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滿清入關，又進犯南明，桂林靖江王城的明藩王朱守謙，傳王至十五代。朱氏“亨”字號子弟四處分散，其中朱亨衍攜部屬僕人舉家流落至城郊臨桂四塘田心村。
田心村素來有“一門九進士、父子三翰林”之說，成為狀元之鄉的網紅村。和三元及第有關的狀元橋，近年來也成為遠近聞名的網紅橋，前來遊覽拍攝者絡繹不絕。
臨桂田心村狀元橋
或許大家都知道網紅村的翰林與進士，卻不一定知道集合了皇族後裔、達官貴人及書香門第等光環的田心村朱氏，也有不事科舉、"遊手好閒"的另類，一位與“乾隆三大家”之一的袁枚是忘年之交的學者，廣西首屈一指的大詩人朱依真，他是乾嘉年間廣西詩壇的先驅者和奠基人之一。
朱依真的生平
朱依真，字小岑，生卒年不詳，清廣西臨桂人，一生周遊四海，名山名寺，好結交詩友，切磋詩文，著有《九芝草堂詩存》（420多首）、詞集《紀年詞》、雜劇《人間世》等，唯見詩集傳承至今。
朱依真像
祖父朱亨衍，康熙五十年（1711）舉人，歷官西北甘肅知縣、固原州事、平涼府鹽茶同知等職，建衙署、修城池、開水利，有“良吏”之稱。博覽群書，著述勤奮，作品有《退耕軒雜著》、《海喇都初志》和詩集《荔浦吟》、《隴首吟》，最有名的詩作是《華山疊翠》、《龍岡夕照》成為如今的海城八景。
父親朱若炳（1715—1755），乾隆二年（1737）進士，歷任翰林院檢討、翰林院庶吉士，山東長山、荷澤、安德等知縣，膠州、德州、九江、南昌等知府，勤於吏治，頗有政績。因疾病死於任上，年僅40歲。
大伯朱若烜以監生授江西新建縣縣丞，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主纂《南豐縣志》，乾隆三十年代理南豐縣長，多有政聲。
二伯朱若熜考上舉人，是臨桂知名人士。小叔朱若東乾隆十年（1745）進士，任翰林院編修，歷任福建監察御史，工部掌印給事，河南糧儲驛監道。
田心村校書巖
朱依真的堂兄弟們都受傳統儒家思想與父輩言傳身教的感染，從小在有獨秀峰神韻的校書巖接受啟蒙教育，長大以後他們都大小有個一官半職。朱依程為府學廩膳生，著《耐寒詞》；朱依韓為乾隆三十九年舉人，鑲藍旗官學教習，著《秋岑詩草》；朱依魯和朱依炅分別於乾隆三十六年、乾隆四十九年考中進士，欽授翰林。起初，跟著堂兄堂弟們一起搖頭晃腦吟誦的朱依真，很招人喜歡，四書五經倒背如流，自然而然被寄予厚望，“髻齡即嗜聲律……於十七史，丹鉛數過，詩格亦日高”，“小岑之學，自六經諸子下及百工技藝，……各指其極。”
可惜那麼聰明的小孩，童試都沒參加就反感考試，白費了少年神童的才智，他“幼立志不為科舉業”，“冷麵隔俗，不樂進取……”。讀書、科舉、入仕這套科舉耀宗、聞達四海的道路本來就是所有讀書人的理想追求，那麼如果真的不思科舉能行嗎？在乾隆盛世時期，商業的自由思想使他們不必專注於考取公務員，通過寄食於熱心藝文的達官貴人、富商大吏之門，憑著自己詩書畫的技能特長被尊為上賓，或者將自己的書畫作品拿到市場交易。
石濤（朱若極）畫作
