墮毀了的季叔兩家頗感後悔。這時公伯寮趁機“賣師求榮”，在季孫面前攻擊子路，季氏對孔子產生了疑怠之心。孔子以為墮三都是一時之群業，時運使然，能否成功都是天命。至於公伯寮之進讒只是小小末節，孔子不願和他計較，因此阻止了子服景伯殺公伯寮。錢穆的解釋頗合情理。但史料不詳，還難下定論。
子服景伯是魯國的一個貴族，子服是氏，景是諡，伯是行，其名為何。他對孔子及其門下相當親善，為了保護孔子甚至願意親手殺掉公伯寮。當叔孫武叔在朝中對大夫們說“子貢賢於仲尼”時，他也把這話告訴給了子貢。不過《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和《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沒有他的名字，不認為他是孔子的學生，李零說他“簡直比弟子還弟子”。
《論語》沒有提到公伯寮是不是孔子的弟子，《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也沒有公伯寮，但引用大量《論語》素材的《史記》卻把公伯寮愬子路一事放進了《仲尼弟子列傳》，還另加了一句“公伯繚字子周”，可見司馬遷認為儘管公伯寮對孔子和子路不利，但確認他的身份是孔門弟子，至於確認原因還是個謎。孔門弟子中有具體事蹟的並不多，所以《仲尼弟子列傳》裡公伯寮的排序還相當靠前。出於對司馬遷的信任，包括錢穆在內的後世歷代學者大多承認公伯寮是孔子門下。在排出孔子門下“七十二賢人”的位次時，公伯寮竟然能夠排到第二十四位——他何德何能呢？
（三）
公伯寮能否算作“賢人”，夠不夠資格進入從祀，向來有許多爭論。
正方認為，只要身份能夠確認是孔子弟子，就可以從祀孔子，有過失是很正常的，他們根據《禮記》說，“孔子言儒行有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故公伯寮愬子路而同列聖門”，對這種過失，應當私下辯正，而不是當面數落，表面上還是要客客氣氣的，把犯有過錯的公伯寮“同列聖門”也就是正當的。問題在於，公伯寮的做法遠不只是“過失”而已。
南宋開國皇帝趙構作有《文宣王及其弟子贊》，《鹹淳臨安志》等有載，公伯寮的贊為：“人有賢否，道有廢興。子如命何，營營震驚。季孫雖惑，景伯莫平。師資一言，秩祀亦懲。”此時公伯寮從祀孔子並被贈任伯，與其他弟子相比並沒有特別降低其“待遇”，至於如何“秩祀亦懲”尚難得知。
反方的聲音要大得多。宋代王應麟《困學紀聞》就說，“公伯寮非孔子弟子，乃季氏之黨”，否認他是孔子弟子。到了明代，時代風氣使然，對公伯寮能否從祀的爭論更多了。姜南《半村野人閒談》中直言，“公伯寮沮壞聖門，不宜從祀”。洪武元年，羅恢言公伯寮不宜從祀，成、弘間，翰林院侍讀學士程敏政認為公伯寮不見於《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稱其為“聖門之蟊”，應該罷祀，吳英中也請罷公伯寮等人之祀。到了正德元年，何孟春又說公伯寮不當從祀，但這些上書往往因為“司馬遷來相沿已久，不可輕議”而被駁回。直到嘉靖九年大學士張璁在皇帝的支持下再次提出公伯寮等人宜罷從祀時，公伯寮終於被趕出孔廟從祀之列。
不管理由是《家語》未載還是人品不正，公伯寮被罷從祀看起來都是理所當然。清代時，陸隴其《三魚堂剩言》說，公伯寮不見於《家語》，“未可定為弟子也”，就算是弟子，也未必在七十人之內，即使在內也，他叛其師友也不可原諒。陸以湉《冷廬雜識》說，“竊謂公伯寮得罪聖門，自應見黜”。總之，幾乎沒有儒林人士同情公伯寮。
公伯寮應當為自身具有“孔門弟子”的光環而感到慶幸。元代以來，民間文藝發達，歷史上諸多人物都被改編進戲曲、小說之中，而公伯寮作為聖人門下，改編時多少有一些謹慎，否則以他背叛孔門的行徑，恐怕少不得被渲染為一位家喻戶曉的惡人。目前所見戲劇中，僅有明代梁辰魚《六十種曲浣紗記》中少數幾部中出現了公伯寮的形象。而梁辰魚筆下的公伯寮以丑角出場，不但詆譭子路、顓孫師、子貢，被揭穿後還自承“鄙人孤陋寡聞。不識好歹。悔慢君子。罪愧何如。”這恐怕是在民間戲劇中形象最差的一位孔門弟子了。
（四）
公伯寮十分令人唏噓，在“萬世師表”的孔子門下，居然有這麼為與老師並不同心、甚至想要加害老師的弟子。孔子雖然不與他計較，但《論語》流傳千載，歷代文人儒生都記住了公伯寮的惡名。李零說他是孔門中的“猶大”，不過他的行徑倒遠不如猶大那麼惡毒，在孔門弟子中的地位也並不像猶大那麼高。公伯寮和猶大在反襯其師的坦然偉大上，倒還有一些共同點。
孔門中出現公伯寮這樣的弟子，倒未必是特別奇異之事。孔子早就看出“三年學，不至於谷，不易得也。”在他門下學習三年而不想著去做官食俸的人太少。很多人拜入孔子門下的目的非常直接，就是朝上走。他們對做官知識和技巧這些孔學的皮毛相當感興趣，卻沒有學會孔子以禮、樂、仁為核心的君子之道，甚至無師自通地以進讒言作為進身之階。孔子並沒有完全排斥這樣的弟子，公伯寮也算是孔子“有教無類”的一個例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