靖江王府朱氏後裔多出怪才，末代藩王朱亨嘉的兒子朱若極，就是清代著名書法繪畫大師石濤（1642—1708），他的國畫作品筆法靈活多變、構圖新奇、意境高遠，他的藝術主張和繪畫實踐對後來者產生深遠影響，不少人稱他是近300年來中國繪畫第一人。
單身青年朱依真的思想特徵
大多數人通過成立家室養育孩子以永生，他以著作等身而永垂，這種曠達另類、有為無為的獨立精神和思想特點，就是傳統中國文化的儒釋道精粹，主要是儒家安貧樂道、獨善其身的道德觀，道家解脫羈絆、自由至上的人生觀和佛家身心皆空、苦行涅槃的修行觀。
朱依真寧窮困而不求仕，當然也像當今的大齡單身青年，因為困於經濟也不想有所牽累，叔伯姑嬸都催促他回去相親，他卻學起徐霞客，全國各地交遊去了，一年到頭難見到他人。朱依真表面上孑然一身，但是他孤單而不孤獨，他以書為伴，與文為友，獨闢“書中自有顏如玉”的馨香路徑，他窮苦憂世、逍遙不放、格調高遠的個性和文品溶縮在他的著作中。
朱依真詩集《九芝草堂詩存》
寄情山水的高隱主義
中國自古文人有尚隱之風，春秋興起，漢宋不止，難怪會有“不知有漢，何況魏晉”的隔世記載，朱依真的布衣心態就是“不求聞達於諸侯”的淡泊，“彈素琴、閱金經”的清雅，遠有伯夷、叔齊，中有陶淵明，近有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朱依真的特立獨行、不類俗世的性情有如桂林山水的突兀，這種特別不是市井小人的亂套，而是相得益彰的襯托，這種相安無事、成人之美的、似隔非隔的入世風格引來不少同道詩友，亦飽藏桂林奇峰峻險之中。
《陽朔》
桂山勢奔突，傲不就規矩。我疑造物初，磊塊期一吐。
不然豈虛生，童立復何補。宛如指在掌，莫辨十與五。
畫山稍整飾，黑白繪扆斧。昔之避世人，桃源浪稱詡。
何如處平世，於此結衡宇。畢生青嶂間，曷必定太古。
漢唐遺韻的現實主義
朱依真所處的年代正是由盛轉衰的乾嘉時期，作為一位品格高尚的正直學者和詩人，他能夠體察民生疾苦，洞察統治階級的腐朽，他的詩作不乏反映現實的佳作，繼承了漢魏樂府和晚唐杜甫、白居易等人詩歌的現實主義傳統。
如《歲歉》：“高田無青草，低田失潤浸……加之疫癘作……米價三倍增，一飽力難任。柳象賓邕閒，死者每相枕……困苦乞為奴，逃亡乃連營”，描寫旱災欠收、瘟疫橫行、百姓流離、無以為生的悲慘命運。
又如《淫雨嘆》：”瀰漫夜雨竟三日，天地變色湖非湖。不獨漵浦迥入微，水鳥絕跡雁不飛。可憐餓死空城雀，何事厭棄魚蝦肥。舟人為指浮蜃中，二百里內市井窮。不痕波脊是堤影，天晴尚見波心虹……”，想想洪水肆虐、地裡農作物絕收的情況吧，真是古今同恨的水中患，詩作恰如其分地形象講述災情當道時的民生苦難和頹敗沒有生機的廣袤田野。
這些種種，與官吏“於邑坐中堂，笙歌且高飲”的生活形成鮮明對比，是杜甫筆下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朱依真版本。
朱依真感喟杜甫的詩作，在遊歷長安時親自拜謁祭祀杜甫的少陵祠，看著無人看護、幾近倒塌的祠廟，蒼涼意濃而作《少陵祠下作》：“丈夫生叔世，一席可能安。轉覺布衣拙，焉知稷契難。文章供涕淚，飲食自辛酸。丹雘何年搆，草堂思歲寒。”
滿腹史觀的歷史現實主義
朱依真“於十七史，丹鉛數過”，詩集不乏反觀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以影射當下現實的作品。如《過德慶有懷陸大夫》，記載的是南越國趙佗在嶺南自封稱帝，作為劉邦的親信和外交使臣陸賈，南下安撫南越國，一山不容二虎，一國不得二主，爭取南越國歸附中原。陸賈在南越一呆月數，遊說趙佗的過程中再次展現了他當年教誨漢高祖劉邦“馬上打天下，安能馬上安天下？”的高明。
陸大夫可謂是劉邦底下一語定乾坤的大功臣，一人抵十萬之師絲毫不誇張，起初極度傲慢的南越國王趙佗不得不俯首稱臣，老實接受劉邦封王的諸侯國印璽。要知道野雞呂雉在劉邦死後把持朝廷，外戚干政，陸賈和陳平、周勃這些開國老臣們最後合計滅”諸呂之亂”，扶起側室漢文帝劉恆。
《過德慶有懷陸大夫》
大夫遊客耳，一語下南粵。男兒生逢時，功業成倉卒。
我獨觀其養，盛氣不可奪。野雞亂其中，劉氏危一發。
從容將相間，不致漢鼎蹷。悠悠後世論，歸美平與勃。
再如《七月七日遊龍隱巖觀宋人碑記》記載宋皇祐五年（1053）名將狄青、餘靖、孫逵等平定儂智高叛亂事件，班師回京途經桂林刻石：平蠻三將題名；而“元祐黨籍碑”記載的是宋微宗時期蔡京等人專權，以恢復宋神宗時期王安石主持的新法為名，打擊在前世宋哲宗元祐年間，以司馬光、文彥博、富弼為首的反對變法改革既得利益集團，包括沒有政治頭腦的蘇軾、黃庭堅、秦觀等一些被人利用、口誅筆伐的急先鋒，一共三百餘人被定為元祐奸黨，宋徽宗詔告天下刻石勒碑記載。
桂林灕江東岸龍隱洞摩崖
《七月七日遊龍隱巖觀宋人碑記》（節選）
摩挲古壁苔花紫，壁上題名半天水。平蠻一碑尤偉奇，想見襄武熊罷姿。
雕題大猾一鼓滅，世無其人良可思。胡為刊此元祐籍，青蠅居然閒黑白。
為臣不忠戒何人，萬世存留？醜魄。牛角山河轉愈窮，武略邊功等兒戲。
新知不忘故友，血溶於水的手足兄弟和朋友情誼，如灕水清澈不絕
朱依真好詩亦好友，他結交的士人不乏達官名角，有本地的土著，有外來的父母官，有衙門當差的小吏，也有富賈一方的土豪。他的朋友圈裡十多個親密詩友，在漓東普陀山龍隱洞結社，經常搞小聚會，通過學習小組提高詩書畫的一般手法和藝術表達。
他們有政府當官的，如江西南康籍廣西巡撫謝啟昆、山東益都籍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山東高密籍岑溪知縣李憲喬……。有亦官亦商的富二代李氏三絕（李秉禮、李秉綬、李宗瀚）和錢塘名士袁枚；有靈川黃東昀和同鄉臨桂冷昭、汪修德、羅存理等等。
李秉禮之子翰林李宗瀚
朱依真不乏寄情山水的風景詩，不乏反映古今政治的傑作，同樣也不缺“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濃濃文字。
如送別詩裡的《送少鶴歸養》（李憲喬）：廉吏潔其身，欲去即解組。觀人去就閒，賢否宜可？。孑孑岑溪長，志不在升釜。苦辭赤緊地，甘與蠻獠伍。一旦乞養歸，肅肅冥鴻舉。贈君白華篇，他年入笙譜。
重陽節《九日懷人八首》（節選）：“中郎友愛最相思，況值茱萸遍插時。鶴飲獨傾宜地爽，雁行偏滯覽霜遲……尺布分縫粟同杵，耕桑辛苦不推辭。”懷念某年重陽佳節，曾與兄長朱依韓以葫蘆盛酒登伏波山觀景；與朱依魯同留廣東學習的場景。
“朝陽飲社主詩盟，歲歲重陽結伴行。四十頭顱才一第，三千風月要孤撐……宅枕南溪秋漲淺，魚肥酒熟倍關情。”書寫的是與靈川好友乾隆三十五年舉人黃東昀（字南溪）之間的情分，其著有《南溪詩草》十卷。
朱依真詩集中屢見他給朋友間書信往來的交流問候或者輓詩，都是他本人的真情流露。如《寄隨園先生七十》（袁枚）、《哭家青雷》（朱文震，乾隆三十五年任臨桂六塘司巡檢）、《哭南澗司馬》（李文藻）。
《哭南澗司馬》（節選)
東海文章伯，南來瘴癘鄉。死生真旦暮，神理亦微茫。
不信頹波汩，應存砥柱匡。無端因藥誤，遺憾鬢邊瘡。
何處與招魂，巫咸閉九閽。傷心在邕管，匹馬入崑崙。
滌滌千山淨，燭燭萬象燔。手援知不可，此意復誰言。
山谷宜州死，宗元卒柳州。由來一隅地，終古送名流。
力可文章變，民當俎豆修。紅蕉及丹荔，從此寫春秋。
晚年分纂嘉慶版《廣西通志》，以“省志楷模”揚名史學界
朱依真雖然一介布衣，從他的祖輩和父輩身上繼承了能書會寫的文化因子，正是他自覺隔去了俗世凡塵的干擾，一心撲在文學花苑中，才再次成就了靖江王府後裔的文化高峰和詩詞奇葩。
他淡泊名利、孜孜不倦的追求，得到了廣西巡撫謝啟昆的青睞。朱依真以他的自信和經史造詣，嘉慶五年（1800）入聘為謝啟昆開設的修志局，與桐城派學者胡虔一起擔綱《廣西通志》的分纂，不幾時兩人又受聘主纂《臨桂縣誌》，《兩志》融入了朱依真的辛勤汗水和智慧。全書280卷約260萬字，篇幅宏大，體例新穎獨特，在中國方誌史上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響。這種體例創新得到了湖廣總督、大學者阮元的推崇，史學大師章學誠和梁啟超皆稱之為“省志楷模”。
朱依真的對詩詞創作的熱情和成就，直接推動了清中葉廣西詩歌與全國的同步發展，他以"唐宋為宗、性靈新風”扭轉了當時詩歌創作不循古風的淺薄。在朱依真和岑溪知縣李憲喬之後，廣西的詩作人才不斷湧現，如清中葉的“嶺西五大家”驚嚇了桐城詞派主將梅曾亮，“天下之文章，其萃於嶺西乎？”
《念奴嬌——漂帛塘觀荷花》(朱依真)
涉江路遠，望田田、何處裂帛光中？欲折青蘆，渾意懶、碧雲消息難通。鶩外霞輕，鷗邊涼重，依約見麼紅。夕陽低盡，杖藜扶過橋東。
懷想石帚當年，花迎曲送，人在水晶宮。多癖多情，都未減、芳園無限惺忪。十里潭香，一聲菱唱，吹斷藕絲風。怎生消受，隔城催趁？鍾。
桂林近郊十里荷塘
結語
晚清時期，桂林再次集前人之大成，興起“臨桂詞派”、“杉湖十子”等文化奇觀，桂林的文化繁榮百年常盛，繁榮了整個十九世紀（1800—1900）。從嘉慶年間的三元及第陳繼昌，及世紀中葉的狀元龍啟瑞（1841），再到晚期“一縣八進士、三科兩狀元”（1889、1891）轟動整個京城。
桂林的文化鼎盛離不開朱依真遊歷四方的文化渴求和對家鄉教育事業的赤子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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